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白烨的文学评论风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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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评家与冷评家

批评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类。从职业身份来看，有学院批评家和非学院批评家之分；从与体制的关系来看，有体制内批评家和体制外批评家之分；从性别角度看，有女权主义批评家和非女权主义批评家之分；从文学价值观来看，有“纯文学”批评家和“杂文学”批评家之分；从介入作品的方式来看，有印象主义批评家和客观主义批评家之分；从批评的基本姿态上看，则有“冷评家”（也叫“酷评家”）与“热评家”之分。别的姑置不论，且来说说后面的一组批评家。

所谓“冷评家”，顾名思义，似乎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批评家：他们的尺度比较严格，态度比较挑剔，对作品中的残缺和问题，比较敏感，对低级趣味的东西尤难容忍，所以，在指摘缺失的时候，往往态度尖锐，不留情面。当然，在有的人看来，所谓“酷评家”，往往居心叵测，内心阴暗，心胸狭隘，纯粹是一些专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刻薄鬼。其实，批评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反思能力。它固然也发现意义和价值，接受经过检验的判断，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批评首先意味着尖锐的否定精神。正像英国的肯尼思·麦克利什在他主编的《人类思想的重要观念——形成世界的观念》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批评是一种可以持有相反意见的活动。它可以被看做人类思想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文化活动的主要担保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横切面，即使不能说是寄生于它。”(1)

所以，态度严肃，尺度严格，善于发现问题，乃是所有批评家的基本素质。事实上，具有批评的勇气和能力，乃是所有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们的基本素质，是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条件。美国的《时代周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发表文章，认为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原因就是他们学了一大堆死知识，却丧失了精神上的热情和活力，没有批判社会问题的激情和能力，而知识分子则“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根据辩证法的一般道理，凡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高才有低，有好才有坏，有上才有下。这就是说，在批评上，还存在一个与“冷评家”相对应的批评类别。这类批评家，我们不妨称之为“热评家”。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热评家”似乎是这样一类批评家：他们有温热心肠的（warm-hearted），乐于从正面看问题，乐于发现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从而用肯定的态度来评价一部作品。如果说，“冷评家”是阳性的、刚性的，充满怀疑和否定的精神，倾向于同流行的文学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那么，“热评家”是阴性的、柔性的，倾向于以包容的态度接受并肯定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一般来讲，“热评家”因为关注当下的文学动态，热衷于以快捷的方式评介最新出版的作品或者最近发生的文学现象，所以，往往是与“媒体”周旋较多的批评家。

其实，无论“热评家”，还是“冷评家”，趋向虽殊，大归则同，都从不同的方面，给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行的助力。当然，批评家也可以尝试建构另外一种“中和”的批评模式——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建构一种“冷”、“热”平衡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可以依凭的经验，例如，李健吾之批评巴金和废名、常风之批评《子夜》、傅雷之批评张爱玲，就不曾因时间和距离上的近，不因感受上的“热”，而丧失判断上的“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其实应该是是亦冷亦热的，即“温热的心肠”加“冷静的头脑”(warm-heartedandsober-headed)。屠格涅夫在《回忆别林斯基》中说：森科夫斯基不但远比别林斯基“博学”，而且“有机智，有风趣，带光芒”，但是，他“冷酷”，缺乏“热情”，别林斯基则不是这样，——他虽然被人称为“冷评家”甚至“酷评家”，但是，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批评上，他都处处表现出真诚和热情。那么，白烨是属于哪一类型的批评家呢？答案很简单：热评家，一个实实在在的热评家。

