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宋代杂剧传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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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戏剧中，杂戏俳优在宫廷杂戏表演具有俳谐戏谑和“谈言微中”两个文化传统。唐宋之际，参军戏这一形式逐渐由分朋竞技转向分朋竞艺，其可观赏性和竞技色彩更为突出。俳优戏谑性“言辞”夸饰铺排，使其最终演变为“热戏”。热戏“递相夸竟”的俳优言辞深刻地影响了一些作家的诗文创作，使得他们在创作上少有文体的顾忌，语言运用竞技夸饰，气势夺人，铺张扬厉色彩明显，并在幽默机智之中继承讽谏传统。苏轼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苏轼一生喜好杂剧并长期浸淫其中，其诗文中特殊的俳谐情调源于宋代杂剧的影响。苏轼创作了大量队戏演出仪轨中的教坊词。对俳优传统的汲取，使苏轼风趣机智之中往往讥讽当世，为乌台诗案埋下了因由。

关键词：苏轼；俳优传统；俳优言辞；宋代杂剧

苏轼是宋代文学大家，其诗文创作俳谐幽默又语含讽喻。俳谐戏谑，作为一种智力优越、常识渊博的展示，娱己且劝世；仕途坎坷时，戏谑又可淡化痛苦，抚慰伤痕。因之苏文可读性强，人人喜爱。但语含讽谏，忠言逆耳，多次获罪，命运多舛。追溯苏轼诗文风格的形成原因，除对以往俳优传统的汲取以外，笔者认为苏轼素好杂剧，宋代杂剧传统对苏轼俳谐以及讽喻劝谏两个传统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一

唐代歌舞戏诸体兼备，蔚为大观，“已经是古俳优发展的最高阶段”。宋代杂剧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任半塘先生谓：“现知唐代戏弄所有体裁，除合生始于初唐，猴戏具体资料见于五代以外，余如大面、钵头、弄婆罗门、拍弹等，其最早之记载，无一不在盛唐，……其中如弄婆罗门一体，今但知舍利弗戏最早。此原梵戏，其译本或改本之始演于中土，当更在唐以前。”

参军戏历史悠久，其源头可追溯到汉乐府。《辽史》把参军戏归人散乐，认为“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宋李肪等《太平御览》卷569引《赵书》：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着介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日：“我本陶馆令。”斗数单衣日：“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因此，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16《唐人杂纪》有云：“戏弄参军，自汉已然矣，不始于唐世也。”

唐宋之际，参军戏这一形式逐渐由分朋竞技向分朋竞艺转变，其可观赏性和竞技色彩更为突出。尤其是俳优戏谑性“言辞”，高祖、太宗时的论议尚富政治色彩，至高宗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多与教坊宫廷演剧一起，具备参与大型庆典表演以及娱乐的性质，并最终演变为“热戏”。

这种唐宋之际习见的戏剧竞演方式直接影响了宋代的曲艺和杂戏的演出形态。优人“较艺”与热戏的竞艺如出一辙。虽云杂戏，而其表演内容则为打诨。《东京梦华录》卷6“元宵”条记载甚详，兹举例如下：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幞头簪赐花，执骨朵子，面此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

上述资料中的戏剧由不同的演出团体轮流上台表演。所谓“更互杂剧”、“左右军百戏”、“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云云，皆可看出热戏“竞艺”形态的存留。

《东京梦华录》卷7“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曾记载汴京露台弟子于皇帝游春时在金明池南宝津楼演出杂剧与百戏争胜的热闹场面：

后部乐作，诸军缴对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

其中的著名杂剧名角丁都赛名贯中州，其妙曼绰约的形象被钤入砖雕流布各地，深入人心。同书卷5“京瓦伎艺”条专门提到“教坊减罢并温习”的勾栏杂剧艺人，除上文所列者外，另有张翠盖、张成弟子、俏枝儿、周寿奴、称心等。

