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下国外文学评论误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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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或许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认出这些种类，并加以指出从而使人们能共同认识它们———我们能在这一点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其实也就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赢得未来。①在执行对父权制的去中心化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逐渐发展为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德波拉•L•麦迪森（DeboraLMadsen）观察到生态女性主义对文化女性主义的师承关系，后者的目标主要是对抗二元对立思想。她曾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关心文化中的所有的统治性行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压迫、剥削自然。②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发源于法国女权主义作家弗朗索思•德波恩（Francoised’Eaubonne）。德伯恩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联系，她号召女性挺身而出拯救地球，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从1980年3月在阿姆赫斯特举行的第一届题名为“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大会以来，生态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反对男权压迫妇女和人类压迫非人类的一场运动。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③她还将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总结为“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④。

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社会一直以来被贴上“危机四伏”“积重难返”的标签，而20世纪末逐渐兴起的生态女性主义恰如新风拂面，因其呼唤善待自然与女性，主张在生态系统内履行互惠原则被肯定为一个“绿色”学派。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在积极实践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以文学为阵地为女性和自然鸣不平讨说法找出路的同时，却表现出了几个重要的误导倾向，主要包括：某些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十分强调一种想象中的女性与自然间的神秘关系，忽略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分歧；生态女性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一概否定的态度造成理论失范的尴尬且付出的代价乃是强化女性主义广为诟病的“受迫害情结”（persecutioncomplex）；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对立思想的不自觉的依赖———正是在这点上，生态女性主义实行了自我解构。本文将以几篇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外国文学评论为样本，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误导倾向试做分析，以期大家对生态女性主义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理论合作的背后：没有永远的朋友

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思路：从一种虚拟想象的女性与生态现象之间的神秘联系开始立论，而后赞扬文学作品中自然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自然，或者批判男性对自然对女性的漠视、践踏、剥削。举例如下：例1：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女人的生理特征（生理周期、哺乳、生育）与自然的节奏联系密切。生理周期与宇宙间月亮的圆缺、自然界海潮的涨落相适应，形成一定的规律。一直以来，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正是利用了这种联系的优势，试图消解父权等级制，以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⑤例2：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正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格里芬所言：“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同样的观点使福尔斯形象化地展现了萨拉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违背传统道德的叛逆女性，她在观察感知大自然过程中，获取追求本真的力量，具有大自然般的野性。⑥应当注意到，在女性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神秘联系，并以此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元点，这种做法很值得商榷。从自然现象间的浪漫的类比一蹴而就来到意识形态领域，这反映了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还不成熟。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合作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基于各自政治目的的战略性结合，为这个结合披上一件属灵性的“外衣”也许是为了表明其联盟的合理性和巩固其稳定性，可是此举未免有斧凿牵强之嫌而且大可不必。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下，即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下，不存在一种不可证其伪的话语，任何话语间的合作都是机缘际会、不可能天长地久的。这一点在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更是不难理解。

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选择结盟，但是，须知生态主义关注的生态危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乎全部物种，因为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也没有女性气质。生态批评强调整体观，反对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区别对待。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最大的分歧在于：生态批评的侧重点是去人类中心的，女性批评则侧重去男性中心的。两者结盟但宗旨皆在发扬自己，故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注定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所保留的。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写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者批评“深层生态学的偏颇男性———空泛、疏离、非个人化及性别盲目，并且忽视权力。深层生态学者拒绝承认性别和女性主义分析的重要性，因此实际上延续他们企图改变的二元思想。”⑦依笔者之见，生态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轨迹也就是它的两个母体理论边合作边角力的动态过程。未来它是向更生态方向靠拢还是更向女性方向靠拢，甚至是呈一边倒的态势，目前还有待观望。不可否认，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和自然在整体上逐渐成为处于弱势的一方，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联手进行抗辩实属无可厚非。但是，那种持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亲缘关系乃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超验观点，未免显得轻率浅视。超验和灵性向来意味着“难解之谜“”无法求证”，此番生态女性主义者以此为建构理论的基石有悖于“以理服人”的学术规则。究其根源，持此理论者没有仔细辨析，两支同时发出的声音，其表达的诉求既有一致也有冲突。

二、偏激的代价：强化“受迫害情结”