二﹑热中有冷的热评家

做一个冷评家很难，做一个热评家也不易。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中，像白烨这样的耐心而紧密地跟踪当代作家的创作进展和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人，似乎并不太多。他身上有记者的敏感，有编辑的勤勉，也有学者的认真。他把这些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如果全面了解白烨的文学批评，你就会发现，他的批评与当代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作家作品的出版与批评家的阅读和评论，在他那里，几乎是同步的。他总是最早地阅读、最及时地评论当代的许多重要作品的批评家。他的这一特点，集中地展现在《热读与时评——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一书中。在这部评论集里，你可以看到他以极其迅捷的速度，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无字》、《无雨之城》、《尘埃落定》、《都市风流》、《我是太阳》、《人气》、《水乳大地》、《羊的门》以及《人外人》等80多部刚刚出版的作品进行阅读和评论，其中有的评论。由于覆盖面之广和信息量之大，他的这部评论集甚至可以当做这一时期的特殊形态的文学史来读。

热评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态度比较热情，尺度比较宽松，总是倾向于从作品中发现可称道的优点和价值。白烨就是这样的一个批评家。他很少以全然否定的态度来评价一部作品。面对一部作品，他总是善于发现其亮点，将它指给读者看，并给予积极的评价。例如，他在王朔的《看上去很美》中，就发现了这部小说与过去作品的“似与不似”——新的变化是“叙述的一板一眼和描写的从容不迫”，他描写主人公方枪枪时态度尤其“认真”，写得“有声有色又有滋有味，读起来不觉枯燥，而且每每令人忍俊不禁”(2)，但是，不变的东西也有，例如，“调侃的风格依稀可见”，只是变得“更为内在”了一些。

在人们的印象中，白烨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热评家，常常只说“好话”，而不谈问题。他的确是热心的，乐道人善的。尤其当一个作家的创作引起轩然大波，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他的态度似乎就更为宽容，甚至显示出回护、辩护、保护的热情态度。例如，当《乌鸦》被质疑和尖锐批评的时候，他就再次阅读这部作品，也浏览了关于它的争论文章，发现“说坏的比说好的多，而且有些批评溢出了文学范畴”(3)，他觉得这种“流于情绪化的谩骂乃至攻讦”，只能“把水搅混”，完全“于事无补”；他选择了“以理性的批评发表意见”，在评论文章中，细致地介绍他的情节内容，并从文学的角度，肯定了它能用复杂的眼光展开叙事，显得“真率而独到”，而这“正是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同时，还公正地赞扬作者的“文学才情”——“语言准确而灵动”(4)，以及难得的幽默感和反讽能力。

面对有争议的作品，白烨的策略，是首先反复阅读作品。例如，一部《废都》，他就读了三遍，这就赋予他的批评一种认真的专业精神。当《废都》遭遇强烈质疑的时候，白烨本着“俊就是俊，丑就是丑，既毋庸讳言也无法讳言”(5)的态度，指出了《废都》里某些地方的性描写，“确有逾游题旨、颇显多余之感”，同时，又以理解和爱惜的态度为它辩护，呼吁人们不要“匆匆忙忙地浏览，轻轻易易地否定”。在我看来，《废都》尽管大体上是一部很不理性、很不成熟的作品，是一部趣味和艺术上问题都很大、也很多的作品，尤其是它的对都市文明和女性的态度，问题尤其严重，但是，我对那些在文学的意义上讨论它、在文化生态的意义上保护它的人，也心存敬意——一部作品也许让人不满，甚至让人生气，但是，谁也不能剥夺它正常存在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烨对那些有争议的作品的热情而不遗余力的辩护，就显得难能可贵。

白烨的批评固然是“热”的，但也有“冷”的时候。尤其是涉及一个时期的宏观性的大问题的时候，他便显得极为清醒和冷静，其态度之“冷”，问题意识之强，批评之尖锐，几乎给人以“冷评家”的感觉。在《一切尚在过渡中——长篇小说现状笔谈之一》中，他对二十世纪90代以来的每年400多部的创作量，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指出“大量的是中间状态、不好不坏的平平之作”，并从“文化视角”、“文体范式”、“语言表述”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长篇小说创作正在经历着”一个“过渡状态”。如果说，这样的分析还是温和的，那么，在《观感与期望——长篇小说现状笔谈之二》中，他的质疑就显示出尖锐的锋芒。他期待的是那种“揭示出深广的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然而，“我们的一些长篇小说，与这样的要求相距甚远，尤其是近年来以家族历史、个人经历为内容的长篇，作者大都着眼于与家、与‘我’有关的生活天地，较少注意它在生活容量上的承负能力，甚至懒得打通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诸种关联，使所写的内容相对封闭，近乎于一种孤影自怜、孤芳自赏。如此来写与更多的人没有干系又不感兴味的生活，真不知能赢得多少读者？”(6)