二

从中国戏剧传统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俳优杂戏在宫廷的表演还是参军戏在民间的演出都具有俳谐戏谑和“谈言微中”，借机“优谏”两个文化传统。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并将俳优视为“不流世俗，不争势力，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的“岂不亦伟哉”的大丈夫!正是这些”最下且贱”的大丈夫“谈言微中”、“谈笑讽谏”，“泽留后世”，然“合于大道”马令在《南唐书·谈谐传》中追溯了优谏的历史，充分肯定了优人救褊讥弊的作用：“呜呼，谈谐之说，其来尚矣!秦汉之滑稽，后世因为谈谐，而为之者多出乎乐工优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讥当时之弊政，必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蔽，虽非君子之事，而有足书者。”

戏曲史家多注意到《都城纪胜》、《梦梁录》等所记“杂剧”中之“正杂剧”，是以表演故事为主的，其“与滑稽戏截然不同”，特点就是“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虽然它有较为稳定的脚色阵容，融乐舞、杂艺、科范于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形式，但依然保留着由唐参军戏发展而来的滑稽表演成分。尤其是《宋官本杂剧段数》中除去大曲、法曲、词牌名的剧目外，其余大多属于滑稽戏。俳优通过机智、幽默、讽刺、夸张谐趣的形体语言表演与戏弄，“混淆”与“颠倒”，“假装”与“扮演”既定秩序，产生一种错置性作用力，使表象与本质出现了极大的反差，以促使帝王贵族在错置中有所觉悟，借机进行政治讽谏。在滑稽中寓含严肃，在诙谐中蕴含教化的力量。

和唐前宫廷俳优们的俳优表演相比，北宋杂剧的演出已经比较完备，但依然传承着民族戏剧的精神内核——俳谐和讽谏传统。王国维先生在论及宋之滑稽戏时就说：“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也载：

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日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

吴自牧《梦粱录》卷20“妓乐”亦载，但他对宋杂剧的滑稽表演“隐为谏诤”说得更具体：

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又有杂扮，或日“杂班”，又名“经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

后世，宋代热戏“递相夸竟”的“优词乐语”深刻地影响了一些作家的诗文创作。苏轼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他远掇传统，近承时髦，演史匡世，泄疏块垒，为民请命，在得杂戏小说之优谏传统上承上启下。苏轼驾驭语言能力极强，包容经史诗赋、佛老道藏、小说戏曲、民间歌谣、生活口语，所谓“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他日常诗文创作中，已经包含了如谐音、双关、戏拟、臆改等等。冲口而发、率性而为的滑稽诙谐，与肆笔为文、以文为戏的幽默风趣使其诗文创作上少有文体上的顾忌，并寄寓讽谏传统。因其讽谏上俳谐情调明显，我们姑且称其为“谐谑派”。诸如其作品《杜处士传(杜仲)》、《万石君罗文传(歙砚)》、《江瑶柱传(玉珧)》、《黄甘陆吉传(柑橘)》、《叶嘉传(茶叶)》、《温陶传(面)》等。韩经太指出：曲尽人情物态之妙，“可谓中国诗歌美学之传统的创作宗旨，而曲尽谈笑谐谑之妙，则只能是宋人新兴的情趣了。唯其情趣在此，便平添了一种幽默眼光，不仅能于谐谑处见谐谑，甚至能于无谐谑处见谐谑。”

余英时先生曾经深刻地洞悉，认为苏轼诗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多少和俳优传统有关：“中国历史上俳优巧妙地指斥帝王与权贵的故事可说从来没有中断过。……俳优的滑稽传统对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影响。东方朔的诙谐当时人便已说他‘口谐倡辩’、‘应谐似优’了(《汉书》本传‘赞’)。……后世如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因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多少也与俳优传统有关。元好问论诗绝句‘俳谐怒骂岂时宜’即明为东坡而发。以‘俳谐’易‘嬉笑’，足见遗山听曲识真，决不仅是为了平仄之故。”

历代学者不能体味苏轼创作中的俳谐情调，往往以游戏目之。宋代费衮就说：“东坡之文，浩如河汉，涛澜奔放，岂区区束缚于堤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鸣燕诗序》，全用四六，效唐人体面益工，盖以文为戏邪!”

