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生态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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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时至今日，关于民族文学的定义似乎“一直是见智见仁，说法不一”，“关于作家的族属问题，人们的意见似乎分歧不大。也就是说，首先要看作家是不是少数民族出身。如果是，就可以考虑将他的作品列入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如果不是，也就不去考虑了”。①那么，本文所讨论的“珠三角少数民族文学”的归属范畴，自然就是以南方珠三角的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探讨对象。在我国南方民族文学的领域，少数民族如果说还是一个相对概念;那么，值得肯定的绝对概念无疑是如何回归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本质———民族文学的书写也依然是安顿自我身心的产物。与汉民族相对比，他们似乎有着更多歌舞艺术的天赋与自在表达，拥有着比相对内敛的汉民族更直接和多样的艺术载体的支撑，那么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是否也应当呈现出与其歌舞风格一致的表情与节奏，有着江水入大海、林鸟夜归巢一般的舒畅自如的面貌?南方民族文学如何反映时代变迁中的少数族群内心的喜悦与忧伤，倾听他们生命燃烧时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如何成为南方少数民族心灵的活地图与温度计?如何真实呈现民族记忆里的残酷与芬芳?如何真实展现现代国度里的民族特点以及人类共通的本性，还有与此相连的地域民族的发展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民族文学应该展现的不再是《荷马史诗》里那种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征服异域、铿锵恢弘的一面;也不再是风情奇趣、引人入胜的离奇故事;更不是停留于表面形式上的民族团结所形成的种种夸饰性赞美文式。地处南方珠三角地区的民族文学，建立在中国民族文学近几十年进步与变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中国民族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珠三角的中山民族作家群体为例，他们的创作中有对南方经济社会以及原先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的观察和对比，有草根生存的经验提取，他们在作品中力图做到有思想、有故事、有文化、有切入点，从而展现当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画卷，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在观照各种文化融合的同时，厚重感、深层审视、文字修养其实正是珠三角少数民族创作中相对薄弱的。基于此，本文以兼具特殊性与同一性的作品为例，梳理出以下关于南方珠三角民族写作的三个研究要点:1．南方民族写作具有审美优势。2．其中蕴含他乡与故乡的纠结。3．南方民族文化生态的现状与问题综述。如何协调与平衡这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也就接通了当下南方民族文学在永恒的古老与创新的现实之间的涅槃生存之道。本文最终得出有关珠三角民族文学的三方面结论:1．异质文化的碰撞使这一地域的民族元素呈现出一种杂交优势与生命力，具有先天的审美优势。2．民族地域寻根的写作可说是寻根文学的一种延伸，有传承意义。3．该地区民族文学面对文化冲突的局限性及出路。而研究以上问题的背景与核心是:南方特殊的写作语境使当地传统资源、民族文化、外来文明之间有着最大程度的整合，不同文化接触和文化冲突的频繁发生，对自身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焦虑无法避免，形形色色的交往无论有无火花都昭示着异质文化的双方或多方可以通过寻找相互之间的文化契合点，来达成更多合作与对话的空间与可能性。改革的移民浪潮改变了南方尤其是珠三角的文化生态圈，进而在民族融合中形成文化共同体。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应当成为民族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南方前沿最为突出的特点。

