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述评雅俗分化倾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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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当代中国文学评论显示出较为鲜明的两大特色：一方面，在学术界，中国文学评论在近一个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二十几年学习各种文学理论并加以摹仿实践，形成了“西化”的现代评论模式。与中国传统的考证式和感悟式的评论模式不同，现代文学评论要求更加学理化。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当代文学评论由于过分强调理论，出现了极端化倾向，有脱离现实之嫌；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学的兴起，出现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它对当下热门作家及作品作出一般评论，因语言通俗生动、结构精巧凝练而受到大众的青睐，且因其背后的商业价值大有推而广之的趋势。但这种批评缺乏理论内涵，对文学评论及理论本身的建构无太大作用；加之炒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评论的价值，并削减了其社会作用。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文学评论有两大倾向：一朝雅，日益理论化、抽象化；一向俗，更加通俗化、大众化。我认为，两种文学评论各有利弊，并存在互补之趋向，应当将两者相结合。

一、阳春白雪：学术界的文学评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评论写作通过进口的文化资源，从弗洛伊德到后现代主义，从‘三论’到解构主义，乃至目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理论，迅速地走完了西方社会的百年文化的历程。中国在二十几年的探索中摹仿各种话语模式不下数十种之多，形成了‘西化’的现代批评模式。”①其特点是日益理论化、抽象化、系统化，并且在学术界这些成为评判文学评论优劣的标准。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此类“理论批评”式文学评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从某种理论视野出发，在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支撑完善原理论；或依据作品，推出新的理论范畴，乃至借此创建新的理论体系。最早的代表当属王国维，他借用叔本华的“欲望——解脱”哲学和“悲剧美学”从新的角度来阐释《红楼梦》。《〈红楼梦〉评论》一文不同于以往的感悟式和考证式文学评论，而是一篇有严密的理论系统、有层次有组织的现代文学评论范本。所以有学者认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艺评论现代转型的起点。这类文学评论在二十世纪以及当下的中国文坛几乎一直占主流地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评论的基础或依据是某种理论，通常是西方某文学理论。”②如叶嘉莹女士在《论词学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创造性地使用西方女性主义原理研究中国词学，打通中西，在中西文论中架起一座桥梁。二、“理论批评的结论是某种理论内涵的展开，被评的作品往往成为某种理论意蕴的‘例证’。”③像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作品就成了叔本华哲学的证明。三、“评论话语的基本词汇是某些理论术语”④，如“陌生化”、“虚拟化”、“后现代”、“解构”等；“批评话语的内在结构是基于理论术语之上的逻辑构成”⑤，整部作品步步论证，成就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种现代评论模式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在其实践过程中就具有了西方科学推理的思维特点，带上了理性思辨色彩。这与中国传统文学评论的“纯以感发为主”不同，因而对中国文学评论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中国的文学评论从而获得了一个创新的视角或视野，即以一个‘他者’角度，从而使文学评论的‘总体空间’扩大了，并增加了评论的维度。”⑥其次，学术界的文学评论也获得了一种理论深度，“使中国文学评论由个人化的感性操作和索引式的实证，转向了某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思想性论说。”⑦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文化正在与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化接轨，将西方文化拿来为我所用，体现出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但是必须要看到这种“包容”不是无偿的，是有代价的。自从“理论评论”占据评论界的霸主地位后，贬低、排斥非理性的评论，从而使中国传统评论远离学术中心，走向边缘，甚至失去其合法身份而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学术，这样就耽误了我们对传统文学评论的深入认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缩小了文学评论的空间。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引发了争论，许多学者指出当下的文学评论理论脱离实际，脱离作品，作品不再是评论的中心，而成为某理论的“例证”。文学评论对抽象、思辨的无度追逐，使作品和评论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从而造成了作品与理论的不和谐乃至脱节。更有甚者，作品与理论仅有一点勉强联系，评论者就生搬硬套，用带“陌生化”效果的理论术语拼凑成一篇评论。这类评论在学术界并不少见，以为越是抽象就越好，语言晦涩生僻，却不知言之何物，连专业学者都读得昏头脑胀，更别说要让一般读者读懂了。结果造成这类评论丧失其社会功能——因根本不为大众所接受，所以无法对大众阅读起到指导作用。长此以往，这类文学评论必将失去更多的接受群体，自毁前程。然而在迎合大众阅读口味上，另一类走向通俗化的文学评论却相当成功，同时也给予处于高处不胜寒的学术界文学评论以现实支撑。