他还从思想性的角度，批评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普遍的问题”：“多数作品都是急切切、匆忙忙的生活热流的跟踪描述，很少触及到现实内里隐藏更深的复杂神经，热闹之中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他还是最早注意到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三俗”问题——“选题低俗”、“描写粗俗”、“包装媚俗”——的批评家（《雅俗鼎立文野并存——长篇小说现状笔谈之三》）。针对长篇小说创作质量长期未见提供的现状，他写了《对长篇小说创作要说两个“不”》的文章，认为有关部门“不要硬抓”，作家自己也“不要硬写”，因为，“说到底，长篇创作是一种高含量、大投入、长过程的文学创作活动，来不得半点勉强和虚假”。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总结全球华人的写作与阅读经验”并“分享共同的美学经验”的“排行榜”和“大盘点”等活动，热闹一时，从香港到内地，由机构而“个人”，或者重新洗牌，排出新的“十大小说家”；或者“一锅煮”，评出“中文小说一百强”；高唱“主旋律”，遴选出“百年百种优秀图书”。而对这些闹得沸沸扬扬的“盛典”，白烨大都抱一种冷静的分析的态度。在《关于评选与评奖》一文中，他批评香港的《亚洲周刊》评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由于缺乏统一的评选标准，所以，“在客观上贬低了某些不该贬低的作品，提高了某些不该抬高的作品”；而由大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共同主办的“百年百种中国文学图书”，则“过于强调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及其当时当地的社会影响，几近于从主流意识形态角度遴选作家作品”，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不少失重与失衡现象”。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言之成理地分析了大陆的某些重要奖项在“评选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评选”与“评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评价性活动，会极大地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审美趣味，所以，白烨的及时而冷静的质疑就不仅是针对具体事件的，而且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学社会学上的意义。

三﹑推新求变的“促进派”

关注文学新人，关注文学热点，关注崭新的文学现象，这是作为“热评家”的白烨的一个稳定的特点。在文学上，有的人恋旧，喜欢时时回眸经典，习惯于以经典为尺度和坐标，衡量当下的文学，倾向于发现其问题、揭示其残缺，——这类批评家可以归入保守主义的古典主义者；有的人则倾心于新的事物，倾向于发现并揭示当代文学的哪怕是是很小的突破和成绩，——这类批评家，似乎可以归入感觉敏锐、姿态前卫的现代主义批评家。白烨大体上属于后者。

白烨的批评事业，几乎是与“新时期”同时起步的。那是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给文学提供了较大的创造空间和创造自由的时代。自由点燃充满创造热情，自由也激活创造活力。求新求变成了“新时期”文学精神的特点。这种热情是如此高涨，正用得上“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来形容。受时代风气的影响，白烨对文学上的新生事物的兴趣更大，关注的热情更高。他善于观测文学风气的变化，总是能注意到那些能够显示文学潮流新的现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批评文章开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二三十年来，白烨的这种站立潮头的前沿性的批评姿态，是始终如一的。