二、南方民族写作的策略性标识

在谈到语言的实质时，卡西尔认为是“隐喻”，海德格尔认为是“诗”，正是这种“隐喻”或“诗”的品格，使作品变得意味深长，语词如花，使一切被叙述地域如花般绽放，使地域性、民族性写作蒙上了诗性的色彩。民族生活一经叙述，就像被施了魔法般，有了一种神奇的美。很多少数民族作品充分展现了这种书写的魔力，使自己生活的周遭与现实变成“语言的乌托邦”。“一个无与伦比的异族美人有时并不完全基于自身那种原生态的美丽，往往因为有传说、有典故、有叙述而成为经典，正如海伦的美是因为后世人对特洛伊战争的反复描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同样也会因世人的反复吟咏而附丽了许多额外的内容。”①在南方这片沃土之上，民族书写为民族地域蒙上了魔幻的色彩;民族书写使民族身份凸显、民族文化进步、民族生活喜悦;民族书写使民族之魂变得柔软而安详。遥远而美丽的《荷马史诗》《吉赛尔》《图兰朵》，在西方古老的民族文学里颂赞的自然是古老的爱情，所有民族的作品也无一例外，情感被反复吟唱，是因为在现代尘嚣中它日显苍白和荒谬，虽然它一直存在着，却只在民间的歌声中才表现出分量。是什么声音在高高低低地牵引着，让人不能心如止水?是什么声音在不动声色地蔓延着，将率真质朴放回情感中去———“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这一刻，情爱因为没有文明教化的打扰而变得美不胜收、自然而然。又譬如舞蹈这种艺术形式，近乎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身体扭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与天赋，可一个汉族人通常会羞于用舞蹈来表达思想感情，古老的舞蹈本能深藏于他们的体内而不自知。而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一切似乎都还是那么随性而自在———我舞蹈，因为我忧伤;我歌唱，因为我喜悦———这样简单而又纯粹的生趣与美感，是被现代人日益疏离与陌生着的，这种差异性恰巧成就了民族文学独具的美感。正是“珠三角”“少数”“民族”三个关键词的组合，赋予了珠三角少数民族及其文学以陌生与魅力的特权。在珠三角特殊的写作语境中，传统资源与外来文化有着最大程度的整合，沿海地区所谓的海洋文明“赖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始终牵引着文化纬度的世俗性”。①在此基础之上，一种世俗情怀与利益追求为导向的文化心理与创作心态，势必影响着整个南方文化大系统内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诠释该地区创作的一个标向。

在此背景下，聚居于此的各民族对日显保守的农业文明及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反观，对精神家园的浪漫描述与追寻，无疑使南方文学中的民族元素具有先天优势，使南方民族文学作品更容易脱颖而出。在南方的都市里，少数族群这生命的歌、古老的唱本是各民族与生俱来的生命状态，如今蜕变为陌生，而这份陌生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石破天惊地存活于姿态万千的当代生活里，形成一种距离产生美的创作优势。现居广东中山市的土家族作家谭功才，以其出生地为蓝本创作的《鲍坪》，在其个人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引起了最大程度的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之前他的个人写作基本没有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做过如此集中的民族抒写。《鲍坪》分别从地理、人物、风俗、风物四个方面来描摹故乡鲍坪的人情风物，表达了作者对于土家族故土的怀念之情。《鲍坪》的创作意义、写作手法和内容的匹配都基于作者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正确定位，一个作家的成功不仅仅依靠笔力，风格、特点、方向形成合力，亦即综合表现力，对于作家的创作前途也能形成决定性影响。《鲍坪》被关注，因为这是一部带着温度和厚度的反映乡愁的作品，更因为这是一部恩施土家族的丰富人情志。于南方诡谲多变的文学市场，个人写作的策略性规划就更为重要。正如孔雀舞之于杨丽萍的意义，文学作品的辨识度是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元素之一，对少数民族作品而言，甚至更为重要。“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有先天的、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学土壤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立足于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再现独特的民族生活画卷，反映民族的风土人情，展示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与矛盾，这些应该是少数民族作家的独到之处和作品理想的追求。”②南方珠三角民族文学同样浸洇在古老先祖图腾与灵魂的沃土之中，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素材与先天优势，如能将目光与关注铺展开来，深入挖掘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民族情感的最深处，以自身最为熟悉的生活开发文学写作的根据地，直至形成个人写作的生态链，而不只是私人意义上的地方志、风物志，这才是具有流动感的民族生命写作，这才是一个民族抒写者永恒的精神退守之地。

三、他乡与故乡的平衡

与对话说到一个民族抒写者永恒的精神退守之地，就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他乡与故乡”的问题。文学界普遍可见的一种现象:写作者常年飘泊在外，已经无法分清故乡与他乡，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更迭，使得一大批各个年龄层的作家沦为无根、无乡愁的作家;从而形成了一种无根、无乡愁的文字书写;再从而形成对于这种“无根文学”的现象探讨。这类文字及作家的都市化写作本身没有问题，也不乏力作，问题是他们偶尔为之的乡愁令人起疑———当他们为现代文明的物欲所累他们就还乡，返回生命的原点、精神的家园，留下一些原乡人的感慨;一旦离开那片故土，那中的一条船便随之隐没。这种情况当然还包括了不少著名作家。那么读者会问:既然如此眷恋精神原乡，为何离开，又何来感慨?不如逍遥自在，常居旧地?如此功利的怀乡之情岂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显得惺惺作态?这样的质疑虽略显简单粗暴，但也表明了他乡与故乡之间这种双重人格之纠结，在珠三角民族文学的发展中应该说表现得更为明显与强烈。其实无论身在他乡的少数民族作者，还是长居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他们都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归根结底，“无根”也不是完全的无根，总归是有出处的人，就免不了在作品中露出蛛丝马迹。现居中山的苗族作家杨彦华认为自己是基本没有乡愁的写作，其小说《女神之死》中的巴人“当初从中原和江汉平原逃离”，最后在楚国战败后回到夷水，及其间出现的江陵等背景，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她的湖北故土，遑论小说中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仅字里行间那种突如其来的巴楚幽默都带有其出生地的气息。

