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述评坚持正确指导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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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的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对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症候”进行了观照和分析。虽然其中不乏比较中肯的见解,但是由于作者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作为理论视角观察文学创作现状,因此不仅有些提法空泛、抽象,而且不少观点也是模糊、错误的。就像一个医生由于缺少诊断疾病的先进器械和方法,因而不可能准确地判断病情,也不可能正确地开出疗治的药方,这样还可能加重“症候”。对此,我们谈些粗浅的看法,以与雷达同志商榷。

一、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根本错误

我们认为,首先在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雷达同志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中所持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一)如何看待我国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前提,首先是要弄清我们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应该坚持什么方向。摆不正这个大前提,不仅看不准问题,而且还会把问题看偏。我们知道,尽管文学艺术中有一些超越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全人类性的非意识形态因素,但究其本质而言,文学却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具有一定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人民性的。据此,毫无疑义,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雷达要我们繁荣和发展的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对此,他以肯定的语气说:“现代以来至今,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国外思潮和观念已被中国作家所接受。虽未言明,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并以赞同的口吻说:“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新的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尽管有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一直断言,说这是个应该而且必将出现文学巨匠的时代,可巨匠似乎迟迟不肯露面。”很显然,雷达与我国某些学者和作家一样,因为受了西方全球化理论中的“文化普遍主义”的影响,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的文化趋于同质化,我们就应该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接轨”。十分明显,他们在这里完全消解了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学混为一谈。他们要我们“融入”的“世界文学主流”,是盛行于欧美、流行于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学潮流,他们要我们参照的“伟大作家”竟然把胡适也包括在内。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指出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文学艺术不同于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和体育竞技,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和公认的水平。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由于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不仅很难与资本主义文学艺术趋于同一,而且也很难“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学主流”。因为两种文学艺术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那么多伟大和卓越的作家和作品,没有一人或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至于胡适,不说别的,单就艺术成就而言,也不能与鲁迅等伟大作家相提并论。由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文学当然也要以那些超越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全人类性的非意识形态性的东西走向世界,但是主要的还是要以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特色走向世界。我们当然不能到世界上简单地去进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要艺术地和审美地展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特别是要针对国际敌对势力的“中国威胁论”,充分展示我们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强烈愿望。我们当然也要不断增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但是在当前我们不可能也不屑于“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因为作为当前“世界文学主流”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学,虽然其中不乏进步的有益的成分和因素,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但其思想体系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指导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文学如果“融入”这样的“世界文学主流”,那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性。今天有的“作品”不是已经为霸权主义者张目了吗?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

(二)如何看待我国现当代历史和革命文艺传统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离不开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提高我们文学创作的水平,必须以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特别是不能脱离我国现当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及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传统。而雷达同志显然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对这一切都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90年代的小说普遍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部分作家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实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过去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疑义。90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这就把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统统算在了我国现当代的革命历史和我国革命文艺传统的账上。这是需要加以澄清的。我们认为,我们党所领导的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我国革命文艺事业,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过这样那样的缺欠和失误,但其主流是正确的、进步的,其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不知雷达同志以什么尺度评价历史,竟然把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前12年也加以贬斥和否定。在他看来,“90年代以前”,我国作家所坚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都是“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自现当代以来”,我国作家所进行的“文学审美”创造,受到“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他一连用了那么多的贬义词,那么多的“伪”,简直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难道这不是对我国作家所坚持的信仰、信念和理想,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我国革命文艺所形成的昂扬向上的光荣传统,做了最彻底的否定吗?如果像雷达同志所说的那样,我国社会和我国文艺能有今天这样的兴旺景象和繁荣局面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是要从一片虚墟上开始吗?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作家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难道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缥缈的“虚幻理性”吗?党领导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难道是不切合实际的“政治乌托邦”吗?我们所坚持的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难道只是虚浮的“浪漫激情”吗?我国革命文艺所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包括江姐、许云峰、、杨子荣、朱老忠、梁生宝、雷锋、王铁人、焦裕禄等等,所描绘的革命和建设的情节场面,包括长征、抗战、大决战、大进军、开国大典、石油会战、两弹爆炸、卫星上天等等,所表现的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所创造的真和善的典型形象,难道不是真崇高、真宏大、真权威、真浪漫、真美吗?为什么都要加个“伪”字予以否定呢?很明显,雷达同志所否定的这一切,同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所宣扬的“告别革命”,“抛却理想”、“躲避崇高”、“拒绝壮烈”等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滥言,不是如出一辙吗?

