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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作家和作品
J.M.库切是闪耀在当今非洲乃至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葩。从1974年的第一部小说《尘土地带》起,库切共发表小说和文学评论十余部,其中有自传体小说《童年》、《青年时代》;有对名著的改写,如《福》;有发人深省的政治主题小说《耻》等。优秀的作品为他带来较高的荣誉:他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两度捧得英国布克文学奖桂冠。
《等待野蛮人》(1980)是一部寓言体小说。故事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只讲在某帝国统治下的边塞小城,故事的主人公我———老治安长官收留被帝国残害的蛮夷女,并历尽艰险将其送回故乡,却因此受到帝国的指控和折磨,在心灵上实现救赎的过程。对该书的既往研究大多着眼于其殖民意义、他者化、帝国概念等,本文拟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人格形成、潜意识和梦的释义三个方面来探讨老治安长官的所作所为及其深层含义。
二、潜意识理论
弗洛伊德的思想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是其创立的古典精神分析学的结晶,而潜意识理论则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个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三个层面:意识、潜意识、下意识。意识是指能被我们自身认识到的观念、意象或情感等心理活动。而一些本能活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却在不知不觉的潜在境界里发生,因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本人的理智无法进入意识被个体所觉察,这种潜伏着的无法被觉察的思想、观念、欲望等心理活动被称为潜意识。下意识乃介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层次之间,一些不愉快或痛苦的感觉、知觉、意念、回忆常被压缩在下意识这个层次,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个体所觉察。当个体的控制能力松懈时,如在催眠状态或梦境中,它才偶尔出现在意识层次里,让个体觉察到。要分析老治安官一系列的非常态意识,首先要分析其背后的潜意识原因。潜意识在老治安长官身上有如下几方面的反映:
1.遗忘。弗洛伊德指出,痛苦的回忆往往导致无意识的有意遗忘。痛苦、不愉快的印象被压在无意识深处。尼采曾经形象地解释了遗忘这一行为:“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我骄傲地说我没做过,并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在人的一生中,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尊严的经历,往往被压抑在无意识中而被遗忘。老治安长官一直在记忆中苦苦搜索蛮夷女刚刚被抓,囚在广场时的模样。他多次进行徒劳的努力。“在我脑子里的某个网格组织里,这个记忆肯定储存着,我却没法把它找回来。我能够回忆起一个带着小孩的女人,甚至可以回忆起那小孩。我能够回忆起许多细节:磨损的羊毛披肩;那可爱的孩子的发绺下一层细汗的光泽;我可以回忆起那个有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的男人……。可是在他的身边,那女孩应该有的位置,却是一个空当、一个空白。”
2.探寻。在治安官的潜意识中,他对许多事情都心存疑虑,并想找到答案。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不惜花钱雇人挖掘废墟以探寻这片土地,找寻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在挖出木简后,他的注意力又转向对木简上符号的破解,试图发现这些文字代表的含义和反射的文明。在老头和男孩受到酷刑之后,他多次去行刑的囚室询问行刑的细节,并在房间里寻找行刑的蛛丝马迹。在收留蛮夷女之后,他又通过洗涤来探寻野蛮人的身体。他和蛮夷女的每次谈话必定涉及的话题就是蛮夷女受刑的过程。即便在自己深陷囹圄之后,他仍然在暗室里寻找野蛮人受刑的痕迹。老治安长官的一系列探寻行为之后隐藏的是他潜意识中对野蛮人和对帝国的态度。野蛮人的国度在他看来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帝国殖民的后果),该文明被深埋于地下,而“我”则下意识中要重现和恢复这片文明。相反,在“我”看来,帝国是恶贯满盈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鱼儿在水中游动;像鸟儿在空中翱翔;像孩子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呢?都是帝国造的孽!帝国造成了这段历史。帝国不让人们以顺天应时的方式过自己的小日子,而偏要制造大起大落的动荡让人们记住他的存在。”寻找土著居民的“美”与帝国的“丑”的行为背后,显现的是“我”惩恶扬善的潜在意识形态。
3.挫折感。当人无法找到外部条件消除使他感到痛苦或不愉快的刺激时,他就遇到了外部挫折。面对需要的对象已被他人占有或无法得到,属于被剥夺挫折。老治安长官虽然收留了蛮夷女并渐渐对她心生留恋,但他却无法得到她,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面对蛮夷女赤裸的身体“我”却会被一阵不可遏制的睡意控制。同样“我”与蛮夷女之间的对话都是“我”自己在唱独角戏,我提出的问题始终未能产生答案。“我”身受被剥夺挫折。我们俩之间有无法填补的空白。被剥夺挫折也让我意识到“我”所属的帝国的罪恶。所以我选择了抵制挫折的途径———洗涤。但“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故而每次的洗涤都不能带来心灵的宁静。
