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远藤周作文学发展轨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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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曾受洗成为基督宗教教徒，如正宗白鸟、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他们都将在教会中的经历与体验写入了自己的诗歌或小说中。然而，在少年时代就加入了西方教会的他们，最终却还是选择了回归佛教或古神道的世界。真正将基督宗教（主要指天主教）与文学的关系视为严肃的课题并加以研究的是二战后的一批现代作家，其中又以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最为著名。

远藤周作属于日本战后文学的“第三代新人”。他起初是以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艺批评家的姿态登上文坛，以后又陆续创作了许多涉及宗教议题的作品。纵观远藤漫长且精彩的创作生涯，探讨天主教信仰的作品甚多，如：《白色人种》、《黄色人种》、《海与毒药》、《我·抛弃了的·女人》、《沉默》、《武士》、《丑闻》、《深河》等。

1远藤周作文学的发展脉络

1.1文学评论：远藤周作文学的起点

远藤在他登上文坛的第一篇评论《泛神与一神》中提出，日本人必须正视自己在接触西方文学时所感受到的“距离感”，即“人”在东西方文学中不同的存在方式。他分析指出，西方认为人对世界拥有“能动的肯定”态度，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与自然对峙的存在；相对于此，东方则认为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是“被动肯定”，个体是整体（自然或泛神）的一部分，而整体则是个体的集合，二者不会产生与自然无法融合的问题。由此可以推论出，在西方，人们相信人和神之间有严格划分的界线，人无法成为天使或神，并与之对立，但同时人也被赋予了一种自由，一种可以拒绝或相信神的自由；而在东方，人们则崇信人可以直接回归自然或宇宙，是可能成为神的，因为两者的存在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两者也并无对立的关系。因此，对于天生具有“泛神血液”的日本人（东方人）而言，在面对以天主教思想为根基的天主教文学时，无法真正地融入与理解。泛神的血液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距离感”使得他们所阅读的天主教文学成为了异己之物，一个“他者”。

这种文化与宗教观念上的距离不仅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扰，甚至也造成了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日本作家们的信仰挣扎和崩溃。在另一篇评论《基督教与日本文》中，远藤就提到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们与基督宗教的关系，并严肃地剖析了他们轻易放弃信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与神的战斗或抗拒，而是因为失恋等与信仰无关的缘故。远藤认为，从此种现象不难看出，这些人接受洗礼时还相当不成熟，他们身为泛神与一神的对立的混血儿，并未意识到日本人内心所隐藏的反基督教感觉，因而其信仰终究无法成为真正的信仰。就远藤自身而言，他在幼年时期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进入青年时期后也同样“发觉到自己内心隐藏着与基督相反的感觉”[1]，也就是说，远藤发现日本人的感觉中有不能接受基督宗教的成分存在。出现这样让人迷茫的思维错位，问题的关键是日本风土所培育的日本人的固执感性。与严格区分自然与超自然的西欧风土不同，日本的风土对本质上明确的、理性的实体感到厌恶，日本人的感性感受不到个别与全体的截然区分，也并不要求对立和被动，甚至可以说日本式感性所追求的正是“疆界与界限模糊的、暧昧的东西”[2]。这样的感性除了成为日本传统艺术与文学的基础之外，更是深入到道德与生活的层面。因而，日本的泛神特性与西方一神风土不同，主张消除全体（神、自然等）与个别的界限，而全体就是个体的延长或集合。正如远藤的代表作《沉默》所说“日本人无法想象出一位与人完全隔离的神，一个超越人而存在的神”[4]、“日本人把经过美化、渲染的人称为神；但是，那并不是教会的神。”[3]在另一篇评论《父性宗教·母性宗教》中，远藤认为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家们的心目中，神是“对存在于自己心里无人知晓的秘密的裁判者”⑤这样的惩罚性质的印象。因而，以这种形象联想所代表的基督宗教，也就成了一个责备、严惩多于慈爱的宗教；同时，这些文学家们透过俄罗斯文学，例如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所认识到的基督宗教，也是让日本人有强烈的距离感的缘故。