(三)如何看待党对文艺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而这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性的导向”来体现的。在当前,这种“政治性的导向”的内涵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思想,以及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党的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此外,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全会的政治报告、公报、决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我们党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团结鼓劲”的宣传工作方针,也应视为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性的导向”的内容。而雷达同志却在阐述作为其立论的核心论点的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时,轻率地说什么:“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扬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他认为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性的导向”是“浅薄”的,不“广阔”的,并在“导向”二字上面加了引号以示否定。对此,我们是很难苟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论断,这当然是正面精神价值声音的最强音。按照雷达同志的逻辑,难道这种“政治性的‘导向’”也是“浅薄的”、不“广阔”的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未简单地要求过文艺创作仅仅“表彰好人好事”,而是深刻地指出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要求文艺创作塑造“倔强的、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特别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邓小平)。对于这些具体、实际、丰富、深刻的具有“政治性的导向”的论述,雷达却借“有人”的“理解”歪曲为“浅薄”的“表扬好人好事之类”,以反衬和凸现他自己的所谓“正面精神价值”的空泛、抽象、不切实际的说教,其错误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四)如何看待文学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作家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的作品,应从历史的高度把握这个时代的特征。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文学的历史证明,古今中外所有进步的作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关注民族的命运,反映人民的心声,抒写时代的精神。在当前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文艺工作者自然就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用自己的作品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群众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奋斗。但是,雷达同志虽然也说“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气候决定着该时代一般作家的文学命运”,但却毫不涉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总体特征与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当前文学创作与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之间的差距。只看到文学的商品属性和市场价值,毫不涉及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认识教育功能。只看到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与市场要求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多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既不探讨文学创作如何把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的问题,也不探讨作家如何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的问题。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实际问题,雷达同志不仅避而不谈,反倒赞同国外某大导演的说法,要我们的作家把作为读者的人民群众看作“对手”,“千方百计以艺术感染力征服对手”,“提供出使你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实际上“新东西”不一定就是对读者有益的好东西。如果思想内容不好,艺术感染力越强,危害性会更大。这实际上只是教唆作家如何狡猾地做市侩,如何巧妙地从读者口袋中骗钱而已。

二、不准确、不透彻的“症候”分析

雷达同志在分析当前文学创作的“症候”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缺失。由于理论依据不当,这些判断和分析有的是不准确的,有的还是错误的。

(一)雷达同志认为,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这种判断首先是概念范畴就有错误。因为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人的一切有意识的生产实践活动,一般都叫做生活活动而不是生命活动。动物的一切无意识的生存本能活动,才叫做生命活动。所谓“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我们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身心投入的写作、触及灵魂的写作、甘于寂寞的写作、富于独创的写作。这是指从西方引进的建立在生命哲学、生命美学基础上的写作。所谓生命哲学、生命美学这种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柏格森和德国的叔本华。他们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不间断的“生命之流”,它不间断地实现着“生命的冲动”,整个世界就是“生命”的不断“冲动”的过程。而“生命的冲动”,则是内在于生命中的“生命欲望”、“生命意志”。“生命冲动”和“生命意志”是绝对自由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因而人无法借助于逻辑思维来认识,只有直觉才能发现生命之流的本质即世界的本源。而直觉纯粹是内心的一种体验,是一种神秘的和非理性的活动。由此便认为艺术的惟一源泉就是这种“生命之流”或“生命冲动”,艺术的惟一目的就是再现这种“生命欲望”或“生命意志”。可见,这种建立在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基础上的“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是一种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纯粹表现个人的主观的非理性非科学的生存本能和原始冲动,以及表现所谓“现代孤独感”的独创性写作,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进行的客体与主体统一、个体与群体统一、感性与理性统一、现象与本质统一的写作。所谓“生命写作”等等,实际上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水平的写作。真正要分析当前文学创作的“症候”就会发现,正是这种所谓“生命写作”的文艺思潮传入我国后,已在文艺界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一些学者把生命导入低级的感性活动和纯直觉的无意识活动,把作家引向偏离生活的幻觉和自娱自乐的“游戏”,把文学引向对自然人性的过分张扬和对感官刺激的肆意渲染,把创作引向对自我表现的恶性膨胀和对人文精神的彻底消解,从而使文学创作沿着由“外宇宙”向“内宇宙”、由现实向非现实、由群体向个体、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社会属性向自然属性、由精神追求向肉欲横流的轨迹发展,使文学创作越来越成为远离社会公共领域的个人自恋式的隐私展览。所谓“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身体写作”“、玩文学”、“性文学”等等,无不是这种写作走向极端的怪胎。因此,这种写作不仅不是缺少,而是泛滥成灾了!试问雷达同志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

