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评析译者语言风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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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不同的文学作品有其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文学作品的风格包括作品的思想风格、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而语言风格则是指人们在书面或口头语篇中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它是作者用语言表达手段所形成的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孙燕，2002）。对于译者风格，许多学者已经从阐释学角度、译者主体性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笔者选择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对陶渊明诗歌的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研究，主要从语言层面和修辞层面进行探讨，以期能够找出两个译本在这两个层面上的风格特点。

1文学文体学

1.1文学文体学的概念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中也融合了语言学因子，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交叉学科。而文体学与文学体裁相结合，文学文体学便应运而生。文学文体学是介于语言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一门学科，它包含有语言学对语言本身的描写，也涵盖了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此处借用了申丹教授对于文学文体学的定义，文学文体学即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申丹，2002）。

1.2文学文体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就文学作品而言，文体特征在很大层面上表现了该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对于以作品为对象的译者来说，能否恰当地处理作品中的文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翻译的整体质量。文学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作品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过程中将这些特征在译文中得以再现，最终更加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在翻译中，文学文体学的主要应用范畴为小说、诗歌、散文等的翻译，旨在研究各类翻译文体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主要从语音、词汇、语法及篇章结构入手，尤其关注具有文体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语言特征，进而对翻译文本的文体风格进行分析阐释。因此，如何才能将原文中的文体特点在翻译中得以体现，便成了文学文体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焦点。

2译者语言风格探讨

译者的语言风格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进行翻译时，译文中出现的具有文体价值的语言特征，这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及修辞层面。语言层面主要涉及词汇层面，句法层面以及衔接层面的特征，而修辞层面则体现为翻译中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

2.1语言层面

语言层面上体现的风格特征集中在词汇、句法及衔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是译文作品风格在语言层面的外在表现。

2.1.1词汇层面

词汇层面的主要体现即为词汇选择，尤其是选择那些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偏离常规的词汇。这些特殊词语使得译文产生了独有的文体价值和美学效果。由于各个译者在翻译时对同一事物的感知不同，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词汇的选择也存在差异。因此，各个译者的词汇选择体现了该译者在词汇上的风格特点。以下是汪榕培教授与谭时霖先生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本，从中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词汇选择差异。以下选取《责子》中的前四句，探讨两位译者在词语选择方面的特征。

原文：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儿男，总不好纸笔。

译文1：Myhairatbothmytempleshaveturnedgrey;Myskinandmusclesweakendaybyday.AlthoughIhavefivesonsinmyownright,Noneofthemwouldliketoreadorwrite.（汪榕培，2000）

译文2：Myhairatthetemplesisgreywithage,Flaccidaremyskinandmuscles.BlessedIamwithfivesons,Butnonegoesinforthewritingbrush.（谭时霖，1992）从以上的两个译文不难看出，一方面，汪译文将原文以押韵的方式翻译出来，他的词汇选择迎合了陶渊明诗歌押韵的特点，而谭译文在形式上则更为随意，也没有押韵现象的出现。因此，汪译本在形式上更加接近于原文。另一方面，最后一句“总不好纸笔”，陶渊明想表达的是几个儿子都不爱读书，两位译者对“纸笔”两个字的译法也存在差异，汪将其译为‘readandwrite’，而谭将其译为‘writingbrush’，前者为意译，将纸笔的内在含义表达了出来，使得译文流畅富有逻辑；后者用‘writingbrush’来指代读书写字，也起到了同样的意义效果。

2.1.2句法层面

译者在句子的翻译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句法手段来获取原文的某些文学或文体效果，比如减缓或加快节奏，以产生对人物形象的突显或强调的作用。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句子或同一类句子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式，即体现了译者在句法上的风格特点。以下选取了陶诗《酬丁柴桑》中的前六句进行分析。

