葛洪及其人生哲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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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葛洪生平及其人生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葛洪（283－363）[1]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为东晋时代著名道教学者。其身世，据《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序》等材料可知：

一、葛洪出身江东土著士族，其父晚年虽随孙皓降晋，但家世仕吴。江东士族素被中原士族视为“左衽之类”，葛洪成长于被歧视的环境里，加之少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维艰。这是个天下解纽、社会动乱的时代，生活于世道乱离之下的葛洪，一生坎坷。丧父之后到二十岁，是刻苦学习的时期，他主要学习的是儒家经书和道教典籍。约二十一岁时曾一度从军，旋及南下广州。约二十二岁至四十岁前，先滞留广州，后回家乡，一边继续学习，一边著书立说，完成了《抱朴子》；其间晋室南渡，拉拢江东士族，葛洪因十余年前战功得以封侯食邑。约四十岁到五十五岁，又一度用世，为主薄、参军之类的佐吏。此后到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

二、葛洪自称：“少有定志，决不出身”[2]，他的“本志”是修仙学道。但从其一生行状看，他实际上是徘徊于儒道、游离于出处之间，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者。在其潜意识中，未免没有儒家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文化心态，但又深知名位难就，仕途险恶，受制于人，不如修仙了道，养性全真，“在我而已”。内道外儒，乃魏晋士大夫普遍的人生价值观，葛洪亦以此安身立命。[3]

三、葛洪于二十岁之前即已学习神仙之道，但因“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4]以后俗情随年事增加而渐渐了却，专意修仙，成为当时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其神仙道教的渊源师承关系为：

左慈一葛玄一郑隐一葛洪

鲍玄－－

这一道派的道术以金丹为主，既不同于三张一系的符水，也不同于上清派的存思。葛洪之师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5]葛洪即继承了这一儒道双修的特点。

四、葛洪好学深思，广览众书，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6]所著篇章中，以《抱朴子》内外篇为代表作，“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7]这里所谓“道家”实即道教，故清人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指出：“虽自以《内篇》属之道家，然所举仙经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种，绝无道家诸子。……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全书外篇的写作在内篇之前，从内外篇撰写的先后顺序，可看出葛洪思想的发展线索是由儒而入道。葛洪的人生哲学思想主要见存于内篇，内篇的主题就是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正如其《内篇·自序》称：“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贵使来世好长生者，有以释其惑”。对神仙长生的追求，这是葛洪人生价值观的终极目标。

神仙长生思想为魏晋的一大社会思潮，流风所及，士大夫亦有信奉者。嵇康《养生论》认为：“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8]相信神仙存在不虚。何敬宗《游仙诗》：“长怀慕仙类，眩然心绵邈”。[9]恋慕神仙之心，跃然纸上。士大夫层中服食长生之风流行，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已指出。士族中产生了世代奉道之家，这在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有详细描述。帝王中亦不乏信道者。雄才大略如曹操也咏唱出：“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10]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11]魏晋社会上活动着为数不少的神仙方士，从事神仙方术的修炼与传播，其活动地域从北到南，十分广泛。据《牟子理惑论》载：“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12]这里虽然说的是汉末三国时吴地交州人学神仙术的情况，但也可看出是由“北方异人”传来，则仙术在北方亦有传播。神仙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力，从孙恩利用道教举事可见。据《晋书·孙恩传》载：孙恩叔父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为道子所诛，“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至孙恩举事，便“号其党曰‘长生人’”，“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孙恩兵败投海自杀，“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13]显然，孙恩利用了民众信仰神仙长生的心理来鼓动起义。上述事实表明，魏晋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不等的神仙长生信仰者，神仙长生思想成为魏晋社会的四大时代思潮之一。[14]

在魏晋的神仙旋律中，不时冒出反调，这些反调衬托出神仙旋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神仙不死的反命题，怀疑、否定神仙长生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回答“世无仙，则焉得斯语”等问题时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桓谭《新论·祛蔽》批评说：“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又《辨惑》指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15]王充《论衡·道虚》追问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牟子理惑论》牟子自称：“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并讥讽：“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16]《三国志·虞翻传》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17]曹植《辩道论》认为神仙之书“虚妄”，仙人之说是“虚妄之词”、“眩惑之说”。[18]《列子·杨朱》载杨朱答孟孙阳问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抱朴子内篇》本身也记载了许多否认神仙不死的观点，如《论仙》载：“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如此众多的神仙不死的反命题，反衬出长生成仙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这些疑问和攻讦，正如其自序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19]

