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文学述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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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算来,认识黄发有快十年了。说实在的,其间我们交往的时候并不多。他在复旦求学的三年间,由于我们俩都有点孤僻,喜欢独来独往,虽然同在一个校园内,很多相识的机会却悄然错失了。九八年夏天上海作协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们算是正式认识了。他圆圆的脸庞,憨厚的笑容,虎虎有生气的眼神,让人有一见之故之感。九九年上半年,发有临近毕业,他的人生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上:赶论文,找工作,一时间千头万绪,搞得他疲惫劳神,焦虑不堪。那年初夏,我们好多次在复旦校园边的小餐馆里举杯畅饮,海阔天空地神聊。对于发有,那真是人生中激情澎湃的时候,对于往昔的追怀留恋,对于未来的向往与忧惧,那是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瞬间,而作为青春期尾音的骚动不安又为它增添了几抹瑰丽的诗意。发有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人,他的硕士导师李新宇对他的率真一直记忆犹新。九三年发有风尘仆仆地北上,到孔老夫子的故里曲阜参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生面试。当导师问及他日后的志愿时,他毫不掩遮地说,毕业后绝不从事文学研究,理由很简单,他喜爱文学,但不喜欢文学学术。换一个考生,他未必有胆量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但我更钦佩李新宇先生的雅量,他当时竟收留了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另类学生,虽然当初他对发有并不寄予厚望。

我至今也揣摩不清在曲阜求学的那几年间,发有如何从憎厌文学研究到为之发愤用功,以致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成果斐然。想必他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修炼,或者像是旧时的包办婚姻,男女进洞房前素昧平生,被捆绑在一起后日久生情。但我觉得他诗人的气质并没有泯灭,而是沉潜下来,转换了形式。这在他语句充满激情与张力的文学评论研究文章中纤毫毕现,而在他抒写客家民俗的声情并茂的散文随笔中,也时时闪现着炫目的灵光。发有是客家人,他三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可用“在路上”一语来概括。他先是在杭州攻读经济学,随后又辗转北上,在曲阜、上海转攻文学,离开复旦后再次北上,在大明湖畔的山东大学任教。短短几年间,他推出了好几本分量厚重的著作,令学界刮目相看。后来,他结婚成家,我想他是要在山东牢牢扎根了。没想到他又掉头南下,在钟灵毓秀的紫金山下的南京大学安营扎寨。他人在路上,身处异地他乡,心却一直栖息徜徉在文学色彩斑斓的世界中,那成了他真正的故乡。从发有已问世的几部专著(《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媒体制造———跨世纪文学生态》)来看,他涉猎的领域很广,从对九十年代和世纪之交文学全景式的描述,到文学整体生态环境的考察,从对众多作家文本的深入细读,到文学期刊、出版、传播复杂过程的审视辨析,这些研究赢得了评论界的众多好评,但我私下里最喜欢的还是发有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抗争孤独的宿命———张承志的精神结构研究》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专著《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

我之所以偏爱发有的这本书,不仅因为和当下频繁出现在媒体聚焦灯下的大腕作家相比,张承志的作品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更典型具体地凸现了二十余年来中国人精神蜕变的轨迹,因而也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在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论中,发有本人的诗人才情气质与批评家的敏锐犀利的目光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许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标签式的语言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张承志,但这大多将张承志简单化,程度不同地遮蔽了他精神世界的内核。张承志狂热的理想主义一直是人们纷争的焦点,发有用这样诗性的语言对之加以描绘,“至善至美的黄金牧地是彼岸世界辉煌的灯火,指引着此岸世界的歧路与彷徨,驱逐着浮华岁月的无边黑暗与恒常苦痛。但理想这件金光闪烁的大氅并非刀枪不入的神衣,它表面上令人不敢逼视的完美,掩饰着灵魂深处太多的犹豫和挣扎。张承志的理想正是那立于海面的通体透明的冰山,他那汹涌澎湃的激情就如海潮般滚动,裹挟着冰山向前漂移;又如炙人的阳光照射着冰山,折射出斑斓的彩虹。”①但在这冰山背后有着无法抹去的裂痕,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发有从草原文化、理想主义、生命哲学、宗教意识、文化批判、民粹主义等角度,对张承志的精神世界做了CT式扫描。在发有的透视镜下,张承志精神世界内部深藏的阴霾、矛盾、困窘、软肋一一显现。这堪称是一种富于同情的理解:一方面批评者深入阐释对象的心灵深处,分享他的种种喜怒哀乐,从他独特的成长演变历程来把握其生命的节律;但另一方面,同情并不是无条件的认同,廉价的溢美,更不是满怀敬畏之心的仰视,批评者需要有高瞻远瞩的目光,超越于作家之上,将对象置于社会文化的总体语境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予以理性的反思与审慎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有的这部著作将张承志的研究着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与境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文学生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幅度之广,程度之深,势头之猛,使先前种种最前卫的预想、推测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沸腾喧嚣、色彩斑斓的当代生活不仅招引着人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而且也激发起人们理解与阐释的强烈冲动,用发有本人的话来说,“‘当代’研究的进行状态往往给历史留下鲜活的痕迹,也是生活其中的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②。然而,当代研究也潜藏着巨大的陷阱。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与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对象之间几乎是零距离的同步位置有当局者迷的危险,而且在时间的长河中它极易成为迅速膨胀而又迅速破灭的泡沫。但这种危险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放弃读解当代生活的努力,相反,它对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储备、观察视野以及理论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批评家时常被人抹涂成上蹿下跳的丑角,他们普遍丧失了基本的美学维度与伦理维度。他们要么随波逐流,被权力与金钱收编,成了阿谀诌媚的帮闲客,要么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骂字当头,成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酷评家,而发有本人则与这两种倾向划清了界线。有关这些年来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发有曾经夫子自道,他追求的境界是“实现历时分析与共时分析、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共生与互动”①。

