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保文学现实主义评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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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保大致成名于中国当代第四代评论家与第五代评论家交接之时。如果说第四代评论家在新时期初激浊扬清,破旧立新,重塑和找回失落已久的现实精神,为新时期作家作品及思潮发风气之先,行鼓吁之力;第五代批评家大多以怀疑和否定为性格,以探索和追问为方向,以多元和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基石,以自由和自主的批评个性为信条,那么,周政保身上无疑兼具这双重优势。这也成就了他一步步扎实地挺进中国一流文学评论刊物,成为新疆新时期至今唯一一位获得全国声誉和广泛推崇的批评家。周政保虽有过人的才情和惊人的韧性,但成就其成功的首先是他“是一个善于安排自己人生道路的人。”[1]。1965年17岁的周政保从家乡常熟支边到偏远的新疆和田,经历过长期底层生活的砺炼和考验,从农工到记者、编辑、机关干部、军人一级一级的奋斗和起起落落的曲折———1975年周政保从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回到和田,直到1979年考入新疆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方向攻读硕士,毕业后进入部队从事专业创作,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师级研究员。

一、以生活经验为批评基石

在批评个性的诸种构成因素(如观念个性、方法个性、思维个性、美感个性和文体个性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批评家所独见的文学批评观(即观念个性)。周政保不仅将文学评论作为生存手段更是作为存在方式,他借文学之力把握生活思考社会,又以对社会人生的洞悉与理解更近地体察文学。因为,“我的小说评论也是一种‘自我表现’。这就是我的理论批评的伎俩”。[2](p287)周政保文学批评的基点始终是立足于民族———人民,因为“懂得了生活,懂得了命运,也真正明白了‘底层劳动者’这个词组所包含的意义”,但“真正要理解我们的民族与人民,却必须要付出终生的代价。”[3](P280)相比较于书斋式与学院式批评家精巧的阁楼建制,周政保毫不讳言“我的思维世界里总是挟带塔里木的沙味与土气,也免不了那种昆仑山与天山之间所固有的粗俗与偏执。”[4](P281)但在主张“批评即选择”和“深刻的片面”的新时期,在各种理论方法走马灯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80年代,在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之间跨学科互渗的富于示范意义的实验场的90年代,周政保始终固守着民族———人民———生活———现实的批评基石和前提,这使“他的文章或许不那么新颖、尖锐,但往往是正确的,时隔数年不会变质变味。这说明他是有眼光的,这眼光里含着更多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仅是文学的技巧。这就使得他的批评比较稳练,比较大气,他的有些文章隔几年再读反而显得越好。他的文章文学上的超前性不那么明显,在这方面他不如有一些批评家;但他有一种社会经验上的超前性,在这方面,那些足不出京都的、从未在实际生活中摔打过的先生们是望尘莫及的。”[5]可以说,生活理解和生活经验是周政保丰厚学术理性的基础,这决定了他始终以现实主义批评作为自己的美学原则和价值标尺,表面看这是他的狭隘和固执,本质上确是证明了他做人与做文内在相通的机理,证明了其文学评论与人生经验的血肉联系。

二、对现实主义的开放理解

在周政保的评论中,梳理和确定最多和出现频率最高的命题有:现实主义(精神),思情寓意、生存景况(人类前途和人类命运)等。在其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批评范式、方法和话语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即是他对现实主义的开放理解。在80、90年代之交的系列文章中,他首先对长期在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严重被戏弄或误解的现实主义在新时期被排斥和冷落的命运发出慨叹:“这是一种‘怪圈’,即由于倡导目的扭曲或非文学化,欲得‘现实主义’而终于不得‘现实主义’。”[6]又对“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做出准确定位,并得出8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发展线索就是“从创作方法到审美精神的潜移”的卓然见解,并强调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永远来源于生存现实的、因而永远充满创造性的艺术精神,或者是一种因了人类生存景况的探索而始终不懈地关注周围生活状态的审美气度。”“这种‘精神’并不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样要求小说的描写必须接近生活的原生面貌:它不排斥‘重现’或‘再现’,但也不以此为唯一的传达方式。它可以充满假定性,可以变形,可以象征,可以寓言,也可以‘诗化’或‘散文化’,等等。”[7]对于中国80年代的现代派小说,学界是有着广泛争议的,周政保以敏锐强烈的艺术直觉力与系统清晰的思辨性理论性品格,没有单纯地从中西语境的比较入手,而是直接切入萨特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家仍强调现实关注品格的基本思路,在不同文章中反复引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现代派小说家索尔贝类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的警言:“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所以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他的《泥泞的坦途》的副题仍是:“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小说”。“我承认,我是肯定现实主义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可以否定它的理由。”