女性主义最主要的活动是揭露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许多女性主义的文学评论对女性受迫害的地位进行过度分析，不免让人认为女性主义帮助塑造了女性的受害者形象，甚至有人干脆将女性主义称作“受害者的哲学”。女性主义阵营的后起之秀“后女性主义”对此负面效应的认知相当深刻：“后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的问题……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⑧对“受迫害情结”的反感使人不愿接受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一些生态女性主义文评的做法无疑增加了女性主义被接受的难度，因为它们十分强调“受害论”，认为全体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举例如下：例3：卡洛琳•麦茜特曾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问题更是女性主义问题，因为主要由男性创造并生产的技术忽略了核辐射、杀虫剂、有毒废料和家庭所用的化学药剂对女性生殖器官和生态系统的伤害……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污染首先使女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长期暴露于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有毒废料和放射性物体中，基列国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生育能力，而尤以女性最为严重，因为“这些有毒物质悄悄侵入女人们的身体，在她们的脂肪细胞层里安营扎寨”⑨。例4：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自然同时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压迫和扭曲。耐蒂的信向我们描述了非洲奥林卡村自然生态环境遭人类破坏以及女性受男性压迫的事实，印证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即各种剥削自然和剥削女性的力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⑩例5：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与对女性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即把二者皆视为可掠夺、可占有的资源。”福尔斯正是借助萨拉的悲剧命运来对文明戕害下的自然表示怜悯，对于处于困境的妇女表示同情，说明在男权制的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自然和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作为他者而存在。

笔者认为，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妥：首先，这样做过于笼统，与事实不符。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并没有绝对地将女性排除在外；反而言之，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态灾难也并非只危及非男性群体。其次，将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这个论点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假设上，即女性群体内部各成员的发展都在一个层面上，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这种受害者/受益者的划分过于简单，忽视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如地域的、民族的、阶级的、年龄的等等。此论点也许更多的是表达了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受迫害申诉，因为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于西方，中国目前还处在对起源地理论的引进阶段，本地化程度并不高，批评见地也多为对源理论的阐发而缺少新的思想闪光点。但舶来的西方女性的价值观是否就任其在东方顺理成章地把持话语权？无论对于理论的起源地还是输入地人民来说，关注理论的发展进程必须警惕其走向宏大理论的趋势。标榜普适的理论往往带有强权色彩，因为它试图包容一切难免漠视个性差异。其三，沿古代近代与现代做线性考察，人类中心主义主要经历了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三个阶段，阶段之间存在实时的交叉与重合。既然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变动不居，表现方式不计其数，又怎能一概而论地将其设立为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置女性和自然于其对立面呢？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是非利弊的争论远远没有得出结论。依本人拙见，这有可能是因为推倒了这个中心，会不会再出现另一个中心，新的秩序（会更好吗？）谁来建立，怎样建立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学者张跣在一篇文章中提醒我们，人类中心主义是个综合价值体系，包括物质占有，还包括宗教、审美、伦理等多方面价值。“尽管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这种价值综合体变得片面，但其中的宗教价值、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并不因此而丧失。对工业化的反思和批评不必也不应该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平面化为途径。”輰訛輥生态女性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持彻底否定态度，未免过于激进，有失广学致知的大家风范。