二、下里巴人：大众文学的文学评论

当代大众文学兴起，中国文学评论写作在新的体验下出现一种新潮文体。这类文体的摇篮是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文艺杂志而非专业的学术期刊。在许多杂志中，有一个专门的版面用来介绍新书。像贝塔斯曼书友会，在《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的中缝，常列出若干书的封面，封面下方就是一篇十分短小的文学评论，对书的内容作简单的介绍和粗略评价，有助于读者对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与了解。这类评论在当下的文艺界可用“泛滥”一词，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如下：“在篇幅上，它呈现出一种十分克制得体的框架形态，一气呵成的阅读成为其文字的容量尺度；在语言表达上，洋溢出近乎狂热的修辞癖好，借助译述资源而引进的新名词术语包括新典故成为时髦的装饰；采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作为主语的判断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个性体验；在观念上，同样借助译述资源而张扬出的差异性、反叛性的阐述立场。”⑧同时，在这样一种新评论、新学术风格的形成下，作者也如愿以偿获得了评论家或学者的身份认同。黑格尔说过，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大众文学评论因其巨大的社会效应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首先，它适应了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属于快餐文化。通过它，人们可以直接找到自己感兴趣或需要的书，从而节约了选书的时间。其次，这类通俗短小的文学评论对读者阅读起到促进作用。进入读图时代，人们的阅读量迅速减少，而这类文学评论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为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读者准备了自助餐式的开胃品，起到了刺激大众阅读欲望的作用。再其次，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因此，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大众文化有助于提高国民整体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最后，这类文学评论还满足了一部分文学爱好者的身份认同。他们虽不是专业评论家，但热爱文学，有施展文学才华的欲望，大众文学评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舞台。他们在引导大众阅读时尚化、先锋化的同时，既对文学事业本身有所推动，又满足了自我表现的要求，其才能得到展示。此类文学评论追随大众阅读兴趣，走向下里巴人，因此拥有更广泛的接受群体。但是，不少学者已然认识到，这种“走马灯一般流逝，万花筒一般变化的学术造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疏离”⑨。到底大众需要何种文学，这类文学评论并不能做出回答。针对这类通俗化文学评论的弱点，我认为，需要学术界真正有眼光有实力的评论家给予适当的理论指导，从宏观上正确引导大众文学评论的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将两类走势相反的文学评论相互融合，相互补充。

三、下里巴人走进阳春白雪，理论批评与实践相结合

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越来越高水平的教育。人们的普遍阅读水平大幅度提高，能够并且愿意阅读有更深意义内涵和更大理论价值的文学作品。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在优秀的作品中才可获得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体味到更大的阅读乐趣。在这里，代表“下里巴人”的大众已经有了走进“阳春白雪”这一雅境的准备；另一方面，就需要有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学作品。这就要求作家与学术界做出积极回应：作家依据当下现实创作出真正具有社会内涵和思想意义的优秀作品；评论家则投身实践及时对作品作出具有一定理论视角的评判，同时语言上则尽可能晓畅、明了，做到雅俗共赏，为大众所接受。这样，两类文学评论相结合，既了解和满足了大众阅读的真正需要，又提高了人们的阅读水品和理论素养；反过来，人们要求更有思想价值和理论内涵的作品及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又可推动中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成熟。正是在这样一个互利的良性循环中，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在这里，我作为搞文学理论研究的，绝对称不上学者，出于某些切身体会，对中国文学学术界提出两点建议：一方面，作家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描述芸芸众生当下的生存状态，反映其背后的真实思想，写出有深度的作品；对应的，评论家一定要关注现实，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思想和理论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也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可以真正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发挥作用，并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