四、珠三角民族文化生态的演变与走向

在地域与时代交织而成的文学坐标之上，开放包容、和而不同成为民族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南方前沿最为突出的特点。仅以珠三角核心地带之一的中山为例，一座900年前以“香山”命名的城市，改革之初被称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四小虎”的侨乡，与港澳毗邻，如今当地的文化生态圈却被改革的移民浪潮改变了，进而在民族融合中形成文化共同体。难以想见，就在此地，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者业已聚合成为初具规模的团队，包括谭功才(土家族)、刘春潮(白族)、杨彦华(苗族)、杨昌祥(苗族)、黄祖悦(土家族)、田夫(苗族)、李绪恒(土家族)、黄建(土家族)、乔明杰(土家族)、刘作术(土家族)、邱运来(土家族)在内的一个阵容庞大、创作活跃的民族作家群，在各具特色的同时又具有一些共同的写作特征，同时也映照出珠三角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些总体特征与演变。其一，异质文化的碰撞使这一地域的民族元素呈现出一种杂交优势与生命力，具有先天的审美优势。聚居本地的各民族及其传统文化，以诚信义气、务实求利、生而平等的性格，将对日显保守的农业文明及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反观，融入到南方文学的创作中。中山整个少数民族的创作群体，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途径，多方位地去丰满中山与他们的故土，契合了他乡与故乡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不安与矛盾，以及经历纠结后的和美与发展。现居中山的“60后”苗族作家杨昌祥，也有着类似于谭功才在《鲍坪》中对湖北清江老家的不舍，例如他写传统节庆的温热在一个少年心底留下的永远的沉淀。相映成趣的是，在随笔《马，永不停蹄》中，杨昌祥又仿如物换星移的大时代背景下的一粒微尘，不再如儿时故土那般地笃定悠长，取而代之的是飘移过程中人之常情的心理变化、两种生活境遇的交接、隐约的不安与期待。这些文字光影中的他乡与故乡，记录了城市与乡村的沧桑变化，塑造了多面形象，使得中山等珠三角城市更为立体，也使得内地故土更为人性。当然，各式各样的文字有着自己不同方向的延伸，可能是有关城市生活的真实答案与秘密，也可能是曾经的民族地域之上文人墨客的想象与浮世的交相写照。可无论我们翻开哪个活生生的文本，都是相得益彰的双城记，徜徉其间，历练感怀。其二，民族地域寻根写作成为寻根文学的一种延伸。作家邱华栋在评价《鲍坪》时认为:“该书可以称得上一部独特的地域词典，也可以说是寻根文学的延续。印象中可称得上地域词典写作的寻根小说代表有韩少功等，他们发现了地域，构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寻根文学最早是从刘心武开始的，从那里开始了寻根文学的书写，一直到现在都有发展，直到现在出现了没有文学之根和没有乡愁的人，地域词典式的写作可说是寻根文学的一种延伸。寻根文学以每十年一变的发展至今，信息量已包括了民族的、个体的生命体验，而且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要用各种学说来解读了。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写出《中国人在梁庄》、‘中国人在鲍坪’或‘中国人在哪儿’这样的书，它反映的是持续的群体的文化记忆，有如《马桥词典》《哈扎尔辞典》一样，是多元文化碰撞下的产物，但写作的差异性可以很大。”①哪种民族文化不曾面临显赫一时的片段、落魄演变的历练、茫然无助的将来?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强烈地顾恤过去，缅怀由农业社会逐步变为工业社会后已然沦丧的传统文化。如果他们不肯活在新的生活里，生命将会是“将现在转化为过去的救赎和补偿”，“重复、反照、封闭而不是开展、继续”，那么注定只能在现实的残酷与记忆的芬芳之间徘徊、扑空、失重、永不超生。正如擅将历史人物推入乡愁之境的白先勇，其“最后的贵族”系列最悲悯之处恰巧在于没有了一丁点儿乡愁的牵绊，那种自在看似超脱于残酷与芬芳之外了，实则是历史身份的消亡与悲怆的虚无。寻根的书写往往将情感诗化，用诗歌一般的情韵和意境来象征人物的悲剧情怀，使悲剧主题上升到人生哲理和历史意义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历史的符号，是所有“他乡客”所特有的“文化乡愁”的佐证。民族文化的升降浮沉表现了那种地域文化甚至整个社会形态的沧桑变幻，寄寓着作者对过去、对自己最美好时光的哀悼和对“已经逝去的美”的怀念，激荡出礼魂思旧的情韵。但大多作者都不能在现实关系中全面而准确地解释历史性的悲剧冲突，所以只能含泪将人物交与超出冲突者自身的命运去摆布，而只以悲天悯人的文学情怀唱尽那“一种繁华、一种兴盛的段落，一种身份的消失，一种文化的无法挽回，一种宇宙的万古愁”。②