(二)雷达同志认为,现在文学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他在否定了“当下政治性的‘导向’”之后,抽象地、空泛地、孤立地、片面地说:“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我们认为,精神是对物质而言,正面是对反面而言,价值是客体对主体而言。精神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的意识活动,是由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特别是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价值作为客体属性和功能满足主体需要和发展的一种效应关系,是由主体的发展需要和客体的本质属性两个基本方面构成的。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的正面精神价值,与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反面精神价值,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以真善美为内涵的正面精神价值,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具体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在与形形色色的假恶丑的斗争中形成的。一定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正面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正面精神价值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空泛的、抽象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体现和内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历史新时期,正面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它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也是社会主义新人伟大人性的集中体现,更是具有全人类性的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的精神力量。关于正面精神价值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精辟论述,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更是把正面精神价值和反面精神价值辩证统一起来的典范。而雷达同志却撇开这些被他认为是“浅薄”的“政治性‘导向’”的深刻论述,脱离一定时代具体的时代精神,空谈“民族精神的高扬”;脱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的人,空谈“伟大人性的礼赞”;脱离一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空谈什么“普世价值的肯定”,什么“人格、尊严、正义宽容”等等;脱离对反面精神价值的批判和否定,空谈对“正面精神价值的弘扬和肯定”。这种空泛的抽象的说教,只能把文学创作引向歧途。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有这样一段精辟言论“: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扬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雷达同志的说法错在何处,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三)雷达同志认为,现在文学的缺失,“第三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的能力”。这种判断有些道理,但是却没有指出问题的实质,也没有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没有提出克服这种缺欠的办法。我们认为,“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其实质主要是缺少对崇高理想的积极追求;“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实质是缺少用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分析生活的能力。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认识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左”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损失,以及由于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加之“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告别革命”、“抛却理想”、“躲避崇高”、“拒绝壮烈”等“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的影响,致使一些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缺少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这才是当前文学创作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此外,在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和表现革命理想等方面,曾经出现过某些违背审美创造规律的简单化做法,特别是新时期在批判这些简单化做法以后,一些人却错误地对典型化的创作原则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表示了淡漠,这些都影响着从艺术上对时代生活的理想追求和整体把握。我们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具体个性化与普遍概括化相统一的典型化创作原则,以及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作家实现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提高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能力的最好途径。正是这些被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不断遭到非议和否定,才导致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目光短浅、视野偏狭、认识肤浅、思想畏缩等现象,才导致一些作家缺乏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观察认识生活、驾驭创作题材的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雷达显然是忽视了!