日本人与基督教不能兼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对于神的无感觉、罪的无感觉以及对于死的无感觉。在西方，即使是无神论者，其立论仍然以神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日本人并不是这一类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存在与否漠不不关心，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感觉中，神的存在并非是必要的。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现实，领悟到“自己内心隐藏着与基督教相反的感觉”的远藤并没有如他的前辈们那样放弃西方的宗教，皈依本土的信仰，而是倔强地认为真正的信仰并非安住与长眠的地方，而是一个战斗的地方。因此，日本人要在日本的风土之下接受基督教，因为“神所给予日本人的，是身为日本人的十字架”[6]。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基督宗教在日本的本地化问题，将接受信仰与身为日本人之间矛盾的挑战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1.2小说创作：文学的实践

远藤的小说创作生涯长达43年之久且数量颇丰。在最早的作品《到雅典》、《白色人种》中，远藤提出的议题是在拥有悠久之神的传统世界中，神对白色人种而言有何意义，这与一般的西方宗教作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到了《黄色人种》，情况则有所改变，远藤将前述文学评论中的各种思想与观点融入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以设置复杂矛盾的方式探讨日本人与西方人对神的接受、对罪意识的认识差异，以及日本人对基督教的距离感等问题。远藤并没有停留在对隔阂现象的罗列上，从《到雅典》中的法国女学生与日本人留学生千叶彼此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到《白色人种》中的混血儿主角对于白色的近乎痴狂而又憎恶的矛盾情感，以及《黄色人种》里面的背教神父都兰与君子两者的关系历程与对比，他都直接地点出他所欲讨论的距离感，已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差异隔阂，更多的是文化养成内涵的差距。

1958年，远藤的长篇小说《海和毒药》荣获新潮文学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这部作品同样延续了其文学评论中的观点，中心题旨是日本人罪意识的缺乏。远藤在书中以不同角色的铺陈来表达日本人在集体行动与社会规约下的迷思，对日本人是否真的缺乏罪意识，抑或是因为不承认神的存在而造成的假象，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探讨。远藤在本书中提出另一个具有超越性质的问题是：所谓神的恩宠在日本社会到底是什么。就一神论的基督宗教而言，神的恩宠必定是信仰的保证，它包括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神而来的伦理所构建的生命价值观等。但对东方社会的日本而言，在没有西方这种由神所构建的生命价值观时，日本人所追求的生命价值观以及因此而产生“罪意识”时，神的恩宠难以为这个社会带来反省与超越。远藤借此种现象指出，基督宗教在传道中也应有自我否定的举动。在这样的思考底下，远藤的结论是，上帝只有在沉默中、基督只有在耶稣殉难于十字架上，才能为人所理解。

接续《海与毒药》的是《沉默》。这部远藤里程碑式的小说以十六世纪时基督宗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为背景，将焦点聚注于基督宗教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和毁灭之上，其主题仍为天主教在日本扎根的问题、东西方文化之差异等。除此之外，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远藤发展了之前在《我·抛弃了的·女人》一书中开始提出的“母性形象”，进而提出了“母性宗教观”、“弱者的复权”等将旧有主题进一步拔高的崭新思考。他试图结合日本传统中的母性宗教观来重新诠释这一段时空的历史，为宗教信仰的超越本质重新下一定义，以便能将基督宗教的象征向非基督徒传递。

到了晚期，远藤的思考则是呈现了大转折的态势。在最后一部作品《深河》中，远藤从原本“一神”与“复活”的基督宗教信仰思考观点，突变到“类泛神论式信仰”与“转世（生）观念”等。这种表面上看似巨大的转变，不仅使其创作从基督宗教教义中逸出，似乎也宣告了远藤在其多年思索基督宗教信仰与个人生长风土的调和之后，已经得出了最后的答案。

