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李健吾文学批评特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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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学评论家，之所以风格独树一帜，除了他的批评风格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直觉感悟式批评和西方的印象主义批评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文学批评审美维度的坚守之心鲜有仿效者。

一、理论篇：审美维度的建构

（一）对中外文学批评方法的承继与扬弃

李健吾的批评风格以印象和比喻为核心，强调对作品的直观印象，点染式的批评方法。也有兴起于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印象主义批评的风格：强调批评家的审美直觉，认为最好的批评是记录批评家感受美的过程。朱光潜曾谈过印象主义批评的缺点，即“往往把快感误认为美感”。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并非简单的回归传统，他克服了中国古代文论重“顿悟”而不深入和印象派批评的散乱不成系统的缺点，自觉地将印象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认真探求，有意识建设一种印象主义的批评系统。这就是李健吾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贡献。批评如李健吾，需要极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留法的背景，让他拥有得天独厚的学术条件，才能纵览古今，旁征博引。他的批评文章常使用“对比法”，将作品进行对比观照，同中有异，异中求同，恰如其分地给批评对象价值定位。信手拈来的各种理论不显堆砌，反是恰到好处。批评的方法也有迹可循：开始先感性地把握批评对象，坚持从文本的感受出发，赋予作品更多的审美成分，对建构审美维度做出有力的支撑，且不满足于散漫的感性阶段的阅读印象，而是理性地条例化，分析一个作家评价一部作品是在“极科学地勘察和澄澈的观照”后，才动笔的。

（二）对人性美的热爱

李健吾在《边城》的开篇提出：批评家的前提是“第一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创作，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始终贯穿着信念：“独立的艺术”和“富丽的人性”。在李健吾看来，这两点是互为因果的：“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李健吾对福楼拜的推崇正是体现了他对于“富丽的人性”的认可与追求。李健吾醉心福楼拜，并在生机勃勃的青年时写作就了令人心折的《福楼拜评传》。世人包括现有的一些研究对于福楼拜的文学印象是现实主义或趋向于现实主义，李健吾忠实地反映了福楼拜的“艺术至上”的实质，指出福楼拜厌恶“大革命”这一切磨灭个性，绝少诗意的洪涛巨浪：“人类越是趋于完美，人越是流于微贱”。李健吾也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浪潮中，是否也是借着评价褔氏而表其心志呢？

对“富丽的人性”的追求还表现他在对批评家的推崇上。李健吾虽说维护布雷地耶，但相较之下更钟爱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所以李健吾喜爱根据“活的人生”的波德莱尔，坚信学问属于人生。

二、实践篇：审美维度的坚守

（一）对审美独立的追求

审美的、诗学的探讨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是文学批评的两大基本维度。审美独立的概念李健吾上承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如王国维著名的“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 其性质入室，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身，而不存乎其外。”蔡元培也提出：“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关系。”李健吾早年留法深受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和审美现代性追求尤其是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影响，始终坚守着文学作为独立艺术的存在价值，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使新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又恢复了传统中华文学承载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功用，甚至演化成政治革命关怀。面对“革命”和“现实主义”的大潮，李健吾将“自我”作为了批评的标准。因此得出的“一个富丽的人性”是艺术是否能够获得独立的关键所在，建构起了有强烈的自我风格的文学批评的审美维度。对于人性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存在，李健吾洞若观火：这就是为什么，好些同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 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厉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

李健吾的成长背景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个性风格，作为烈士的遗孤，虽青年时期有杨虎城等先严旧友的金援，但早年困苦的生活和少年失怙而养成的刚强使他身上有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傲气，也造成他对于权势的排拒心理。这种气质体现在他的批评活动中，他明确指出批评“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

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从反抗“贵族文学”的现代性立场锐进为阶级分层观念，渐变成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因素侵入干涉了艺术，作为“纯正审美艺术批评的真正守护者”的李健吾是非常反感的。写于1940年的《叶紫的小说》中对当时“风头正健”的茅盾做出了尖锐而公允的评价：“他作品的力并不来自艺术的提炼，而是由于凡俗的浩瀚的知识。坏时候，他的小说给人报章小说的感觉；然而好时候，没有一位中国作家比他更能够令人想起巴尔扎克”，但“政治的要求和解释开始压倒艺术的内涵”，“剑拔弩张的指示随篇可见”。他心目中真正的文学批评家不是一个“伺候东家脸色”的“清客”。

梁实秋批李健吾的文评有“贵族气”，但李健吾不为舆论左右。选择批评对象仍然听从内心对美的追求，挑选风格鲜明的作品。如李健吾评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小说争议颇大，但他却剖析出了文章的灵魂——现代性。笔者惊艳于在五四时期竟然已有人能写出如此具有“现代性”的作品。读罢批评便更惊喜在同时代竟有“知音人”。同为作家的李健吾的小说《心病》证明了这种契合不是偶然。这得益于李健吾趣味的广博，他不为时代所囿，面对纷纭多姿的创作时能超越于打通审美趣味的壁垒，减少由于批评家视野局限而导致的误读。正如李健吾认为，“面对作品前，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接触，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这也不失为一种严肃而端正的学术姿态。

（二）批评的态度

李健吾具有身为批评家强烈的自觉性。他的文章中有多篇都是专门论及文学批评活动的。他时常探讨“批评是什么？”从两位印象主义批评大师的勒麦特和法郎士的回答中得出“批评是一种印象的印象”，批评家“叙述他的灵魂在杰座之间的奇遇”。他反对“抓住对方的隐慝，把揭发死人的生活看做批评的根据”，将“批评变成私人和字句的指摘”。因此他与巴金、卞之琳等人的文字交往显得格外的高贵。对一些抱有敌意的作家，李健吾也写了篇《刘西谓是我的仇敌》，以自己笔名为题，用司汤达和贺拉斯的妙语给予恳切的劝告，让人钦佩他的襟怀。

（三）美文式批评文章

李健吾推崇蒙田的随笔式散文并有意模仿。蒙田的随笔体没有晦涩的说教，重视文字的绰约轻灵，与李健吾审美批评的追求最为贴切。吴小如先生赞美李健吾先生的批评文字为“批评部门的头一个宁馨儿”，说明李健吾的评论文章琳琅璀璨，并指出他“下笔指出确是有意识地把这些评论文章当做‘美文’来刻意精写的”。他的评论中有大量的第二人称的运用，以对话倾谈的姿态与读者沟通，意在唤起读者直观感受的共鸣，因此他的批评文笔缜密流畅，文采斐然，却是亲切精当。李健吾先生毕生追求“富丽的人性”，守护艺术的独立，用一篇篇琳琅璀璨的批评文章建构起了有自我风格的文学批评殿堂。在他之后有诸多仿效者，但大多都铩羽，只有唐湜先生颇得其真传，并有青出于蓝之姿。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如郭宏安和吴小如等，皆慨叹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曲高和寡”，鲜有人提起。以最近的研究状况来看，颇为欣喜地看到先生的批评文字再次被诸多年轻的学子论及，被人们所宝爱，证明了现代的文学批评界曾有过怎样一个丰盈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