三、梦的释义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心理形象化的反应,是现实的一种化妆的反应,也可以说是现实在意识上的一种再创造。它不只是一种表现已有生活的回忆的变形的形式,而且也常常是一种尚未有过的却可能有的生活现象的形象化的预测。
不论它的状况怎样复杂新奇以至怪诞,都和人物的性格及其处境密切联系着。梦中较多的情景是现实的替换和拼合。小说从头至尾共有十二处梦境,大部分的梦境与一个少女的形象有关。第一个梦发生在太平盛世行将结束、第三局进驻小镇要严查扰乱文明的野蛮人之时。当时的蛮夷女还未出现在“我”的视线和生活中,但在梦中有一个模糊的少女身影,它预示着那个即将改变我命运的少女的出现。在接下来的梦境中频繁出现的是一群用雪搭建城堡的孩童和一个少女的背影。直到将近结尾处,在“我”身受凌辱和酷刑、心灵实现救赎后,梦境中“我”终于一睹少女的芳容。这些梦境反映了“我”的所见与所思,即“我”在目睹以乔尔上校为首的第三局对土著居民的酷刑和杀戮后所受的良心的谴责及由此激发的救赎心理和补救行为。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工作具有转移作用,就是将梦的内隐思想中的因素以某种比较疏远、不重要的东西,如暗示、隐喻来代替,而将梦的精神重点或中心转移出去,使其在表面上不能以梦的外显内容看出内隐思想。由外显到内隐的解释途径就是寻找梦中意境的象征意义。老治安长官的梦境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包括少女形象、城堡、空白和孩童。下面分析一下它们的象征意义。
(1)少女———忍辱负重的非洲大陆。“少女”的形象在我的梦境中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楚的过程。正如非洲大陆本默默无闻,不为欧洲人所注意,但随着殖民势力的扩展,非洲在欧洲人的眼中日渐清晰。现实中的蛮夷女是遍体鳞伤的———她的双眼半盲并带有伤疤,双脚也因被折磨而变得畸形。这些正如非洲大陆:殖民者进行肆意开发和掠夺,破坏这里的土地,使河水变咸,生活环境恶化,丰富的资源被消耗殆尽。但少女的青春魅力是肉体上的伤疤所无法遮挡住的。当少女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时“,她戴着一顶绣着金线的圆帽。头发变成辫子沉甸甸地拖在肩上:辫子里植入了金线。‘你为什么穿上最好的衣服?’我其实是想说‘:我从来没有见你这么漂亮。’她朝我微笑:多美的牙齿,多么清澈明亮的黑眼睛。”身心遭受巨大折磨的蛮夷女具有许多内在的优秀品质,她不屈服于帝国的淫威,但也不记恨帝国的罪行。非洲大陆虽然已被殖民者破坏得面目全非,但它古老的文明终究会展现出来的,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木简和文字符号终有一天会被破解,非洲定会重拾自己的古老文明。
(2)城堡———名存实亡的帝国。城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被用来象征束缚和压制的反动力量,如在卡夫卡的《城堡》和奥尔罕·帕慕克的《白色城堡》中。老治安长官的梦中反复出现的是孩子们用雪搭建城堡的情景。帝国一直在想方设法构建城堡来控制土著居民,他们不惜编造出野蛮人入侵的借口,并以刑讯逼供的方法将野蛮人屈打成招,从而堂而皇之地开始对游牧部落的扫荡。但梦中的城堡是用雪建成的,这也暗示了帝国政权的易碎性和暂时性。
(3)空白———无法逾越的鸿沟。文中多次出现空白的意象。它象征着沟通与交流上的障碍。它可能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也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首先,我的记忆中出现空白:“我”绞尽脑汁但仍无法想起作为囚犯的女孩的样子。她周围的事物都能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她的位子却始终是一片空白。
其次,我与女孩之间有太多的空白,我可以每天面对她的身体,但却很难实现亲密的接触,同样,在精神上,我虽和她同处一室五个月之久,我对她的一切知之甚微。我和她之间,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帝国殖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是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深深沟壑。空白也反映出我的无能为力,我无法了解女孩的一切。弗洛伊德指出,行为与思考是有机的整体,当个体被剥夺了行为能力,则思维变得空洞无力。随着殖民者政治行动能力的丧失,包括推理在内的一切思维活动变得苍白无力,因此我只能在无穷无尽的思考中一无所获。而身处困境中的文人转而关注自然界中无行为能力的事物,如石头、木简等,以此作为走出自身困境的一种解脱方式。“我”希望能破解木简上的文字,从而对野蛮人有些了解,弥补自己的空白。
(4)孩童———虚无缥缈的未来。孩童的意象贯穿“我”的梦境中。在所有的梦中,都会出现一群孩童搭建白雪城堡的景象。孩童的存在为“我”的梦境注入一丝欢快的气氛,使“我”能忘记广场囚犯中那个“小娃娃的哭声”,能忘记那段痛苦的记忆。自由自在玩耍的孩童是“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梦中反映。而在文章的结尾处,现实生活中的“我”走向广场中央时看到“一帮孩子在玩堆雪人”的,我感到的是“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此时梦境与现实实现了重合。“我”的所愿所想已在现实中实现,然而“如今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感到麻木,我只能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
五、结语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为库切的该部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视角。根据潜意识理论,意识只不过是深藏的潜意识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的表面化。而梦境则是受到压抑的潜意识以伪装的形式通过梦的稽查而外显的意境。从潜意识和梦工作的视角下,我们可悟出老治安长官救赎行为的深层含义。他的所作所为为殖民国家指出一条通往和解、让黑暗的文明之花开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