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文学评论精神特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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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标志性评论家，他是一位民族精神的时代同行者，是一位关注灵魂的文学经历者、思想者和言说者，一位文学良知的阐发者和文学精神的探究者，更是一位文学责任与使命的主动担当者和守望者。30余年来，他坚持文学立场和文学批评内在法理，探究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状态，中正地阐发了其中可贵的精神品质。世纪之交，雷达在努力探究信仰基础上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指归，焦急地发出了爱的、秩序的、肯定的、积极的、光明的、希望的、信仰的、正常的、永恒的呼吁。透过雷达的评论世界，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所展示的精神状态的不同层面、不同色调、不同诉向和不同品质。他有关“农民与土地”“历史的灵魂”“文化背景与哲学意识”“创作主体论”“寻根”“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终极关怀”等文学思潮和现象的论述，无一不在思考和发现一个时代民族的精神状态，而这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所以，反思这样的文学评论世界就是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状态，有助于当下文学汲取更健康的精神资源，更正面积极地进行当下文学理论建设。

一、质疑反叛中“人”的发现

与“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资源有关，新时期文学一开始指向反叛与质疑。不同时段有不同主义、理论，涌现了品类繁多的风格、流派和姿态，但基本精神中充满太多否定和颠覆，质疑和反叛，甚至于放弃是非标准和正误标准而把是否具有质疑与反叛看做衡量文学内在价值的重要标准。十年“”结束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春天气象，但横扫天下的怀疑主义精神没有改变。“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1）是当时众多文本的精神定位。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有人生经验和文化立场的正当性。这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现象：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不是来自永恒、绝对、无限的真理，不是源于与宇宙世界共存的法理、规则、律例、诫命，而是来源于随时随势变化着的零碎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杜亚泉之所以把中国社会定义为“游民社会”，是因为该社会“无恒业”、“无恒理”，无合乎人道的幸福健康人生。（2）在雷达的文学评论世界中，也可以看见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的一些实相。如《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如莫言之红高粱系列；再如贾平凹制造的“废都相”，在绝望中“逍遥”的“士”“儒”们。然而，在这个时刻，雷达却将关注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人”的发现上。从新时期一开始，他“就抵制了那种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武断评论，而是从艺术规律的要求、从美学观点的要求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他的评论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的，而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心灵的实际出发的，富有现实的和生活的气息”（3）。当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等“伤痕文学”作品发表，文坛上批评的声音很多，但《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共同举办了正面研讨“伤痕文学”的会议，雷达以《文艺报》记者名义发表的《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就是当代文坛上较早发现“人”的文章。1978年初,雷达指出，《班主任》“救救孩子”不仅是作品中张老师的呐喊，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呐喊。《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是雷达对“人”的发现的进一步肯定。雷达认为，尽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说有不同程度的不足，但它们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喷射着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1980年4月，雷达写下了《灵魂奥秘的揭示》，文中以《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记忆》《重逢》等小说为例，详细分析了文学如何深刻揭示人的灵魂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文章中，雷达始终关注文学作品中“人”、“人的灵魂”。这使他具备了进入宏阔视野的可能性，也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文学评论中寻找到当代文学的主流，并留下了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串足迹。

二、多元并存中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面对30余年来的中国文学，雷达说：“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雷达认为，主线是有的，那就是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的主线，“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4）。雷达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寻找“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人性、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被不断重新提起和研究的时代”；到1990年代，“人”还没有寻见，启蒙工作才开始，寻找的工就开始收了，还没有拥有神圣、庄严，就开始告别神圣、庄严而走向了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消遣化时代。（5）至此，雷达开始了对民族灵魂发现与重铸的细致探寻。首先，雷达对民族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探究。雷达说，在《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可以明显看见作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定的看法，看见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宽厚、仁爱的人伦情感和道德情操。

1990年代的社会问题小说《抉择》《天网》《中国制造》《大雪无痕》等“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左手》《桑烟为谁而起》《双鱼星座》《私奔》等女性主义长篇小说“随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她们与男性、男权的对立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和平等等意识的吁求，是应该充分肯定的”（7）。进入新世纪以来如张洁的《无字》，写“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悲剧”。进入新世纪以来，“‘欲望化写作’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8）。此类文本对眼见感官的重视过于精神本身。《中国农民调查》《泥鳅》等直面“三农”问题，讲述“歧视与屈辱”，“透露出作者在面对社会问题的庞然大物时的无力解决的困惑”（9）。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王蒙《尴尬风流》、阿来《空山》、余华《兄弟》、刘醒龙《圣天门口》、王安忆《遍地枭雄》、毕飞宇《平原》、北村《愤怒》、杨志军《藏獒》、曹文轩《天瓢》等在人的内在精神的探究方面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稳的阶段，所展示的空间也空阔了许多，“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深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路”。确实出现了一些精神价值高的作品，如宗璞的《南行记》《东藏记》，“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操守、道德理想、文化品质以至心灵历程的探索和描绘”，对知识分子的学养、才情、气质、心灵的探讨有显著的正面价值。（10）在有关民族灵魂的问题上，雷达对农民问题也有深刻发现。他说，比如《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方面，尊敬并推崇农业文化中的宽厚、温情、纯朴；另一方面，又持否定的态度，期待创造出新的精神。进入新世纪以来，陈应松、陈桂棣、迟子建、罗伟章、刘庆邦、荆永鸣、白连春等的作品基本上在演绎农民的困惑、紧张、漂泊，充满“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中。“城里人总是冷酷无情，审美是病态的，让农村人进城后也染上这种病态”（11）。较多文本中，似乎在讴歌农民精神，但转瞬之间，质疑悠然升起，希望的似乎又是另一种精神，一种不是现在的这种精神的精神。雷达认为莫言似乎在追寻一种精神，那似乎是一种“纯种红高粱”精神。余占鳌是个英雄，却也无法无天，盲目混乱，把杀人当儿戏，“杀与其母通奸的和尚、杀单氏父子、杀土匪花脖子、杀日本骑兵、杀自己手下濒临死亡在苦苦挣扎的战士、杀余大牙”（12）。这种精神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正面价值的农民精神。或许，想要的精神还没有找到。在《〈花堡〉：对农民精神走向的深切思考》里，雷达考察了现代化农民。新的经济体系中，人们期望在农民企业家身上看见物质之外的精神。但结果似乎是：计划经济与政治运动形成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使这样的农民摆脱不了固有的“惯性”，精神结构上迈不出既有框架。虽然说这样的农民代表着中国现代化农民的主要方向，这样的农民在精神方面要真正现代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13）其次，雷达对于传统文化的论述值得一提。雷达说：“庄之蝶绝不仅是我们时代独特的产物，他的家谱源远流长，他的血管里至今滞留着元稹、李煜、柳永、李渔、冒辟疆、沈三白们的血液，只是他所依靠的文化城堡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已崩溃如废墟。”