当一大批所谓的“无乡愁”作者形成了寻根文学的断层之后，又用他们新的态度、新的角度与手法继续新一轮的寻根，在说明“寻根”魅力的同时，也说明这种传统型写作有随时被消解的危机，这也正是南方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所要面临的生态问题。如果说寻根文学“每十年一个变化”，不如说“每十年一次反思”来得更为准确，文学的法则应该是亘古而永恒的，那些基本的东西依然不可撼动地坚守在那儿，因此珠三角民族文学对地域寻根写作的执著与延续，只能说明地域寻根写作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同样也说明人们对渐行渐远的文化记忆的不舍与挽留。其三，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少数民族文学不能不面对由落差而凸显的种种局限性:南方民族的地域性寻根写作，到底应该是一部私人意义的地方志，抑或应该是婀娜多姿的生态图?什么才是摆脱了民族写作夸饰性赞美、凸显地域与民族复杂性的夯实而地道的民族新作?怎样写出被现代文明摧逼之下的南方少数族群的生存状态，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被毁掉的乡土、流失的传统却无能为力之时?身处南方的文学博士李德南认为:“南方民族文学的写作者们应当在书中使用独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调以及他们关于民族生活的私人经验来讲述民族地区的人情风俗、风物地理，因为……至关重要的私人经验是不可或缺的，有私人经验在内的文字才会有独特性。然而，写作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验要能够被其他读者所理解与认同，就要在书写中自觉地以自己的民族身份、游子身份、某一代人的身份来重构、再现具有公共性质的经验。”①当下的中国还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人类共有的话题诸如陌生与标识、他乡与故乡、现代与寻根的关系凸显了出来。综而观之，南方珠三角民族文学以中山民族作家群体为代表的作品，致力于将各种文化融于一体，关照草根生存的状况，这样的尝试对整体民族文学的写作是有启发的。《鲍坪》以及其他在珠三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创作，对过往的民族生活有着相对客观的描写和合乎逻辑的细节品质，平实朴素的文字风格与内容基本协调，但在情感的深度挖掘与文字的品质与风格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如果仅仅停留在记忆的复述、简单的不舍、空洞的怀乡，什么身份、经验都必然缺乏坚实的支撑，更谈不上对现有生存状态的准确呈现与升华。

一直以来，我们的少数民族写作中似乎形成了一些习惯，在表现独特性的同时过于依赖少数民族民俗风物中的猎奇成分，从而夸大了民族审美的陌生化。在一些浮夸的表象之下，民族文学流于地方志、生态图、个人志也就是必然的结果，而民族文学若要与其他汉语言作品站在同一级台阶上较量，必须扬长避短。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南方珠三角民族文学写作的走向也逐渐清晰:如何从更立体的层面去抒写细节和情绪，使我们民族文学在历史的蜕变中成为相互了解的最佳途径;如何在一个小的场域里写出大的时代背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表达出尊重自我内心的写作姿态;如何写出地域民族的复杂性和细致鲜活的人性，包括对民族问题的干预、穿透和对民族文化的深层审视，令我们的民族文学做到真正的自省。总而言之，如何有分量地替少数民族发声，这肯定也是我们今天的南方珠三角少数民族文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作者：阮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