(四)雷达同志认为,现在文学的缺失,“第四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这个判断也还比较中肯,但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因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宝贵的原创能力”,包括在思想内容方面能独具慧眼地提供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新情节、新角度、新意象、新启示,而在艺术形式方面则是能适应表现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提供新体裁、新结构、新语言、新方法、新技巧。一句话,能够创造前人未曾创造过的新东西的艺术独创能力。创新是文艺创作的生命,推陈出新是文艺发展的规律。成功的改编也是一种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可是创新离不开生活源泉与文化传统,要从生活源泉中吸取营养和从文化遗产中获得借鉴。只有深入生活实践和刻苦学习钻研,获得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学识积淀,才有可能逐步具备原创能力。我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敦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大师,除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审美实践之外,哪一个不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巨斧?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诱惑和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认真深入社会生活实践,不刻苦钻研中外文学遗产,不熟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不了解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又不屑于学习文学理论,不努力磨炼文字基本功和提高艺术表现力,缺乏勇于探索创新的胆识和勇气,创作不出新东西又不甘于寂寞和冷落,于是只好投机取巧、迎合时尚、浮光掠影、热蒸现卖,甚至追风模仿,出现了畸形复制的现象。这种畸形复制的现象既包括蹩脚的模仿,也包括拙劣的改编。往往是某一题材市场走俏,便“一窝蜂”似地跟上,人物情节大同小异,撞车现象层出不穷。至于那些以所谓“人性化”处理糟踏经典作品的拙劣改编,就更令人厌恶和愤慨了!对于这些问题,雷达为什么也避而不谈呢?

三、当前文学创作究竟缺少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指出的问题,显然并没有抓住要害和实质。我们认为,与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相对照,当前文学创作缺少的是:

(一)缺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心骨。笔者之一的梁胜明于1987年11月17日在《甘肃日报•百花》文艺副刊上以“本刊评论员”名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心骨”的概念。因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一种思想或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并且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因此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必须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文艺界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倾向。不少作家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认识文艺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对文艺为群众和怎样为群众这个文艺思想的原则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艺和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这个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根本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认识;对文艺的性质、特征、规律、功能等基本问题,对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内容与形式、世界观与创作、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辩证关系,也缺乏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性、怎样正确对待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等问题上,存在许多模糊观念。往往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前文学创作中的许多症候,其病因主要都出在这里。就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来说,政治不仅被淡化、疏离,而且被否定和排斥。这是造成许多文学创作内容卑俗浮浅、思想境界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个问题,著名作家梁衡有一段精辟论述:“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绝对分开”。“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见《红色经典》222页、224页)这真是言简意深,句句破的,值得我们深思。

(二)缺少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主旋律。笔者之一的梁胜明也曾在1984年3月15日的《甘肃日报》上提出了文艺创作“主旋律”的概念。像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必有一个声部演唱或演奏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作用一样,社会生活本身也是既丰富多样又有主要潮流,文艺创作也是既有多样化又有主旋律的。唯其如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三种文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补,政治上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文艺作为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现象,无疑也是多成分、多层次、多样化的,也应当是有主声部、主格调、主旋律的。这种主声部、主格调、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我们党最近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是对这种主声部、主格调、主旋律和主文化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新概括。我们首先必须倡导的当然应是艺术地反映我们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表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作品。此外,无论是反映现实或表现历史,无论是重大题材或日常题材,无论是歌颂光明或揭露阴暗,只要能艺术地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灌注其中,并能给人民群众以思想启示和精神鼓舞的作品,便都可以荣膺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主旋律的桂冠。但是,尽管我们党千呼万唤,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扶植,但堪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文化的有艺术魅力的主旋律作品还是不多,精品力作就更少。而那些属于“亚文化”甚至“反文化”的作品,却大有引领潮流之势。那些以“三脱离”的“自我表现”为主要特征,宣扬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阴私揭秘、色情纵欲、颓废堕落的作品,那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作品,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当竞争和合法经营原则,为社会强势集团的非法经营和畸形暴富提供合理性根据的作品,以及那些宣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狼性”精神的作品汹涌泛滥的势头是多么凌厉!而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地位的工人、农民鼓呼的声音,又是何等微弱!这种巨大的反差状况,难道不应令我们深思和猛省吗?