苏轼生活的宋代蜀中，杂剧演出冠绝天下。学者任半塘先生议论道：“晚唐时，西川使宅堂前演傀儡戏。同是此一使宅，至宋代，后园又赛杂戏，显在一贯风气之下。总之：天下所无蜀中有，所有蜀中精。乐部俳优大有机捷者。……蜀戏冠天下。”

宋时蜀中“撼雷”比赛杂戏，蔚为壮观。比赛注重滑稽，为五代之遗风。宋庄绰《鸡肋编》上云：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从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需要强调的是，苏轼成长的宋代蜀中，其杂剧以讽喻犀利而名闻天下。

岳珂《裎史》卷13所载《钻遂改》：嘉定初，吴威斋帅成都，从行者多选人，类以京削系念，伶知其然。一日，为古衣冠服数人，游于庭，自称孔门弟子，交质以姓氏，或日“常”，或日“于”，或日“吾”。问子乃不我知，《论语》所谓‘常从事于斯矣’，即某其人也。官为从事，而系以姓，固理之然。”问其次，日：“亦出《论语》，‘于从政何有’，盖印某官氏之称。”又问其次，日：“某又《论语》十七篇所谓‘吾将仕’者。”遂相与叹诧，以选调为淹抑。有怂恿其旁日：“子之名不见于七十子，固圣门下第，盍扣十哲而请教焉。”如其言见颜闵。方在堂，群而请益。子蹇蹙颊日：“如之何?何必改?”兖公应之日：“然，回也不改。”众抚然不怡，日：“无已，质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日：“钻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

所谓钻，指以交通权要而“巧宦”者。宋代选人获职须经朝廷显贵或地方长官荐举，因此，一些选人不择手段地依附权贵。当时有“十钻之目”，以结交权贵子弟谋求仕途通达，称为“衙内钻”。一个钻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些选人不得已趋炎附势的卑躬与辛酸。

宋杂戏能根据所要达的内容安排简单的故事情节，装扮官人，揭露社会腐败，直接讽刺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症结。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云：“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这种参军戏取材于现实，“每装假官人”，由于揭露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及时准确，极富政治色彩。南渡后，宋高宗任用秦桧当国，与金人议和，北向称臣，苟安江南，不图收复失地，迎还二帝，甚至竭力迫害主张抗战的文臣武将，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愤恨。优伶通过搬演《二胜环》，使卖国奸佞受到无情鞭笞。

杂剧将谏讽的问题借助双关语或同音词，刻意制造概念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言是若非，说非若是”，“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弊”，谈谐传。敷演的是经典，调侃的是古人，揭露的却是官场秽迹，讲的是俗语，用的是琐事，抨击的则是政治时弊。言谈微中，意在言外。于是，滑稽如同清泉汩汩涌出，沁人心脾。它突兀而至，使人捧腹不及。可是哈哈大笑之后，留在人们脑际的却是深刻而严肃的思想。笑中有讽，笑中有泪，笑中有怒，笑中有骂。

三

宋真宗有“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的传闻。洞晓音律的仁宗也曾于“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教坊乐这足以说明至迟在北宋后期杂剧的演出方式已为世人所熟知。近年来河南温县、偃师、洛宁、义马等地陆续出土的宋墓杂剧雕砖，一再证实北宋后期中原地区的杂剧演出活动已由都市延伸到乡村，不仅引戏、末泥、副末、副净、装孤等脚色齐全，而且还备有完整的伴奏乐队。在百戏云集、竞相争胜的勾栏棚中，杂剧表演自然十分活跃，以至于演出者不避风雨，“日日如是”，“观者增倍”。

苏轼21岁出蜀前一直生活在蜀中，终其一生都深受杂戏及俳优的语言和表演风格的熏陶。在诗中也记录了他亲眼目睹的分朋竞艺的场面：“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瑁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上元过祥符寺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形容为“歌鼓”，其实就是散乐中的“歌舞戏”，这种歌舞戏与今天的歌舞戏不同，乃俳优的戏谑性表演，即《唐音癸签》“散乐”条所指称的“歌舞戏”子目，其下包含了上述苏郎中、傀儡子、参军戏、假妇人等俳优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