三、建构批评理论的自觉尝试

周政保显然有一套烂熟于心的自省方法,他的研究思维富有逻辑性,有内心恒定的批评体系和审美理想。他对世界和文学的看法是明晰和概念化的,这也是其内心思维格局外化的产物。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中,有如此定力和整体性的人并不多。或许周政保的这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保守,但在其中确实显示出一位具有自主的原创意识、恢宏的批评视野、坚定的学术个性和深远的历史眼光的一流文学研究学者最重要的能力:能对具体个别的作家作品以及单独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概括、总结,发掘其中具有整体和发展眼光的文学发展规律和趋向,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从而在对文学创作起到宏观引导和提醒之效的同时,补充、丰富和发展文艺理论建设。可以说,周政保在评论中始终都着意于打通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的壁垒。在其第一本专著《闻捷的诗歌艺术》中,他通过对叙事诗如何成功关键问题的思考,从如何调和叙事与抒情的矛盾出发,发现了诗的叙事成功的两条艺术措施,一是以情节的单纯化达到叙事的简洁化;二是把所要叙述的故事情节浸泡在情感的抒写中进行。由此,他对《复仇的火焰》的结构方式做出精准概括:“‘叛乱与反叛乱’作为叙事诗整体的情节主线,‘觉醒与反觉醒’作为‘象外之意’的思想激情———思想主线”,并得出“作为一部长篇叙事诗的抒写目标,情节主线是战术性的,而思想主线是战略性的”[9]的“形象化”的理论结晶,这显然已上升到理论品格了。有时,他也会直言不讳地向“经典”理论挑战:“‘形散神亦散’或‘神散形不散’同样可以成为出色的散文。关键并不在于‘散’或‘不散’,而是在于‘散’或‘不散’的叙述形态之中所隐含的思情的质地及精神发现的深刻性———这就是所谓的神。”[10]“形散神不散”作为“常识化”的散文理论的内在匮乏与矛盾昭然若揭。

四、关注西部文学的发展动态

尤其是对西部文学,周政保也在长期深思熟虑和大量文本阅读后,提出了很多可以为当时的创作做警钟、为后来的创作所证实的真知灼见。如他认为“文化视角所实现的文化剖析与文化阐释,也是社会分析与社会判断的一种,只不过是洞察角度或感受侧面的不同罢了。”[11]并且反对那种“盲目地大胃口地企图把握‘中国西部文化’的整体格局及理论建构”的虚妄,认为作家只可能描写或表现“某一个‘文化圈’的历史与现实。”[12]他还在很多文章中坚决“认为不通晓民族语言的作家,很难创造卓越的描写与表现民族生活的作品。”(他同时不断肯定熟练掌握双语的作家王蒙与张承志的创作),对新疆汉族作家,他充满忧虑的指出:“新疆小说创作的平庸是思考的平庸所酿造的———它不是醇酒,不是硕果,而是缺乏内在力量所患的‘贫血症’。这种小说思情寓意的‘贫血症’,并不是靠技巧、靠写法的更新所能掩盖的。”[13]因为他们“对于生活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的汉族人(同样作为社会的人的一部分)缺乏一种历史的文化心理或心态的领略与感悟,一种因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所产生的过去或现在的思情形态与心绪方式的理解及认识。”[14]他对新疆中青年小说作者的批评振人发聩,但在今天看仍然切入肯綮。但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也不遗余力的予以肯定,如他对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风格的诗意描写:“冷静而不平庸,委婉而不柔媚,细致而不琐碎,悠长而不拖沓,表面看来从容不迫、不动声色,但其中却蕴含着令人回味的韵律。这有点象作者笔下的草原,虽然云淡风轻或细雨迷蒙,但在那里却发生着种种充满了时代气息的深刻变化,流淌着一条庄严肃穆的情感的河流,而且在这条河流之上,又笼罩着对于哈萨克民族生活的深深的思考。”[15]并以民族学、文化学的视角,发现其小说“与他的哈萨克人的草原生活、以及某些沉积在血液里的古老记忆的影子具备着千丝万缕的神秘联系。”[16]五、真诚尖锐的作家作品论虽然周政保评论的最大长处和特点体现在将个人化理解与历史化眼光成功对接的宏观批评理论的建构上,但其评论中最具生命力和活力、也最能体现其才情的却是其融入了生命感受、闪耀着思想锋芒、溢扬着沛然文采的作家作品论。它们厚重不失灵动,大气不失细腻,将其识见与才气发挥到几乎淋漓尽致。如他最早发现了《杂色》在王蒙“在伊犁”系列和反映“右派”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作品中独一无二的价值:“《杂色》的这种局部描写与整体旨意的巧妙组合及富有强大思想容量的升腾,在中国小说界是出类拔萃的。”[17](P210)这一“深深地打上了维吾尔文化或新疆文化的烙印”的“那种可悲的自我平衡方式,那种可慨可叹的人生达观形态,那种自我诘难、自我挖苦与自我嘲弄”的生存方式[18](P218),以及作品奇诡复杂的叙事艺术,也在时下“重返80年代”的当代文学经典打捞中再次浮出水面,由此也验证了周政保眼光的犀利和超前。