2远藤作品中的宗教议题

远藤作品中的宗教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2.1东西方宗教风土的差异

远藤的思考点主要放置在因为东西方宗教风土的不同所发展而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神与泛神；神、自然与人的对立与调和；宗教上的罪意识；不同宗教内涵所孕育的精神风土之差异性等。从这些论点不断发展衍伸，已经不只限于纯粹的宗教内涵的差异，并且拓展到在其中的人所拥有的文化养成背景，以及这些不同文化的区别与交会。

2.2基督宗教在日本的本地化问题

在思考东西方宗教风土之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基督宗教在日本的本地化问题。远藤除了与佛教思想对话，也与身为日本人的自己身上所拥有的深层文化内涵对话，试图寻找出一个可能的会通路径。

2.3从父性宗教观至母性宗教观

不论是从天主教传入日本的历史及其后续发展来思考，还是从西方宗教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来看，远藤的探索是深邃而富有创造性的。经过多年不断的探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或许能解决心中所有疑惑的完美答案：日本所需要的是一个“母性的宗教”。出现在《沉默》中的这种“母性宗教观”的内涵截然不同于西欧基督宗教式的对立与划分，它的横空出世在相当程度上震动了当时的文学界和宗教界。学者江藤淳曾经这样说：像这样地以给予无限宽恕的母性基督来诠释父性原理的天主教，虽然是颠倒而特异的，却很符合人性。特别对战后母性充满整个社会时的日本人而言，我认为这是很能打动人心的优秀文学作品。[7]同时，远藤也认为必须注意到基督宗教对于西欧精神风土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西欧文学的影响，并以此为出发点，反思日本文学在这一方面的思考与发展。因此一方面远藤针对天主教的传入及其之后的脉络与日本文化本身做了反省性的思索，另一方面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展采取批判的立场，并尝试着将他的“母性宗教观”适用于日本的宗教文学。佐藤泰正就这样认为：将那些因着人性软弱而弃教的人称为背教者并排斥他们，远藤有着因为体谅而彻底的反抗这种思想的智慧。[8]这一从“父性宗教”至“母性宗教”的转变，也使得之前所一直不断探讨的“一神与泛神”、“罪意识”与“恶”等议题，凭借文学的构作，挣脱了东西对立的型态，从西方基督宗教的意识议题转变成为东方式的宗教议题。至此，远藤希图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宗教差异的努力终于有了文学创作者和读者都比较认同的结果，远藤文学也终于破蛹化蝶，真正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流派。

2.4《深河》中所提出之论点

在《深河》一书中，远藤不仅延续了上述的论点，而且似乎试图为这些论点找到一个更趋宗教本质的终极性解答。最终，他有了一种类似“跃进式”的延展观点，企图打破制度上的局限，迈向根源式的思考。例如，在《深河》中，“神”一词就从远藤初期的基督宗教式的概念转变到“伟大而永远的东西”，是“爱的作用的集合”[9]，甚至神的名字也不再单单拘束于“耶稣”这样的一个称号，任何人皆可以用不同的称呼将其命名之，甚至是“洋葱”；又如，母性主题在本部作品中更是从宗教多元主义的思考出发，拓展到印度女神的概念与法国当地的地母神等；而最被基督宗教所批评者，则是其中所主张的“转生”这一可认为是源自佛教的概念。当然，这些转变虽然被称为是“跃进式”，但是如果仔细地审视远藤在《深河》之前的创作，仍可找到其发展的痕迹，只是这些踪迹到了《深河》的书写中，凝汇成了清晰的主题式的呈现。

3远藤周作文学的互文性

远藤文学中的评论和小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远藤周作最初发表的文学评论之中，已经包含了远藤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反复探讨的“泛神与一神”、“天主教作家的问题”等宗教性极强的议题。如果将远藤的法国留学经历视为其转换身份，希冀以作家的身份在创作中思考并再现他所关心的议题，并且以创作的形式提供超越的向度之转折点，则可以肯定的是，远藤在评论中所关怀的议题，后来皆以小说的形式转置至文学的书写场域之中。远藤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后，仍不时地发表评论性的随笔，在加深对之前问题的思考的同时，也提供一些在创作中呈现的新的问题让自己和读者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