(三)缺少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而献身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喷泉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语)。发展和繁荣文学创作的关键,在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火炬,作家是人类社会的良知。我们的社会主义作家更应当有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献身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通过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地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和审美素质。古今中外具有伟大成就的作家,大都是具备伟大人品和献身精神的人。而雷达同志却说要回答“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容易掉进一个没有边际的、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学问题的理论陷阱。比如容易回到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呀,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呀等老生常谈上去,倘若那样,就一点意思也没有”。这种说法不仅舍本逐末,而且更显得错误。我们认为,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文学实践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出问题恰恰就出在雷达同志所说的这些“一点意思也没有”却大有“意思”,“老生常谈”却没有“常谈”的问题上(当然要根据新情况不断给这些老问题注入新内容)。不“常谈”就会忘却,就会抛弃,就会背叛。其结果就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在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的腐蚀下,在国内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忘记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忘记了“文学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的庄严、神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把文坛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名利场,出现了被列宁所痛斥过的那种把文学变成“个人和集团赚钱的工具”、“当文学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的现象。有一位评论家曾经指出,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经历了两次分化:一次是一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从剥削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次是少数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化出来,成为高踞劳动群众之上的腐败分子和精神贵族。我们认为,实际情况确是这样。甘肃著名作家王家达在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中就出色地描绘了这种现象:某些无行文人与腐败官员、奸诈商人、无耻女人彼此勾结、相互依傍,权、钱、色、文彼此交易、相互利用。试问这样的“所谓作家”,怎能创作出提高国民精神素质和审美素质的优秀作品呢?

(四)缺少艺术创新所应具备的思想与艺术的综合素质和全面修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是凝聚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全部心血的、个性化的艰辛的创造性精神生产。正是精神生产的这种主体性和个性化特点,才为作家艺术家充分发挥能动的创造能力提供了自由的广阔天地。而优秀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不可重复和替代的独创性和新颖性的品格。文学作品要具有令人愉悦和赞赏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就要求作家具备思想与艺术的综合素质和全面修养。这决不是雷达所说的什么“没有边际的、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学问题的理论陷讲”,因为只具备某一两方面的素质和修养,作家不可能进行独创性的文学创作。这也不是依靠什么“大腕”指点儿点“迷津”和“诀窍”,就能立竿见影地很快奏效的事情。实践证明,作家只有具备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才能形成超常的富有个人独创性的艺术思维活动能力,包括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才能在艺术实践中磨砺出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才能。而要有这些方面的综合素质和全面修养,就必须长期刻苦学习实践,不断勇敢探索开创。但是,由于“”所造成的十年文化断层,以及我国教育中所存在的“应试教育”的偏向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在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在思想文化修养和生活审美实践方面,较普遍地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憾。开始创作后又急于出书出戏、成名成家,也没有潜心深入生活、刻苦学习,导致生活贫乏,心灵苍白,感应迟钝,见识浅薄。这样怎能创作出与前进的时代和人民的需求相适应的精品力作呢?所以,我们必须像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艺术创新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不懈奋斗中吸取精神营养,触发创作灵感;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昂扬奋进的革命文化中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中吸取精华,古为中用,推陈出新;必须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样才能不断突破陈规,扩大新视野,开拓新局面,创造新境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诊断当前我国文学创作中的症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雷达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由于其理论依据和视角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因而不仅诊断不准确,更开不出疗治这些症候的有效药方。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存在的缺失,与文学创作存在的缺失相比较,显得更加突出和严重。由此更看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重要性与迫切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谨以此文表示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既与雷达同志商榷,也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作者附记:本文于2006年9月写成后,即寄《光明日报》。该报总编辑苟天林同志,通过总编室主任沈卫星同志于11月给作者打电话说,文章写得不错,但报纸不便发表,报社会适当处理,让我们等待处理意见。自此至今,一直未见处理结果。而雷达同志又在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后,于2007年1月21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中,仍然脱离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继续宣扬他的空泛的、抽象的所谓“正面精神价值”等文艺观点。因此,我们只好发表本文,敬请广大读者比较鉴别,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