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文学评论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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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坐在复旦大学二教楼的一个阶梯教室里，那时我还是一个抱着强烈好奇心的研究生，听着陈思和老师在讲台上神采飞扬地分析文学作品，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他的嗓音并不美妙，说话过于快速，普通话也谈不上标准，但是，一切都是新的，离经叛道，令人兴奋莫名。一个并不美妙的体形发出并不美妙的声音，却能够把你迷迷糊糊地带入一个美妙的境界，这个境界叫做文学。有个学生问陈老师，你当时为什么要考中文系，他想了一想说，我喜欢文学。我注意到他说“喜欢”这个词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温情。这份“喜欢”，大约是一个宿命，也是冥冥中神秘力量的召唤。“喜欢”是一种主体的投入，因为喜欢，才能与对象之间形成生命的交流。文学的魅力需要真正的知音来解读，如同美丽的生命，情感是靠感性唤起的。以后自己当了大学教师，也是站在讲台上解读文学，脑子里不止一次想起当年陈老师的话，而且一直在想着，仅仅是喜欢，就能够与文学发生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吗？究竟是什么能力使他把“喜欢”文学转换为对文学作品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产生了如此敏锐独特的解读？这些年一直在追踪阅读他的文学评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从他的文章中逐渐凸显出来。

陈思和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在繁重教学任务和繁忙的行政事务之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我系统阅读了他新世纪以来的著作，可以统计出这样一个数字：2000年到2002年三年中，出版了编年论文集《草心集》20万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35万字，2003年到2006年中，出版了编年论文集《海藻集》39万字，2006到2008年中，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专栏《自己的书架》等书评已经编成第三种编年论文集《献芹录》，计24万字，再加上近年来连续发表在刊物上的当代文学评论长文数篇约二十来万字。九年来，平均每年有15万字以上的文学研究与评论，这些文字是他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主编《上海文学》（三年）等事务编务以及正常教学之余而写出来的，如果不是出于对文学不能自已的喜欢，是很难想象年过半百、一头银发的陈思和是怎样分配自己的工作、写作和日常生活时间的。更何况，那些文字与他的讲课一样神采飞扬，没有丝毫的疲惫感和枯涩感，文字也传达了他对文学的执著和全身心地投入。这些文字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探讨文学史的理论问题，如《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海派文学的传统》、《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传统在先锋与传统之间》等等，这些文章提出了文学史上不被人注意、而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的理论课题，开拓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二是读书札记，书评序跋，他的编年体文集中收入了大量这类读书随笔。这些文字看似仅就某书的读后印象，有时也难免有应酬之嫌。但他的解读就是阅读主体自由出入书里书外的过程，处处是作者惊喜的发现，倾注的是生命脉搏的激情。他所推荐所评论的书，也许并不像他读出来的那么有意思，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某本书是陈老师写了序，但序里全是老师的夫子自道。但对于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来说，这样的书评风格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三是文本细读，一系列解读文学作品的文章，或是经典重读，或是阐释当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在这三类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三类——关于文本细读的文章，这类文字最能体现陈思和的文学评论特点。