原文：有客有客，爰来爰止。乘直司聪，惠于百里。飧胜如归，聍善若始。

译文1：Herecomesourguest,herecomesourguest,Whoruleso’erpeoplewithoutarest.YourservicewhichisjustandfairBestowsblesstopeoplehereandthere.YoufollowtruthwithduerespectAndlistentowhatiscorrect.（汪榕培，2000）

译文2：Aguest,aguest,Anofficialcomes!Upright,hetendstopublicgrievances,Devotedheistothecountry’sgood.Wordsofwisdomhesavours,Openheistowholesomeadvice.（谭时霖，1992）两位译者对原文中的后四句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的句法结构，汪译文采用了陈述句的语序，将原文意思缓缓道来，而谭译文则采用了四个倒装结构，对原文中的客人的高贵品质进行强调。从句法上来看，汪译文对客人的高贵品质的赞赏不如谭译本突出。

2.1.3衔接层面

语篇层面涉及到语篇结构和语篇连贯，语篇结构指的是整个篇章的构成方式，连贯性要求合适的衔接词语，将整个语篇连接成为逻辑的整体。衔接的目的是连接语篇中的句子关系，即句子间衔接词语的使用，可达到语篇连贯的效果。一般说来，语篇中含有多个句群，衔接包括句群内部各个句子之间、句群与句群之间的连接，体现语篇结构上的粘着性和意义上的连贯性。由于此处探讨的是诗文的连贯，涉及到的也就是句与句之间的衔接。此处选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诗句。

原文：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译文1：AfterIhavewashedmyhandsandfeet,I’llhaveasiptogivemyselfatreat.（汪榕培，2000）

译文2：Washedup,hesitsbackundertheeaves,Tohisheartacupofwinebringscheer.（谭时霖，1992）在这个例子中，汪译文采用了‘After’一词，这个词的使用能给译文读者留下动作发生的前后顺序的印象；而谭译本则是利用过去分词的表达方式提示译文读者动作的先后顺序。但显而易见，前者将顺序行为体现得更加明显，使得译文在衔接上更具逻辑性。

原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译文1：Althoughthefarmer’slifeisreallyhard,Fromthishardshiptheycanne’erbefreed.（汪榕培，2000）

译文2：Bitteristhefarmer’slot,Fromwhichthereisnoescape.（谭时霖，1992）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虽然田家的生活非常地艰苦，但是要摆脱这个痛苦却很难。汪译文将这种转折关系用Although表达得很清楚，谭译文则并未将这一层转折关系用具体的转折连词表述出来。因此，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汪译文在翻译时更加地注重句子之间的前后逻辑衔接，而谭译文则并未使用衔接词对句子之间的关系进行连接。

2.2修辞层面

文学作品中对于修辞的运用极为常见，尤其是在小说的创作中。笔者试图从“反复”与“叠词”的视角切入，对陶渊明诗歌英译文中的修辞方法进行研究。反复的修辞方法的运用可以对某个对象进行强调，而叠词则可用于抒情。能否对原文中“反复”的修辞方法进行正确的翻译也影响到了该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效果。陶渊明诗歌中“反复”这一修辞的使用较为频繁。《归鸟》中有四节，每一节都以“翼翼归鸟”开头，对这种修辞手法，汪译本和谭译本都采用了反复的修辞方式，保留了原文的美感。汪译本将这四个重复都翻译为“ReturningBirdsglideinthesky”，谭译本也几近如此，除了第一句译为“Leisurelyflewthebirds”之外，后三句均译为“Leisurelyflewthereturningbirds”，这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几乎相同，都保留了原文诗句重复的修辞方式，达到了同样的文学效果。另一类便是叠词的应用，该修辞方法在陶渊明诗歌原文中运用颇多，并常置于句首，用以抒情或强调。由于叠词是汉语中特有的修辞方法，因此在诗歌翻译中并不能将这种修辞手法得以体现。以下选用陶渊明诗歌《停云》中的前两句，译文中并没有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中对叠词的处理方法。

