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文化意境的把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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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通常被认为是记录文化的语言符号,凝结着各民族的经验和智慧,会产生独特的心理感受和审美情趣。文化意象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中常见而又非常重要的审美形象,是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基本单位。近年来,基于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文化意象翻译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通过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不断深入,例如,对诗歌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处理研究[1]70-74、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及其翻译研究[2]58-60以及文化意象翻译中的文化亏损研究[3]40-43等都具有代表性。

对于在翻译中文化意象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学者有各自的看法,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直入法、重构法和协调式异化法,其中后两种都涉及到文化意象在语际迁移中的改变和重构,只是改变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那么,在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改变和重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种改变和重构有无合理性和必要性?译者在这一改变和重构中的角色怎样?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回答。

一、意象改变的认知语言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是指外部客观世界在人类体验过程中在人的心理上所产生形成的表征,是一种心理事件,可以用语言来表述,因其具有文化差异性,故称文化意象。虽然外部客观世界在不同人的体验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表征,但共同性是占大多数的,差异性相对较少。形成于不同文化中的意象往往带有文化的特色,给人的心理感受会有所不同,有的可以为多数的接受者所领悟,但也有一些超出了人们的体验或经验,给人带来或清晰或模糊、或正确或错误的心理感受。这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反映在文字上会有不同的表达,给人的心理上带来不太一致的刺激和反应。

用文化意象的概念来描述翻译的过程,已经成为将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研究的重要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宋德生就认为,认知意义上的翻译过程是:源语语码产生意象,从而融入对具体意象及其关系抽象之后的意象图式,然后在译语中寻找与源语意象相匹配的意象再进行语码转换工作[4]22。这种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译语中要找到完全匹配的意象谈何容易。

实际上,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意象改变甚至失落的问题。胡悦宏就尝试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引起文化意象改变或失落的原因,并提出采用创造性叛逆的理念来指导翻译的途径。他认为,在翻译中引起文化意象改变或失落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情感因素,而客观因素包括概念空缺、习语的独特性和典型性等;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打破了语言上的阻碍,弥补了文化上的代沟,是对原文忠实的一种表现形式[5]48-50。

在文学翻译中,由于文化意象无处不在,给不同语言的读者造成“知性”和“感性”的反应不同,所以对于文化意象是保留吸收,还是改变重构,甚至于视之不顾、信手弃之,都是译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意象在文学翻译中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变是有一定的理论上的必然性的。

二、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改变

对于文化意象的处理,学者们认为通常有五种模式,即:直入、诠释、融合、阻断和归化。前三种模式被认为能够促成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能强行输出源语文化模式,而后两种更能迎合目标语民族的文化心态,而将源语文化阻隔在目标语文化之外[6]74。以上五种模式的解释和应用是以目标语文化的开放程度、对应词语的存在或缺省、源语文化意义和形式上的独特性为理据的[7]123-124。因此在翻译中就产生了意象保留、意象改变和意象失去的情况。

文学中的意象保留或重构非常重要,这是和文学的本质与功能密不可分的。就文学而言,文本要带给人们一种审美欢悦(即“美感”),要以其意象、境界、气韵、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打动读者;文学的语言应该是“突出”的,其语言结构要使文学不同于其它目的的语言[8]4-6。文学中创造性的意象可以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看或感觉事物的方式,所以文学文本具有独特性、趣味性,语言结构具有创造性和陌生性,语言所构造的意象也就有其目的性和诗性。因此,文学翻译中对意象的处理不可不着力应对,最好是保留,但在无法全部保留的情况下,要进行适合读者社会文化心理的调整、改变以及重构。

以卞之琳翻译的英国18世纪“墓园派”诗人托马斯·格雷的著名诗歌《墓园挽歌》的第一节为例:

Thecurfewtollstheknellofpartingday,

Thelowingherdwindslowlyo’erthelea,

Theploughmanhomewardplodshiswearyway,

Andleavestheworldtodarknessandtome.

晚钟响起来一阵阵给白昼报丧,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声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

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与我。

本节具有密集的意象组合,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和谐、肃穆的田园生活图景,其中又有自然界的意象如partingday、lea、world、darkness,社会生活的意象如curfew、herd、ploughman、wearyway、me,视觉意象如herd、wind、lea、ploughman、wearyway、world、darkness,听觉意象如toll、knell、lowing,动觉意象如toll、wind、slowly、plod、leave等。有些意象具有多维性,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放在不同的类别中,分类只能是相对的、相互渗透的。

第一行的本意是:晚钟敲响了即将逝去的白昼的丧钟。译文中既保留了“晚钟”、“响起”、“白昼”等意象,但对于原本属于自然界的意象“part-ingday”译成了属于社会生活意象的“报丧”,更加适应了汉语读者的社会心理体验。第二行可直译为:吼叫着的牛群慢悠悠地绕着弯走过草地。译文中基本保留了所有的意象,除了表示动觉意象的“slowly”,但“slowly”在“迂回”一词所表达的意象中得到了内隐式体现。第三行:农夫拖着沉重的步伐疲惫地朝家里走去。译文里用“脚步踉跄”对源语中的“plod”这一动觉意象进行了改变和重构,展现了一种更偏向于视觉的意象,并且起到了押韵的功效。第四行完全是一种直译,既保留了源语意象,而且保留了意向的寓意和结构,恰如其分。