所谓文本细读，是指研究者把作品文本视为一个有独立生命的对象，通过文本的详细读解，通过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等细致精到的剖析，实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它起源于西方的新批评，近十多年来欧美批评风气转向文化批评，文学批评朝着社会文化方向转，离开文学本义越来越远，新批评和文本细读似乎都成为过时落伍的方法。在中国，二三十年前赵毅衡介绍过新批评，后来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最近刘象愚教授和李欧梵教授联袂主编一套“新批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其中有美国“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兰色姆的代表作《新批评》，李欧梵教授介绍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看过的那些书——主流就是新批评（NewCriticism），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在文学研究上它坚决反对的是更早的‘传记’做法——只重作家，而不重文本。‘新批评’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一种‘文本细读’（closereading）的方法，从诗歌到小说，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当时几乎所有英文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奉之为规范。”（1）对照陈思和文本细读的实践来看，他与西方的新批评似有默契，他也是从传记研究出发转入了文本细读，在学术界生搬硬套西方文论、文化研究甚嚣尘上之际，他始终坚持在文学领域进行工作——从课堂教学到文学批评，一以贯之地实践文本细读。他在主持历届研究生考试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的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量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2）。偏重理论轻视作品——以为搬弄了某个西方理论，让中国的文学做注脚，证明其理论为放之四海皆而准的神话——就是有了所谓的“问题意识”，这样的风气引起他的忧虑，因此，他积极提倡文本细读：“我以为提倡细读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提倡一种批评方法，也是为弥补当前高校文学教育的严重缺失。细读是一种方法，通过细读，培养不讨巧，不趋时，实事求是，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以及重感受、重艺术、重独立想象的读书技巧。”（3）他常常在上课时喜欢引用周作人的一句话：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4）。他认为照搬外来理论故弄玄虚是无聊的，不如实实在在地读几本书，在读书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结合读书来尝试解决问题。他很快把这一想法付之实施。他出任中文系主任的第一件改革，就是大刀阔斧改革本科生教学课程体系，把文学史和文学概论课程都推迟到两三年级，压缩基础课程学分，安排优秀教师去一年级为新生讲授中文系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推广扎扎实实的读书风气。他以身作则，自己开设通识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年年开设年年爆满，成为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现在，陈思和领衔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成为国家优秀教学团队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文本细读的风气也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品牌。我愿意把陈老师的所有学术活动都称之为“实践”，这也是他喜欢用来形容自己工作的一个词。你在他身边总感到他在强烈地行动，四周刮起了旋风，这种感受正是实践的观念带给他的。文本细读本来是一种研究方法，可是在他的世界里变成了教学理念的改革，学术风气的治本，还有就是对既成学术范式的质疑以及对于当代文学的推动。陈思和不仅仅在理论上提倡文本细读，而且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文学作品的论文，用实践来改变许多学术界既定的观念。

陈思和老师好几次在公开讲演和私下聊天中都说到，什么是艺术真实？我们通常说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究竟是什么好像也不清楚。在他看来任何艺术作品的背后，抽象地说，都应该存在真正的完美的艺术境界，也就是，你创作一部作品，总是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艺术模式，可能是最完美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效果，这是逻辑上应该存在的，就是艺术真实。但由于作家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在创作实践中真正达到完美无瑕的境界，唯有可能相对接近这种艺术真实。陈思和说，这就是艺术真实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完全可能是两回事，而艺术真实与艺术创作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文本细读要探讨的是文本背后的艺术真实究竟是什么。他反复说的一个观点是：“作家在创作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对自己的创作应达到的境界的期待。这种期待有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无意识存在于作家的创作心理中的，可能连作家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但它恰恰是创作的最初的或最根本的动机，决定了作品的文学性因素。”（5）作家创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艺术世界，但这个艺术真实可能连作家自己都不清楚，无法完整地被呈现出来，这样，作品中就会出现很多“缝隙”和“空白”，可能暗示了作家潜意识中对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的认知，通过分析可能更加深入地发现文本的深意。他的很多文本细读的文章，通过文本中存在的缝隙、错误、空缺来寻找作家心中的理想，来找到作品背后的艺术真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重新解读《雷雨》的文本细读（6）。他从周朴园与鲁妈相见时一个口误讲起，——为什么他们回忆当初情景时不约而同地说了“三十年”而不是“二十七年”，逐渐分析到为什么情人之间的记忆不是最悲惨时刻而是最幸福时刻，由此推出周朴园和鲁妈之间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同时他还注意到，在鲁妈（梅侍萍）和蘩漪之间，周朴园还娶过一个女人，这个影子一样的女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由此推断出周朴园在梅侍萍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情。经这样分析，周朴园的形象就打破了以前简单的阶级观念或者道德是非观念的解读，而是深入人性的深处，合情合理地阐释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内涵。许多年来，研究者阐释周朴园都无法从否定性的前提中走出来，而陈思和既不是简单作翻案文章，也不对人物做道德的是非评价，而是设身处地的还原人物的生存环境——从周朴园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同情地理解人物在彼时彼地这样做的理由。他分析说，周朴园不得不放弃侍萍的理由可能是迫于家庭压力，其后的几十年中，他虽然有过两次婚姻，但是不再有爱情，因此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是真诚的。当他面对意外活着的侍萍时迅速变脸和厉声呵斥，又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保护意识有关系。