传统中国文化源流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建构中提供的是负面的精神资源，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正面建设中乏善可陈。雷达认为，《白鹿原》《古船》“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但雷达发现这是一个“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的文化，“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观察着不可解的人情和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15）。因而对传统文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16）。《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发现的是混乱、痴呆和不健康。雷达说，“有人要‘走进去’、以肯定的方式吸取传统文化的精英，又有人在竭力‘走出来’，以否定的方式否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17）雷达认为，“五四”精神的核心在批判，而“文化寻根”的核心在继承。最后，雷达有关主体意识和精神能力的论述更是构成其文学评论世界的重要内容。雷达说，刘心武《班主任》《519长镜头》等“问题小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迷惘的灵魂与底层社会心理的不倦的追踪和综合审视”，“在伤痕累累的地平线上，我们突然窥见了民族灵魂的蠕动”，（18）王蒙的《阴错阳差》表达了“广阔的主体意识”，反映着“对现代价值观的民族传统心理缺陷的一些沉思”，王安忆的《小鲍庄》彰显主体意识，张承志的《残月》《晚潮》《九座宫殿》等“更能体现涌现在他心中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雷达认为，主体意识“就是对当代意识的追求”（19）。多有评论者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淡化了人文关怀，丧失了主体意识。对精神能力的关注与主体意识的强化密切关联。雷达指出，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张洁《无字》、熊召政《张居正》、王安忆《长恨歌》、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雪漠《大漠记》等深切关注了真实中国的真实人生和不安灵魂，但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全貌看，精神能力有待提高。（20）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没有精神能力的典型文本是《秦腔》。引生是《秦腔》的核心载体，引生想得到白雪而未果时，心想“老天！咋不来一场地震哩”，“白雪呀白雪，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瘸了一条腿呢？”然后自己怄气，割掉自己身体的一个部位。《秦腔》在展示病态和无能，无建设性精神能力可谈。在有精神向度的作品里，读者感受到的是爱与美好，是神圣阳光雨露的滋养。精神品质是正面积极的，美好与向善，可以直接成为滋养和培育人的力量。

三、纷乱无序中精神资源的探寻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80后创作等因素的介入，使得文学的构成变得纷乱无序，在这种时刻，雷达关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生态，提出了找寻精神资源的关键问题。《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现在的文学最缺少什么》《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影响文学生态的三大原因》《对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的观察和质询》等构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成果。雷达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缺失，“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型需求”，“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缺失宝贵的原创能力”。（21）而且，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主流没有认识到秩序的重要性，不明白秩序比作乱好，不知道正常比奇怪好，不知道坚持比颠覆好，不知道信念比虚无好。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方向需要归正，需要宣扬善（而不是恶）、高举爱（而不是恨）、欣赏和平（而不是暴力）、坚持真理（而不是谬误）。而且，中国当代文学需要信仰，需要永恒的心灵根基。雷达说：“在根本上，文学即是灵魂的历史。”关注2011年以来的优秀小说时，雷达认为，张炜的《你在高原》、格非的《春尽江南》、黄蓓佳的《家人们》、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是偏向于精神的好作品。

雷达所说的“中国小说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国作家的心灵资源、思想资源、灵魂资源亟待补充”（23），应该补充的。我以为，就是北村和华姿作品所传达的正面的心灵资源、精神资源、思想资源、文化资源、生活资源，这些资源是健康人心的活水源头。舍斯托夫说：“真理的真正源泉是信仰”（24）。信仰缺失不是一个社会理性发达的标志而是一个社会所有灾难的根源。如果把物质看得高于精神，把知识看得高于灵魂，这样的人或社会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由和幸福，因为“人的自由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信仰”（25）。与其揭示仇恨，不如传播爱。爱是文学和人生的江河源头。雷达说，“整个当代文学，都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26）。应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体系中，雷达的这一论述抓住了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中，其论述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