神仙不死如此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生命意识的强烈觉醒。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怖，对生存的眷恋，对生命短促的哀叹，这种悲观的生命情调不时流露于汉末魏晋人的言谈中。《古诗十九首》反复吟诵：“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20]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又徐干《室思》：“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21]郭璞《游仙诗》：“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22]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23]《晋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晚年说：“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24]对生命的忧患和悲叹，以至于悲极而生乐。乐有两类，一类是杨朱式的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已有：“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列子·杨朱》说得更明白：“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另一类是葛洪式的赶紧修仙，逃脱死亡。《抱朴子内篇·勤求》先是警告人们说：“里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长夜罔极，始为蝼蚁之粮，终与尘壤合体，令人怛然心热，不觉咄嗟”。死亡如此恐怖，出路何在？《勤求》继而又劝诱人们修学神仙之业：“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弃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业哉？……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若未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间”。成仙可以长生不死，至少能够“地仙人间”，解除死亡的威胁。上述两类乐观主义的生命论，杨朱式的是无可奈何的苟且行乐，葛洪式的则是高扬生命的主体性原则，我命在我，人力胜天，过分乐观地认为人通过修仙可以逃过生命的自然法则。由此也透示出，魏晋时代人们对生命的忧患悲叹，导致了及时行乐和神仙长生之风的流行，这两股风的社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神仙不死的追求，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生命意识的高度觉醒，乃神仙不死说的强化剂，增强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力度。

魏晋时代，天下纷纷，战乱、瘟疫、政治恐怖，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残酷内讧，今天我杀你，明天他杀我，“名士少有全者”，生命毫无安全感可言。值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士大夫们的人生观亦发生巨变，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为闲适恬淡、隐退山林、自由自在所取代。纷扰喧嚣的尘世带来恐怖与痛苦，汲求功名，活得太累，何如啸傲山林，闲云野鹤，轻松自如。即便是位处庙堂之上，也应象山林中一样，不为俗务所累。内圣之道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的价值目标。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告诫其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5]且其最初的志向不过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26]这道出了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态。士大夫们这种人生价值观的转变，也给神仙思想的传播一个极好机会，为神仙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葛洪的人生哲学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思潮中。此外，葛洪的人生哲学对道家思想采取了批评与吸取的态度。葛洪批评道家，除了从刑法角度，[27]主要还是站在神仙家立场上指责道家尤其是庄子的生命观。《抱朴子内篇·释滞》抨击说：“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又《勤求》批评“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竟共张齐死生之论”，并认为“庄周贵于摇尾途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激烈攻讦庄子的齐死生说，认为其与神仙长生大相径庭。对于老子，他一方面说：“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28]另一方面又赞赏“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29]只要讲长生不死，他便引为同道，反之，即便是道教经书也予以攻击。《勤求》就称；“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砭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抱怨道书没有“究论长生”，只是讲些“浮巧之言”。

葛洪一面批评老庄，一面又直接引用或改造道家的思想范畴。《至理》引《道德经》“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致柔”讲修仙养性。《地真》引老子“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以解释仙经所谓“一”。《辨问》引庄子“盗有圣人之道五”说明其“圣”的含义。[30]《抱朴子内篇》所讲“玄”、“道”、“一”都是取自老子的思想范畴，但又加以改造，赋予了其人生理想的内容。葛洪还将老子神仙化[31]，认为老子是“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乃学而得仙的典范。[32]可见，葛洪对道家思想采取了求同去异、加工改造的方法，以此作为构建其人生哲学的原料。

二、佐时修仙的人生哲学

葛洪的人生理想并非纯粹栖遁山林，隐修神仙，他没有忘记建功立业，平治天下。他主张在现世活动中获得精神解脱与肉体飞升，亦即既经时济世，又超凡入仙，所以他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并且赞同这样的观点：“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33]神仙之道无所不在，期待那些好道之士去修炼，用不着一定要离开人群躲进深山，用不着逃避世事“专修道德”，这方面古之得道者便是楷模：“昔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举；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伯阳为柱史，宁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官于晋，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34]既然如此，又“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只有做到“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才能算是“上士”。[35]这样既能“佐时”，又能“轻举”的上士，便是葛洪心目中理想的修仙者形象，也是他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价值目标。