一个新的周朴园经过阐释就诞生了，文本的多义性和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完美地体现。——文学创作本身是虚构的产品，但是陈思和却真心实意地相信文本是有可信的依据，其不是来自于生活真实，而是来自于逻辑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相信文本中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有真相可以揭示的，所以他才会去那么认真地讨论一个虚构人物到底有没有爱情？这样认真和执着的态度简直无可理喻，你只能这么说，这就是陈思和对文学的挚爱，爱到了愿意把文本中的故事看成是真实的故事，甚至愿意相信确实存在着作家本人主观上也不曾意识到的艺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在过去的时代，我们在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时，常常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要么赞扬，要么批评。我一开始读陈老师的文学评论，内心充满困惑，他为什么不做出明确的判断呢？他到底是赞扬作品里的人物呢？还是反对和揭露？一切似乎都模模糊糊的。但是认真思考了才发现这正是陈思和文学评论的一大思维特点。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依然一样，在黑与白之间，其实存在很多的中间状态。文学作品世界里也是这样，在此与彼，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之间，存在着许多的中间状态，这才是符合文学的原始状态。陈老师的文学评论最大的特色就是思维上摆脱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恰恰是接近文学世界的本来面目，反映世界复杂状态的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也更能反映世界的真实复杂的状态。如余华的《兄弟》出版后遭到批评界一片骂声，很多批评都是愤怒于余华写了许多不雅的场面，如开篇是写李光头如厕偷窥，被抓住后游街等等，花了几十页的篇幅，近于无聊。但是陈思和从分析偷窥事件在整个小说文本结构里承担什么功能出发，提出了一个“复仇”的隐形结构，这个偷窥场面说明了李光头的行为证明了他的血脉里流着父亲刘山峰的遗传，“游街”他宣告了自己成人的一个仪式，而宋凡平对李光头来说，扮演的正是一个杀父娶母的角色。他分析说：李光头出生时父亲就死了，没有留给他任何印象，但是在他的成长史上，从他过早地有了性欲的感受，连连从长凳和大树杆子上表达朦胧性欲的时候，父亲的血缘遗传已经开始在他身上酝酿发酵，用传统民间文学中的象征手法来比喻，也就是灵魂附体（这在《哈姆雷特》里则表现为鬼魂出现），这种神秘力量一步步把他引向色欲境界，终于，他在十四岁的时候朦胧无知地重蹈父亲覆辙。这是一个被公开张扬的事件，刘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十四年以前，人们终于又想起来李光头原来是刘山峰的儿子。更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刘山峰的精血在李光头身上复活，而是李光头通过身体的成长，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向刘镇的人们宣告，我就是刘山峰的儿子。就像是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的复仇主角终于要喊出：我是某某人的儿子。

经这样分析，在这个复仇的隐形结构里“偷窥”事件不是可有可无，而在整个报复逻辑中是一个重要环节，不是十分无聊，而是十分庄严、十分重大的起点。——放弃评判的立场，改为体贴的态度，把自己的生命信息与文本提供的信息沟通起来，呼应起来，流动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感受性的思维方式。这是陈思和的评论文章给我的启发。当然不是说，陈思和的评论只是感性的评论，缺乏理论的装置。确实，在陈思和的文学评论很少直接搬弄理论体系，也不是概念术语满页飞。但是在字里行间的文本分析中，他的评论是不断创新——新概念的创造和应用。比如，90年代当代文学领域流行着“民间”的各种争论和说法，这是陈思和创造的新的批评概念，当然民间一词历来就有，绝非陈思和的发明，可是他成功地把民间这个概念运用到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中去，我注意到他从未在理论上抽象地讨论民间的含义，不是先有了理论体系，然后在具体作品上套用，他总是结合具体作品来分析民间的意义，一点一点地探讨民间的理论内涵。比如在他分析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他提出了一个“民间记忆”的概念，以此分析小说的文本：这份时间表非常有意思，虽然每一个时间阶段的叙事都涉及到多种历史事件，但这些事件明显不是叙事的主要内容，有些连背景材料也算不上。比如，第一阶段（驴折腾）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合作化运动，，等，本来都是农村“金光大道”的一个个里程碑，但是在莫言的笔下一笔带过，点到为止。驴的生命过程只有两个时间点——生：1950年以后，农民有了土地的欢欣；死：1960年。这就是民间记忆。