试比较:

暮钟鸣,昼已瞑

牛羊相呼,迂回草径

农夫荷锄归,蹒跚而行

把全背叛世界剩给我与黄昏(郭沫若译)相比之下,卞译对源语意象的把握非常到位,对源语意象的处理既做到恰当、灵活地移入,又做到了协调性地改变和重构,音韵优美,气韵生动,意象和谐,给人以很强的美学冲击和美感欢悦。可见,在文学翻译中,在重视文学意象保留以颠覆读者的常规性和“自动化”认知及感受、展现不同语言的文化视角和语言结构无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得考虑目标语读者的社会心理文化因素的差异,做出既不违背文学的诗性要求,又能激发目标语读者在认知上对现实世界及可能世界的最佳关联,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认知体验。

三、译者操控下的动态对应

无论是文化意象的保留还是改变以及重构,都反映出译者一系列的心理过程。译者首先对原文本从语义、语法、句法、语用等方面分析,从而形成原文本所展现的意义和意象的表征并存储于记忆之中,通过思维判断、分析和组织,综合成具有系统性和符合目标语读者社会心理规范的目标语文本。上述文化意象处理手法都有着译者主体操控的印迹。曾利沙曾对译文文本特征及其内在规约性与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指出译者的主体操作及其思维特征在译文中是有“迹”可循的,其艺术创造性受到文本内在的关联性规约,是一种主—客体互动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性[9]7。在文学翻译中,对文化意象的处理既有移植,又有失落和改变及重构,这是随着文化交流的程度的广泛性而展开的,也考虑到读者的认知能力和体验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译者在文本内关联性制约的基础上进行主体操控的能动性,译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其操控下的一种动态对应。

再举一个小说翻译的例子:

……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钱钟书:《围城》)

译文:Everydutifulsonandworthyson-in-lawshouldseektopleasehiseldersbybringingglorytothefamily.(茅国权译:FortressBesieged)

英译中的成语翻译采用了意译,失去了源语中有关“门楣”对人的心理表征以及“门楣”与“家庭”的关系这一特有意象图式,而将中国文化中的意象归化为“家庭”,这也不失为译者的刻意之作。

有学者指出,现代读者的审美倾向日趋多元化,越是具有异域色彩和情调的文学文本对他们越充满吸引力,其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具有一种“趋异性”[10]508。这为译者更加直接地移入具有异域特色的文化意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着对异域文化的了解的深入,对原作的表达方式,乃至意象都可以做极大的容忍,有时甚至是毫不费力地做到适应原作异域风格的心理调整,并轻松愉快的接受这种转变。但这并不能说,译者这一主体地位完全丧失,译者不用去把握诸如意象等文学元素的调整和重构。实际上,译者才是原作艺术性在目标语中的创造者,译者对艺术风格和语言形式的操控性毋庸置疑。

再如:

“Andyousortofwalkingintoitwithoutthinkng?”

“Yes.Iseemedtohavebeenasleepnearlyallmylife.”(SonsandLovers,ChapterX)

译文:“你没多想就走入婚姻圈吗?”“是啊。我好像睡了一生似的。”(劳伦斯:《儿子与情人》)

原文中直接说“走入婚姻”,是一种内隐的意象,译文中加了字译成“婚姻圈”,变成了外显的意象,符合了现代读者已有的背景图式,即婚姻就是“围城”、“藩篱”、“牢笼”、“束缚”和“陷阱”,具有了外显的寓意;而对于“睡眠”这一意象没有做什么调整或改变,因为中西文化中,都表现出“昏头昏脑”、“昏昏欲睡”和“不清醒”的心理表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化意象在文学翻译中的改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文学翻译对于文化意象不能做简单地移植,而应该是动态对应,即使译语文化的读者对异域风格和情调有很大的容忍,意象的处理也会在形式、结构和类别上做一定的改变。而对于既不符合译语读者心理和译语社会规约的意象,最好做出协调性的异化。翻译中意象的遗失或文化意象的文化亏损是不可避免的。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主体,对于文化意象的处理具有不可避免的操控,乃至创造性背叛,这是译者为读者阅读理解和认知能力考虑而进行艺术创造的充分表现形式。译者的主体性表现为创造力、灵感和悟性,是译者发现和再现美感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积极因素[11]112。译者或者有意大幅度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文学意象和文学意境等),或者对源语的语言形式不做任何的改变,这些作法都是译者故意为之,是为了达到谢天振所称的“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和“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的目的[12]201。在翻译中,文化意象总会遇到一番遗失、改变甚至“背叛”的情况,这取决于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特别是译者的态度、认知体验和审美选择,因而,反映了译者的主体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