周政保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他作为评论家不趋时、不唯上、不流俗、不唯名的学术品格,相比于某些只是寄生或应声的“影子”批评家,他以勇气、坦率与真诚在文坛混乱又充满泡沫的今天,忠实履行了批评家的职责:做作家的良师益(诤)友,洞悉作品的得与失,成为为其导航的一盏塔灯。对20世纪80年代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他既充满期待又不忘恪守其职,如他认为赵光鸣“倘若能在情调、蕴藉、含蓄性、寓意性、以及作者主体介入之后的赤裸裸评价的节制等方面,再作一些适当的琢磨与调整,那才可能造就一种真正具有独特品格的小说叙述语言。”[19](P218)发现80年代前期,董立勃小说“对垦荒生活、对垦荒者生命现象的感知和洞见,还只能说是处于一种被动描写,因而还谈不上主动表现的状态之中。不言而喻,其中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仅仅属于作家的小说观念所致,而且也属于作者的生活观念所致。”[20]坦言“文乐然的中篇小说《荒漠与人》是一部光泽与斑点都十分引人瞩目的作品。”[21]甚至是在为自己的战友和好朋友做的书序中,他不为亲者讳,一反写序的惯例和潜规则,直言“作者的散文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并指出其散文随意中的力度不足、语言表达的欠精到、议论的浮于表面,全文言辞恳切、肝胆相照,无一句溢美夸饰之言。其实今天轰轰烈烈的文坛尘嚣落尽时,“颗粒无收者大约是绝大多数”[22],周政保完全不必如此苛刻,但从这样真性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窥见论者的真诚和作者的勇敢。从90年代中期开始,周政保似乎意识到可能会走向模式化和定势化的理论框架的潜在危机,转向既重视整体文学环境又注重细致文本分析的双效之路,他将先前的理论品格和追求内化为内心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源泉,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以更丰富的参照系,将文学批评的思维引向更多元更开放的空间,注重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多维多向多角度的认识和考察,并在其中丰富和完善着自我的理论结构。其文学批评的视野也由西部面向全国,之后十余年来锐气不减,韧性依旧,更有大量为批评界所推崇的评论面世。

周政保是一位阅读视野恢宏的评论家,他广泛涉猎报告文学、散文、军事文学、电影文学等不同文体,关注风格迥异的不同作家(如他曾分析过非常个人化和私语化的女作家斯妤)。在批评方法上,他最重视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就一个具体的西方汉学家而言,他可以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或可以认为文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因果关系;但一旦当他涉足中国当代小说世界的时候,那他必定会意识到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学观念,将是一种绝不可能的思想行为。”[23]同时,他更是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吸纳着一切能内化为生命一部分的理论方法。酣畅淋漓的文字、源源不断的思想、坚如磐石的信念使他的文章显出一种博大,一种超脱,一种飞动之势。其结构文气贯注,浑灏流转,其文句议论风发,神采飞扬,只有一个思想澄明、情感纯挚、见识高卓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泻千里、熠熠生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