大约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忘不了这两个时间点。第二阶段（牛犟劲）的两个生命时间点是：1964年和1969年。1962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经济开始复苏，到1964年有了新的气象，农民又有可能买牛了；1969年“”的动乱稍稍平息，“革委会”开始履行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力。对于单干农民来说“”大混乱没有什么危害，一旦建立基层政权，麻烦就来了。于是西门牛杀身成仁。第三阶段（猪撒欢）的生命时间点是1972年和1982年。1972年农村经济由于提倡大养猪带来起色，而1982年则是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三年，所谓“初见成效”之时，农民从大包干责任制得到了好处。很显然，这些事件都是来自民间的特殊记忆，1962年的包产到户、1970年开始第个四五年计划，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都与农民的记忆没有关系，他们的记忆是从尝到了实际利益开始的，与教科书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没有关联。或者说，在民间记忆的时间表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革开放，等等，都是模糊一片，不甚记忆，而清晰活跃在民间记忆里的，就是什么时候日子过得欢畅，什么时候日子艰难。前者是1950，1964，1972，1982等等，后者是1958（），1960（），1969（中期）等等，这个记忆时间所展示的历史，与庙堂记载的历史大事纪，与知识分子感到兴奋的历史时间都不一样。因此，莫言笔下的鬼魂、动物或者怪胎的背后，其实就是一股汹涌澎湃的巨大的民间叙事。

这种细读文本，自然摆脱了教条化的、或理论化的解读方法，提出新颖独到的看法，同时也为陈思和自己的民间理论提供了新的内涵。我们可以断定莫言并不是有意识的依靠民间记忆在写作，但是他的创作实践非常自然地体现了民间记忆的特点。陈思和的敏锐发现和有说服力的文本分析，把作家无意识的创作特点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出来。又如他在同一篇论文中，发现了小说的副文本（扉页的题词）与正文本之间的缝隙，通过对副文本的佛经语录：“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四句话的分析，一一对应了小说中的三代人，第一代人如何从生、死、疲、劳中体验苦谛；第二代人如何在贪欲中丧生，堕入万劫不复灾难之中；第三代人又是如何从看破前辈的贪欲与苦，走上了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的人生境界。这样的分析与一般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完全不同。请看他的分析：生死疲劳，本来是指生、死、疲、劳，四种人生现象，皆源于贪，终于苦。现在我们来看西门屯的第一代人:西门闹虽然自以为好善乐施仁慈多多，时仍然被当作恶霸地主枪决，冤气冲天，阴阳不宁，轮回在畜道遭罪不得超度，这是死之苦；他的原配妻子白氏一生是苦，三十几岁就被丈夫嫌弃，后丈夫枪毙，家产被没收，两房小妾都反戈一击另适他人，惟她被定了地主婆的罪，生不如死，这是生之苦；蓝脸一生热爱土地，因为坚持单干而受尽磨难，家庭破散，土地瓜分，连心爱的家畜都不能保护，驴被杀，牛被烧，终日劳苦于一亩六分的土地上，惟有月亮相伴。好容易捱到垮台，土地保住了，人们很快地又为贪欲所驱使放弃了土地，他亲手抚养长大的下一代一个个走到了他的前头悲惨死去，他那“黄金铸成”的土地最后变成了一片坟场，自己带着老狗躺倒自己掘好的坑里，埋葬了自己，此人筋疲力尽到了极点，这是疲之苦；洪泰岳一生宁左勿右，自以为是，一旦时代变化，理想成了镜中月水中花，他也随之发生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的错乱，所有劳碌最终一场空，可谓是劳之苦。生死疲劳之苦，在老一代的西门屯人中间一并俱全。洪泰岳与金龙同归于尽，在洪泰岳，是乌托邦理想破灭走上极端，在西门金龙，是恶贯满盈咎由自取，两者都有死的理由，但这样的恐怖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倒是更加值得令人深思。洪泰岳是西门一家两代人的血仇之人，由西门金龙推溯到西门闹，可以想象作为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成员西门闹，虽然本人或无血债，但是身处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专制关系中的一员，他是无法避免恐怖暴力冲突的发生，也无法避免个人成为其中的牺牲品。我们从小说开篇地主西门闹成为阶级复仇的牺牲品到小说结尾西门金龙与洪泰岳的暴力冲突中同归于尽，都看到了作家所面对的财富两极分化、贫富冲突激化怀有极大忧虑与悲天悯人之心。