写于1984年的《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在他的“新时期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较为细致地考察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情文学”、“青年题材文学”、“农村题材”以及“军事题材”的创作状况，涉及到了四十多位青年作家。他肯定了刘心武、卢新华、王亚平等青年作家的风格特点，准确地指出，尽管他们的创作存在“艺术上不够成熟的缺欠”，但是，依然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因为，他们“在勇于正视现实、大胆反映生活方面，却表现出于独立思考中深入探求和把握现实主义精神的可贵素质”(7)。他同样的热情态度，肯定了别的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并概括了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思考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信息”等很可宝贵的特点。这篇文章其实可以看作他在新时期批评写作的一个序曲，一个提纲，一个宣言。此后，几乎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作品，他都写了专门的文章进行细致而具体的评论，而对一些创作比较活跃的作家，例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张贤亮、莫伸等作家的创作，他甚至写了多篇文章进行研究。他从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发现很可宝贵的经验，看到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新变化和新趋向。这一点，很典型地见之于他对李锐的短篇小说的分析。

白烨发现李锐刚刚发表的《厚土》等系列短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篇幅虽短，但内蕴却并不单薄，“有一种使人过目难忘的魅力和引人深思的迫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和力量，是因为，李锐不仅在“写什么”的选材上花了很大的力气，而且，在文体和叙述上，也有着非常自觉的追求：“采用了一种对人物的浑然而恬然的神态进行冷峻素描的方式，基本上不作心理的剖析与理性的解说，叙述的层面也多限于内蕴蕴藉而表象浑沌的知觉体验上，这种知觉体验因毕竟与心灵深处隔了一层，而本身又不那么清晰和分明，反而使作品平添了厚度和凝力。与此相联系的，是语言的言寡义丰，词直义曲”(8)。应该说，白烨对李锐作品的特点，把握得很准。他认为李锐的《厚土》等系列小说艺术上的特点，体现着现代小说的美学风格和当代小说写作的趋向，——这无疑显示着他对当代小说变化的敏锐感知。后来，在《银城故事》里，他又再次分析了李锐小说的魅力之源：“无论大的故事、小的情节，作者在叙述中，一般不说破、不说满、不说透、不说完”；“而不直接说出其意义，却又把你领向意义的藏匿处，这才是李锐的真正厉害之所在”(9)。

事实上，除了关注那些已经广受关注的作家的创作，他还以更大的热情来阅读那些刚刚起步、正在艰难探索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他花在后一类作家的评论上的时间和精力，似乎要更多一些。他努力发现他们作品里的闪光点，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例如，当陕西作家爱琴海的中篇小说《沉默的岩武湖》和《哑地层》在《开拓文学》（已被停刊）发表之后，他就及时而准确地分析了它们在艺术上的特点，认为他的作品“深沉而练达”，语言则“狂放不羁，恣肆”，又由语言而进入到作者的“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命运演进的思索与忧虑”，进而指出：“爱琴海是继莫言、李锐等人之后，又一个追求人类大主题从而超越了已有的社会意识羁绊和传统文学规范的青年作家。”(10)虽然爱琴海后来较少发表作品，现在也几乎很少看到他的身影，——这也很正常，天鹅哪怕只叫一声，它也是天鹅的声音，也比乌鸦的喳喳不断的叫声要好听——但是，这丝毫不影响白烨的评论的有效性。他当初对爱琴海作品的分析站得住的，是令人信服的。

总之，白烨敏于感受文学观念的新变，致力于发现“文学新人”和追踪“文学新潮”，乐于做推进文学发展的“促进派”，自20世纪80年代迄于“新世纪”，几乎所有新出现的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现象，他都予以热情的关注和研究，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不间断地做任何一项长久的工作，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一股能耐劳的劲头。

四﹑攻玉尚需他山石

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是一种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和评价的工作。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和批评家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他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尽可能广泛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完整地了解人类文学的整体状况——他的知识面越丰富，参比点越多，则意味着他的判断的有效性越大。对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讲，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文学的生长，端赖古今中外的文学的滋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昔日文学之树上的果实，所以，谁若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没有较为充分的研究，谁若对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缺乏基本的了解，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准确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

白烨显然意识到掌握外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创作现状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需要，密切关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最新成就，及时研究现代西方的优秀作品，以期实现现代经典尺度的确立和经典意识的形成，这显然已经成为他的自觉意识。