纵观其批评著作,发有的全部阐释工作建立在极为坚实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新批评”的忠实拥趸者。发有博士论文的探索对象是九十年代的小说与城市文化,为了完成这一课题,他在求学的几年间节衣缩食,花费了二万多元购买相关书籍,阅读了三千万字以上的小说作品。一些批评家对当代文学作品只是蜻蜓点水,随后便大而化之地构造宏大的理论构架,抽绎出普遍有效的规律来指点江山,与他们相比,发有下的是笨功夫。由于长期潜泳于九十年代的小说文本之中,他对那个时期小说的叙事情感、潜性主调、叙事风格与视角、女性表达、新闻化倾向、反讽修辞等问题有深入细密的阐释;然而,发有对九十年代的小说又不局限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他力图探入历史长河的深处,触摸到那个时期特有的脉动,并进而剥去表象上蒙罩着的层层光环,直抵事物的本相,展示文学生态系统内部各个元素间的复杂联系。他对九十年代文学的精神源流与文化境遇、历史迷惘、城市焦虑、时髦的后现代文化的内核,以及与文学期刊、出版、影视及其他传媒间关系的分析,也是精彩之论迭见。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传播接受史方面,更加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创作间共生互动的复合方式。与他前些年主攻的九十年代文学相比,这一课题的难度无疑更大。除了埋头于卷帙浩繁的期刊文献,他这些年还在各地走访了许多编辑、记者、个体书商和文化官员,整理出了数十万字的访谈录。此外,《当代》、《山花》、《小说月报》、《美文》、《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文艺评论》等文学期刊的特征,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布老虎品牌运作机制都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这些丰硕的成果为人们理解数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开拓出了新的畛域,并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是日后相关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门槛。

读着发有的批评研究文字,我时常感到字里行间洋溢涌动着一股气。仿佛是西方奏鸣曲中的旋律,一开头便先声夺人,毫无扭捏之态;它随着行文不断扩展、壮大、分衍、繁殖,在一些关键性段落达到高潮,气势逼人(有时也给人得理不饶人之感)。这与他天性中禀有的诗人气质密不可分,同时我觉得在他身上奔涌的是一股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他的文字没有习见的媚骨油滑,而是正气凛然,对一切丑陋、畸形、怪诞、扭曲、虚矫煽情的现象,对一切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倾向极尽针砭之能事。显而易见,他心中对文学持着某种恒定的价值。这一点与他客家人的身份不无关联。发有在研究客家文化时曾这样论述其精神特质,“客家民俗既保留了中原遗俗,又在移民过程中吸纳了当地土著的风俗,它既有很强的文化坚守色彩,又有某种程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千年漂泊中形成的客家文化,一直持守着浓厚的‘寻根意识’和强烈的祖宗崇拜传统,在陌生的异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同一性,拒绝被同化和消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崇尚正统、正气与正义的‘崇正’意识是其思想性格的主导”②。而在发有的身上,我分明看到了客家人“崇正”意识的影子。在当今这个变动不居、虚无主义横行的年代,这种文化守成的品格更显得珍贵,它使知识者有可能担当起文化守护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