这种缝隙的分析，拨开层层迷雾，终于找到了作品最为隐蔽的主题，如果不是从正副文本之间的“缝隙”出发，作者真正创作意图被掩盖在曲折的情节和无数的细节中，就很难发现了。然而，他还从这个“缝隙”中进一步发现——作家提倡的“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形如枯木，心如死水的理想境界”，与作家莫言“元气淋漓的语言”、“稀奇古怪的艺术想象”、“大气磅礴的艺术创作”是自相矛盾的，看出了莫言虽然运用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思想获得了创作灵感，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全部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在创作中不自觉的跳出了“少欲无为”的束缚，塑造了大头儿蓝千岁的怪异形象，显示出作者创作感情和文本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文本的不完整性。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仅触及到文本展示的艺术内涵，而且也理解了陈思和对当代生活的许多真知灼见。从新世纪以来，陈思和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阅读和文本分析上，他连续发表了对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张炜的《刺猬歌》等系列作品、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新作品的解读，尽管有些文章写得很长，但是每篇文章都提出了新的评论视角和理论内涵，如关于自然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恶魔性因素、巴赫金的民间理论，等等，恰到好处地解读了当代文学近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单篇地看似乎是应用某种理论视角来解读一部作品，但联系起来看的话，他的理论渐渐地涵盖了对整个当代文学创作走向的描述。陈思和阅读面广，看的书杂，而且多，所以他的视野开阔，常常把当代文学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来考察。陈思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带头人，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同时，还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有时候读他的文章分不清是现当代文学的还是比较文学的。如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锋性的长文里，他花了整整一个章节介绍了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先锋文学运动，娴熟地论述了五四一代作家如何借鉴和模仿西方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初读的时候觉得论述完全扯开了，但读完了才理解作者论述学术观点的严密性和雄辩性。关于文学创作中的恶魔性因素也是这样，恶魔性因素的文学原形来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而其理论依据是来自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神学理论，而陈思和把它运用到阎连科、张炜、余华的创作研究中，一部一部地分析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及其不同性质的表现，展开了一个丰富的人性世界。广阔的视野和扎实的根基，似乎在陈思和的文学评论实践里体现出两者的结合。

我粗粗地整理一下，陈思和老师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中，主要围绕了几个理论概念：民间理论，恶魔性因素，先锋文学运动，等等，每一个总概念中有引伸出一些子概念，如关于民间的藏污纳垢的审美特点，民间的地母精神，文学发展的先锋与常态，等等。分析每一部作品都有理论的创新和探索，但是因为他总是结合作品分析和文本细读来阐述理论，所以理论反而都被隐蔽在文本分析的背后，总是零零星星地表述出来，让人感觉不到。我不知道这算是陈思和评论的特点还是缺点，从我个人的希望而言，还是希望他能够多少花点时间正面来谈谈这些理论概念，至少让我们有机会系统地理解这些理论的内涵和应用的方法，以便使这些理论概念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