他对外国文学的观察和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视野开阔，不拘一隅。无论从国别看，还是从时代看，他的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都具有涉及面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可以说，那些对当代中国小说叙事发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例如卡夫卡、艾特玛托夫、鲁尔夫、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奥夫、迈哈富兹、多诺索、亚马多、富恩斯特、厄普代克、纳博科夫以及日本作家井上靖、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他都做过评介；同时，他还在《当代美国文学评要》等文章中，概括性地考察了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外国文学的创作状况。

为了及时地获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信息，白烨密切关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进展，与处于前沿的外国文学专家保持密切的关系。他积极地评介最新成果，例如，加落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钱满素主编的《美国当代小说家论》、董衡巽主编的《美国现代小说家论》、朱虹主编的《外国妇女文学辞典》、飞白主编的《外国名诗鉴赏辞典》等出版以后，他都写过专门的书评。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评介里，往往包含着与当代文学相关的见解。例如，在《适逢其时值得一读——<新小说派研究>》一文中，他不仅及时地扑捉到了这本书出版的信息，而且敏锐地揭示了它的价值，准确地说明了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它所崇尚的文学中的怀疑精神和标新立异意识，它对艺术真实的不拘一格的理解，它对小说形式不带任何框子的勇敢探索，对我们寻求突破和革新的小说创作，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东西。”(11)而在题为《一项有益于文学事业的宏伟工程》的文章中，白烨一方面，详细介绍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34种书的编选体例、整体特点和学术价值以及代表性文本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发掘了这些研究资料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针对性”，是一篇很扎实、很有见地的学术性的评介文章。

第二，雅俗兼顾。一般来讲，文学研究的专家都将目光集中在“纯文学”上，着力研究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而对“通俗文学”大都不屑一顾。白烨虽然也很重视研究和评介经典作品，编选了不少经典作品的选本，撰写了许多评介经典作品的文章，而且还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外国的通俗文学，甚至可以说，他是当代批评家中对西方的畅销小说研究最用心、最用力的人之一。他阅读了大量西方的通俗小说作品，对阿瑟·黑利、西德尼·谢尔顿、欧文·华莱士、杰姬·考琳丝、哈罗德·罗宾斯、杰奎琳·苏珊等人的小说，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很独到的见解。为了探察西方的通俗小说“热”的秘密，他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了多位小说家的畅销作品，发现它们不仅具有结构巧妙，情结曲折，悬念迭出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也指出，这些畅销小说也有消极的需要警惕的一面，例如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就有“让人感到不真实、不雅观的地方”，“谢尔顿对常态的和变态的，都有着乐此不疲的兴趣。一些本该几笔带过的地方，他普遍使用了一种渲染的笔墨，因而多少给人一种过于张扬的印象”(12)。

第三，聚焦“中篇小说”，遴选经典，细加评鉴，对一个时期的文学阅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工作的成绩，见之于他与阎纲等人编选的《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由于此书传播甚广，读者容易了解，此处不赘。

五﹑当代批评史的梳理与资料的整理

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创作和评论构成的。如果想完整地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就不仅要研究这个时代的创作，还必须研究这个时代的理论和批评。白烨不仅花大力气阅读和评论作品，而且还倾注大量心力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成绩，探索当代文学批评前行的路向。他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颇有研究。他的《批评的风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细致地考察了包括周扬、何其芳、冯雪峰、邵荃麟、侯金镜、张光年、陈荒煤、冯牧、陈涌、胡采、钟惦棐、朱寨、阎纲、刘再复、雷达等近20位有影响的批评家，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描述了每一个批评家的风格，研究了他们对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贡献。由于材料的翔实和判断的妥实，他的这部著作完全可以被看作一部别样形式的1949-1989年间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纲。