三、无法摆脱二元对立：生态女性主义的自我解构

根据结构主义理论，在二元对立中思维，是探索人类语言、思想和文化的最主要方法。上世纪中后期掀起欧美学界巨大波澜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首先打破了这种模式，众多后现代学派迅速兴起，从各个角度揭示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固定性，合围解构逻各斯（logos）。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反驳父权社会的合理性和人类社会相对非人类社会的优越性来恢复女性与自然的应有地位。但是，二元对立何其根深蒂固，一些批评人士也许还来不及意识就已经走进这个逻辑。请看示例：例6：伍尔夫意在向我们彰显，人物与自然原本就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类对自我利益进行关注时，不可忽视周围自然物体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价值。我们只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感悟自然的神奇，体验自然中的无限美，才能从自然那里获得爱、智慧和力量，这些都体现出伍尔夫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的整体性的思想特点。輱訛輥但是，作者为了更清楚地阐明伍尔夫的生态主义的整体性思想特点，在紧接着的行文中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表格：分析这个表格可以发现，它所表达的并不是人与自然平权平等的理念，恰恰相反，正是二元论的核心思想，即人与周围世界的对立：图表以人类为本体，以非人类为喻体，喻体的调动取决于于本体而目的，人类按照自己的想象为非人类规定了“本质”。可见，这个表格没有为生态女性主义辩护，反而构成了它所面临的欲解决的难题：话语的世界以人类为绝对中心，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的伸张，非人类作为被创造物，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中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的他者、客体，是话语权持有者主观想象活动的结果。两段引文逻辑上自相矛盾，即二元论的论据无法支撑整体观的论点。作者从反对二元论出发，最后却又回到了原点，这不能不说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次自我解构。生态女性主义文评还特别关注对大自然的描写。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中，作者总结男性与女性对自然的不同态度：例7：参与（participate）/观察（observe），相互联系（interaction）/分离（alienation），另外一个（another）/他者（otherness），呈现自然本身（representthingitsel）f/想像自然（idealizationofnature），自为之物（things-in-themselves）/为我之物（things-for-us）。大体而言，斜线左边的为女性对自然的态度，右边的是男性的态度。輳訛輥尽管作者在做上述比较之前就声明比较“不是为了形成男女生态意识的对立，而是纠正偏颇、形成健康的生态意识”，但是，这个声明确实含有对立的逻辑，即偏颇、不健康的←→公正、健康的。此外，作者的立场在后文也表示得很明确。在对比了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西不同的诗歌风格后，作者忍不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例7：此种女性自然写作———“写山还是山，写水还是水”，比“高深”的“写山不是山，写水不是水”的男性自然写作境界高出一筹，因为前者“顺其自然“”浑然天成”輴訛輥。以上的比较和结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问题一，作者所罗列的男女作家自然写作的风格比较，这其实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论”的应用。应该承认，二分法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很难想象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能够不运用“区分”的方法。但是，对待区分结果的态度，对区分结果的进一步抽象化和价值体系化，导致在结果中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关系，即实践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前例中的比较法显然体现了作者先于文本的价值判断，其核心则是一种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概念化过程，即认定所有的女性用例7中左面的方式自然写作而所有的男性用右面的，进而形成建构了“男性自然写作”和“女性自然写作”两个概念体系。生态女性主义颠覆男权至上的等级关系，但以女权至上取而代之，就只能说是做到了破坏一个旧世界但绝非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因为建立女权相对男权的优越感，人类并没有走出二元对立的一个陷阱。它只是性别极度失允的另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也同样是通过建立性别群体与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问题二，孰优孰劣的结论，终极文本的意义，为文本活力宣判“极刑”。作者罗列的比较，也是一个类似“新批评”的程式化批判方法，从某个方法出发，就必然得出某个结论。按照例7的思路，如实描绘自然意味着天人合体亲密无间，而将自然描写人格化则暴露了人力的牵强附会矫揉造作。这样的文学批评理念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须知文字为人的智力产品，根本不可能存在纯天然的作品，我们能讨论的只是在多大程度上近似天然罢了。此外，从例7提供的结论来看，文本的女性因素意味着积极正面的因素，男性因素则正好相反，那么文本无疑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封闭静止的世界：文本作为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排斥读者的多向度解读，即读者只可以被动接受文本传达的附着在性别差别上的意义，却没有参与文本结构和意义重建的资格。

然而，正是读者维持着文本的活力与生命力，因为不同的人为同一作品中解读出不同的意味，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也会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解释。文本丝毫不会因为作者的性别而取得特定意义，而是在文本间、文本和非文本之间的互动中一刻不停地产生新的意义。结语：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发展历程始终和其他理论，尤其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进行着争辩，并在争辩中为自身赢得发展机遇。但是，一种理论的发展，不仅要与其他理论交织、争锋，更要有批评、审判自身的奋起之举。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显然是值得一个肯定的探索，然而，它必须客观看待自己的理论缺陷，敢于解剖、重组自身，因为这是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勇敢地指出人类的目前的发展模式使生态环境蒙受厄运，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疏远，是以大多数人的“欠发展”为代价换取的少部分精英阶层的“发展”。

从解构策略出发，生态女性主义让我们看清了女性与自然长久以来在被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掌控的世界上沦为被动的边缘化的“他者”，它极力恢复女性和自然一贯被父权排挤的高贵尊严。但是，解构也是一种无止境的冒险性探索，从长远看来，它含有一种极端的含混性，不确定性。所谓“解构无止境”就是说，在解构思维指导下的实践道路上，“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被一再模糊，世间的一切都是意义的临时载体，但都不可能成为意义的终点。也许，生态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历程的最后一站是解构了自身，不过，我们也知道，任何理论都产生于局部的认识，都将融入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或许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