原文：蔼蔼停云，濛濛时雨。

译文1：Thecloudsarependingdenseonhigh,Whilespringraindrizzlesfromthesky.（汪榕培，2000）

译文2：Drenchedarethemotionlessclouds,Onandondrizzlesthevernalrain.（谭时霖，1992）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文体学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译者风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学文体学的研究视角，以上对陶渊明诗歌的汪榕培译本与谭时霖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了分析，发现两位译者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存在差异，这可用于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同一事物存在不同的认知，这种不同的认知理解对于其翻译作品也产生了影响。总体概括而言，汪榕培译本在语言层面上更加接近于原文，而谭时霖译本则显得更加的随意自然，更加趋于陶渊明诗歌简单朴实的特点。然而，两位译者在陶渊明诗歌翻译的修辞方面则体现地较为一致，对于英汉语言中都存在的反复的修辞特点，两位译者都能将其在译文中再现，而对于叠词这一仅在汉语中存在的修辞方法，两位译者在翻译中都未有体现。

原文的结构、内容及风格。所以为了充分再现原文的内容、结构和风格，译者一般都采取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当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占据中心地位，鲁迅也同意翻译不仅是引进西方新的内容，而且也是引入新的表达方式，即采取“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翻译策略。可见，在当时，鲁迅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是在所难免的，是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为其注入新鲜血液。

2.4鲁迅翻译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的那些译文是针对中国人的一剂泻药。鲁迅的翻译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汲取外国新鲜思想、新表达法和新词语，促生了中国白话文，也促进了新小说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带来了生机，主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这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在其翻译生涯中，鲁迅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忍辱负重地坚持直译甚至带病超负荷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也创下了许多“第一”：第一个提出直译翻译策略；第一个将波兰等国作品翻译到国内；第一个把域外许多作品译介到国内；第一个把域外短篇小说翻译到国内；第一个策划出版翻译丛书。

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富于远见的视野，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致力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发展丰富中国翻译文学。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心生一种希望，认为小说可以转移性情、传达先进思想、开启民智、改造社会、救国救难，有了这种想法，译介域外小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些思想在《域外小说集·序》里也有所体现。鲁迅的翻译不仅启蒙了20世纪的民众，而且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改革古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富有远见地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文学的道路，指引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拓创新、为繁荣我国译业、丰富本国语、强大中国文学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为后来者研究中国翻译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资料。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受鲁迅翻译思想的熏陶和感染，如同一个指挥棒时刻指引着后来者的翻译研究，其意义和影响悠久深远。

3结束语

佐哈尔在多元系统理论中明确指出了翻译文学与目的语文学的关系，是随着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变化的。目的语大文学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决定了翻译行为的重要性、翻译的目的以及翻译的策略。鲁迅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占据中心地位，译者要舍弃本国的语言表达习惯，遵从源语的表达方式，采取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引进西方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式，主张“宁信而不顺”的思想。虽然鲁迅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是在所难免的，是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但是鲁迅的翻译实践以及其异化的直译翻译策略的提出也招到了外界的异议。比如当时鲁迅的翻译作品遭到了冷遇，历尽艰辛把外国作品译介到中国，但却一度无人问津，销路不畅。

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关照下研究鲁迅的翻译，可以清楚地理解鲁迅的翻译活动受其所处时代历史文化因素以及种种背景所带来的影响，其翻译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也能更好地理解鲁迅提倡异化和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和目的。从这个角度分析，鲁迅的翻译是有其道理的，通过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鲁迅的翻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判断翻译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单单从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或方式来分析评判，而应该结合译者及其所处的整个文化系统来全面判断和分析。

鲁迅在我国20世纪的译坛中，译介了各类小说，开创了一代译风，在中国译坛上留下了永久的不能磨灭的足迹;在理论上，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直译、异化的翻译策略。不论是在翻译理论上还是在翻译实践上，都为20世纪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为后来者进行20世纪翻译思想史的研究时，提供了宝贵的翻译资料和经验，同时也是翻译思想和时间研究者的首要研究对象，这在翻译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