由于环境的局限，由于文化上的长期形成的习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批评型人格的成长，并不培养那种敢于怀疑和批评的精神，毋宁说，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在压抑和窒息批评文化的形成。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同一型文化”，就是教人以简单的方式接受给定的结论和答案；而不是一种包容性的“差异型文化”，即鼓励人们以怀疑的态度反思一切现有的判断和原则。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批评文化，包括文学批评，一直就很不发达，有个性的批评家，也比较少见。

白烨在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前的当代文学批评的时候，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长期按照一种权威的理论展开批评，用它来分析作品，来评价作家，所以，很多批评家自己的个性，并没有形成，或者未能充分地展开。那么，对这样的严重地受到环境压抑的批评家，怎么评价？如何定位？

白烨的尺度显然是宽松的。他抱着“理解的同情”的态度，努力发现他们的优点，揭示他们的特点。例如，周扬无疑是一个具备学者和批评家素质的人，但是，他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限制了他。他首先是另一个权威声音的传播者。他必须按照一个给定的尺度来阐释。在这样的过程中，阐释者的个性、独立的见解、个人的趣味渗入的越少越好，否则，就会在不自觉之间对被阐释的话语进行修正和变构，——这就必然会威胁权威话语的“纯粹性”和“绝对性”。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周扬都是一个忠实的“递话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宣传员”。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以及“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的论述，对批评家的“义务”和“战斗性”的说明，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关系的看法，都与主宰性的“权威”声音，相去不远。进入晚年，形势好转，他显然有了较大的自由，所以，他有机会来说自己想说的话，于是，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他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文章，针对“人道主义”、“异化”等重大问题，“不畏艰险地一一作出了自己的探求”；他还勇敢地修正自己的思想，对自己过去的那些“跟着说”的观点，例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等，进行了“的认真的修正”(13)。应该说，虽然受特定的批评语境的限制，白烨的文章，对像周扬这样的批评家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肯定性评价，但是，包含在其中的客观的材料，还是足以显示出批评对象的真实情状，还是给人们提供了可以多角度认识的依据和线索。

与周扬的并不自由的“大人物”比起来，在“新时期”开始大显身手的批评家，就有足够的机会显示自己的个性和才华。文学风气有了变化。好的作品大量涌现。新的问题也需要新的判断和答案。这就有助于新的批评家的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白烨通过对阎纲、刘再复等新时期的重要批评家的研究，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新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的思潮演进。

在“新时期”的批评家中，阎纲无疑是很有个性的一位。他完成了从过去的“热情写文章”向后来的“义愤写文章”的转换。他勇敢地参与到清理“”的混乱的文艺思想的工作中，质疑所谓的“文艺黑线”论，严厉抨击“题材决定论”，反对“造神”倾向，提倡“人道主义”，捍卫人的尊严，呼吁文学要写“人的复杂性”。白烨细致地考察了阎纲的批评观和批评风格，认为他的评论“言壮心细”，“寥寥数语，往往击中作家整体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要害”，高度评价他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人到中年》辩护的勇气，高度评价了独特的语言风格：“白话不流于俗浅，古语不邻于怪僻，亦文亦白，不文不白，别有一番意蕴。”(14)可以说，他对“新时期”的多位批评家，都采取了这种深入其中，细致分析，准确评价的研究方式，既有大量的细节性的资料，有提供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无论展开批评，还是撰写历史，都需要较为充分地占有资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分析的偏差和判断的失误。白烨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对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有着浓厚的兴趣。网罗材料、编撰史料，这一工作的价值常常被低估，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因为，搜集和编撰资料是一件烦琐而劳人的事情，不仅需要有眼光，而且需要有耐心和耐力，甚至需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才行。二十多年来，白烨孜孜矻矻，用力颇勤，建树亦夥，实属不易，这一点不仅见之于他参与其中的《文学年鉴》，更见之于他独立完成的《文学论争二十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此书几乎含纳了所有“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学论争，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总之，白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能够贴近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思潮演变的进程，具有批评态度热情，感应变化敏感，文本阅读细致，资料占有充分，分析方法妥实，语言文风平实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使他成为一个成绩突出、值得关注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