然而，学仙之士毕竟有“独洁其身而忘大伦之乱，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的嫌疑，[36]道与儒、仙与圣的矛盾明眼人已经发现，且追问葛洪：“圣明御世，唯贤是宝，而学仙之士，不肯进宦，人皆修道，谁复佐政事哉？”[37]看来，葛洪要实现其理想的人生追求，儒道互补，仙圣双修，就必须对儒道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才能令人信服。他是怎样解释的呢？换言之，他是如何调解仙与圣的矛盾呢？

他把二者关系规定为道先儒后、道本儒末。为什么说道在儒之前？他认为：“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38]黄老既能治世又能长生，比尧舜周孔更全面，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称老子“犹龙”，这都表明道在儒先，“侏儒”不知，毁谤道家，实在是数典忘祖。此即葛洪以道为先的理由之一。他褒奖史迁，批评班固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39]这一褒一贬，便透示出葛洪道先儒后的鲜明立场。

那么，为什么说道本儒末呢？葛洪的理由是：“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40]引《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证明“道家之教”兼各家之长，“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从而确定以道为本的地位。从议论“道”的角度看，黄老抓住了“本”，儒家不过“治其末”，因而道本儒末成立。在葛洪那里，道儒的矛盾关系中，显然道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生当以修仙为主，但又不废外用世事，象黄帝一样仙圣两全。

在给道儒地位的先后本末定格以后，葛洪又详细比较道儒的差异：“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取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簿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41]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42]

比较起来，道优越于儒，道为“君长”、“祖宗”，理所当然。葛洪确立道为本为先的地位，并非是要抛弃儒家，他并未完全否定儒家在人生中的价值，只不过将此种价值放在人生目标的次要地位。在他看来，道与儒的位置摆顺了，人生的本末才不致倒置，先后才不会错位，这样的人生路向才不是迷失的。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多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举动之准绳”，尊儒毁道，葛洪对此进行了价值重估，把道本儒末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准绳。

道与儒在人生中的价值比重一经确定，葛洪便设法调合仙与圣的矛盾，向世人说明二者并无根本冲突，完全可以合为一体。就拿儒家最为重视的孝道来说，有人疑问修仙之士“背俗弃世，烝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饿乎！”葛洪释疑说：“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果真能登仙，“先鬼有知，将蒙我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再说“得道之高，莫过伯阳。伯阳有子名宗，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干”。而且“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缘便绝！”[43]经他这样一解释，祖先崇拜与神仙信仰的矛盾便冰消雪化，道与儒水乳交融。

为了调解仙圣矛盾，葛洪还主张道与儒并重兼用，不可偏废。他说：“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44]这就是葛洪道儒合一的理想人格，而其心目中此种人格的榜样，便是他那“明五经、知仙道”的老师郑隐。[45]

道儒合一的人生观还体现在葛洪的生命伦理观和政治思想中，这也是他对汉代道教生命伦理观和政治观的继承发展。[46]他的生命伦理观和汉代道教哲学一样，是道儒结合的产儿，主张修长生之道必须同时解决积善立功的问题。《抱朴子内篇·微旨》引《易内戒》、《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必须积累善行，建立功德，具备慈善为怀、助人为乐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精神”的天才会福佑你，升仙才可望。否则，如多行不义，罪过深重，不但不能成仙，反为天地司过之神“夺算”，减去你的阳寿。不要以为作了恶事无人知晓，你身中的“三尸”神，还有灶神都在暗中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于特定的时日向上天密告你的“罪状”，于是你的生命便在不知不觉中为天地神灵所“夺”。积善长生成仙，积恶寿命减损，这就是葛洪生命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所谓“积”，便意味着数量关系。善积得越多，升仙的位越高，故称：“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这千二百善中，“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47]因此，积善与除恶务尽紧密相关，作一恶事，前功尽弃。尽管成仙以服金丹大药为要，但若“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48]应当积累的最根本的德行是什么？《抱朴子内篇·对俗》引《玉钤经中篇》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忠孝”、“仁信”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以此作为求仙的“本”，这就大大缓解了仙与圣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儒家的“忠孝”等伦理范畴，体现了中国宗法社会的群体性，是对宗法血缘社会伦常秩序的维护。而修仙了道皆竟是个体的事，是自利的，与群体共存的道德原则相脱节，由此惹来不少责难，这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甚多，显示出当时社会对个体修仙者的道德压力。这种群体与个体、利他与自利的矛盾自《太平经》以来便试图加以克服，以跳出为宗法社会所指斥的困境，克服矛盾的关节点就是将忠孝仁义等共存道德组合到成仙了道中去，甚至作为升仙的先行条件。这样一来，求仙的个体存在倾向与尽忠尽孝的群体共存意识就有机结合起来，仙与圣融为一体，构成从《太平经》到《抱朴子内篇》的道教生命伦理学。这种仙圣两位一体的生命伦理学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后来很多道徒对此作了模式化认同。如陆修静《道门科略》称：“上德神仙，中德倍寿，下德延年”，并称：“若救治天下万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将济世美德与生命问题的解决相联系，且划分了上中下三个等级。又如施肩吾《西山群仙会真记·养寿》说：“善养寿者，以法修其内，以理验其外”。所谓“以法修其内”是指道教的“闭精养气，安魂清神，形神俱妙，与天地齐年”。所谓“以理验其外”是指儒家的“孝于家，忠于国，顺于上，悯于下”。合起来叫做“内外齐成”，亦即儒道兼修，长生可成。由此可见，汉魏道教的生命伦理观经葛洪阐扬，在历史中积淀下来，成为道教解决生命问题的模式。

葛洪的生命政治观也和汉代道教哲学一样，主张身国同治，治身身长寿，治国国太平。他阐述了“道”的治身治国功能：“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澄醴彰德洽之符，……疫疠不流，祸乱不作，堑垒不设，干戈不用，不议而当，不约而信，不结而固，不谋而成，不赏而劝，不罚而肃，不求而得，不禁而止，处上而人不以为重，居前而人不以为患，号未发而风移，令未施而俗易，此盖道之治世也。”[49]在一般人眼里，长生之道不过是“小道耳”，“不足算”，但在葛洪看来，“道”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岂唯养生之事而已”，同样可以“为国”，可以“治世”。道的这种“内以治身，外以为国”的内外两种功能，都遵循“无为而化美”的规则，使得岁时有序，天下升平，“祸乱不作”，人民身体安康，“疫疠不流”。因此，对于道的这两种角色功能，“长才者兼而修之”，“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50]这也就是葛洪理想的人生境界。

与其对道本儒末的评价相一致，葛洪把治身放在先于治国的地位，他的理由是：“凡人之所汲汲者，势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虽高官重权，金玉成山，妍艳万计，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长生定可以任意。”[51]这是针对俗人心理，纯粹从功利角度考虑治身与治国的先后缓急，以此证明长生之道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可见葛洪的生命政治观首先解决人的生命存在问题，以此为出发点，推而广之，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治身的目的是长生不老，治国的目的是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结合前述葛洪的生平事迹，可以发现他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也和当时士大夫流行的人生价值取向相一致。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葛洪实践的内圣外王之道和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学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如都抱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都选择内圣外王作为生活方式，但其内在含义却颇不相似。儒家内圣外王学发端于孟子。孔子虽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类的话头[52]，那不过是讲行藏出处随遇而安，由命运设定。孟子则提出“兼济”与“独善”的理想人生模式，宣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3]“达”就是“得志”，可以实现治平天下的抱负；“穷”就是“不得志”，只好独自修身；前者是外王，后者是内圣。从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看，是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即以外王为基本的处世态度，外王失意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一内圣，不得不以独善其身弥补失落感，一旦有机遇，立刻进而建功立业。这显然是以外王为本位，且修身的功夫是培养道德情操。葛洪与此不同，他是把自我价值摆在社会价值之前，即以内圣为基本的人生意义，然后辅之以外王，这是以内圣为本位。且葛洪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修炼神仙长生，又加上儒家的道德修养。他与玄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不同。玄学的内圣外王已非纯儒家意义上的，其内圣之学除了儒家的修身还有道家的养生功夫等。葛洪与玄学的差异在于其内圣的核心是神仙不死而不仅仅是养生，这是道教与道家的根本区别所在。葛洪曾以“千金”为喻表明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世之谓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然，盖亦军国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于告人以长生之诀，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则奚徒千金而已乎？设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谓之为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经，飞九丹，水金玉，则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无量矣”。[54]“军国得失”诚然“贵于千金”，但生命的价值更高，能令人不死，功德“无量”，他的人生价值观就这样体现于对“仙”和“圣”的估价中。总之，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

摘要：葛洪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

关键词：葛洪；人生哲学；佐时修仙；得道匡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