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唐代咏侠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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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侠客形象,赞颂了他们可贵的侠义精神,唐代诗人深受其影响,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侠诗,对《史记》中的形象和精神进行了继承和发扬。本文试从“侠”的形象、“侠”的精神这两点着手,分析《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并对李白的咏侠诗进行个案研究,从中解读《史记》和唐代咏侠诗的关系。

关键词:史记咏侠诗唐代

中国有着传统的“侠”文化,从春秋到唐代,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韩非子·五蠹》篇对“侠”作了最早的解释:“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徐铉也说:“任侠者,挟负气力以任事自雄也”;而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对“侠”这一群体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定位,他使侠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正史之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肯定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游侠列传》中也说:“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他通过《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等篇章对侠客形象和侠客精神进行了表彰,我们从《史记》中可见他对侠客持肯定的态度,也从此开始确立了“侠”的进步的文学传统,并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文人。在唐代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侠”的诗篇,诗人大力讴歌“侠”的形象和精神,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抒写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人格理想,同时也将自己的感情和理想寄托在了这些侠客的身上,以至后代研究者将其归类为唐代咏侠诗。“唐代咏侠诗,主要指唐诗中以游侠为对象,歌咏或表现其侠行、侠气、侠情、侠节等内容的作品,或以侠、侠义精神为意象,通过咏史、怀古、赠别等来言志抒怀的作品。”[1](P249)本文试从《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这一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侠”的形象

《史记》中塑造了众多“侠”的形象,他列出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不同的侠士,为唐代的咏侠诗准备了许多侠客的群像。

荆轲是司马迁塑造的成功形象之一,“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作者展现了这样一位在闹市之中狂放不羁的侠客,然而荆轲在“旁若无人”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重诺守信之心。他知道刺秦王之行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剧结局,但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身不顾死,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声中“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陶渊明《咏荆轲》云:“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他对荆轲此人大加赞赏。唐代咏侠诗中有许多吟咏荆轲的诗句,歌颂其人其事:

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

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

凿井当及泉,张帆当济川。

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李白《赠友人其二》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

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

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

——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骆宾王的《易水送别》

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

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

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

——贾岛《易水怀古》

诗人们用诗歌的形式来颂扬荆轲的英雄事迹、高尚的品质,并通过他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刺客列传》中也塑造了另一位侠客形象豫让。晋人豫让“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成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所以当智伯被赵襄子杀害后,豫让即发誓为他报仇:“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几度报仇,均未成功。赵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反击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唐人为他的知恩图报,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所感动,胡曾的咏史诗《豫让桥》:“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土心?”吴融《豫让》、周昙《豫让》等诗皆歌咏其事其人。

鲁仲连是一位传奇人物,司马迁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塑造他为集高士、侠士、隐士于一身的人物。他的智谋和高义,以及功成身退的高尚情操历来是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模式。李白有《古风·齐有倜傥生》云:“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还有他的《别鲁颂》、《五月东鲁行》等诗对鲁仲连的热烈歌颂。另外,吴筠的《高士咏·鲁仲连》、汪遵《聊城》、周昙《咏史·鲁仲连》等都以鲁仲连其人为题材,以他的“功成拂衣去”来寄寓自己的理想生活。

唐代咏侠诗中出现的《史记》中所塑造的人物还有很多,如侯嬴、田光、专诸、高渐离等均有赞颂的诗篇,另外他们对司马迁笔下的战国“卿相之侠”平原、信陵、孟尝、春申四公子也颇为倾慕,有对他们侠行的赞誉,也有对他们命运的慨叹,李贺的《浩歌》、王维的《夷门歌》、周昙的《田文》、杜牧的《春申君》等诗都是对四公子的书写。

唐代咏侠诗不仅沿用了《史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重新塑造了许多游侠的形象,游侠少年是他们诗歌中的主角和富于时代感的人物。如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的“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这些侠客的形象体现着唐代的“任侠精神”,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乐观奔放,豪放不羁,是大唐文化精神的体现。“唐代任侠被视作一种英雄的气质或浪漫的生活情趣,成为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和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侠的现实存在、形象寄托和精神张扬,成为提升文人人格品位的重要因素。”[2](P80)

二、“侠”的精神

司马迁认为他们具有言必信,行必果;报知遇之恩,为知己者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故在《史记》中列《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为他们鸣不平和歌咏,记述了他们的侠义之举,歌颂了他们的侠义精神,使侠客第一次可以以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出现在正史上,并开启了后世侠文学的先河。唐代诗人则对《史记》中所颂扬的“侠”的精神进行了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一)言必信,行必果。

司马迁曾发出感慨:“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3](P3183)如《史记》中记载:燕国义士田光与燕太子丹在一起密谋对付秦国的办法,太子对他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行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最后为了证明自己守信,竟“因遂自刎而死”。身为侠士,“言必信,行必果”是其重要的做人准则,才有司马迁的“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而唐代咏侠诗中对豪侠守信重言,有诺必践的精神也相当的推崇。如唐朝名相魏征《述怀》诗中云: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此诗是魏征的代表作,他借此二人之行言志,表明自己重信义轻功名之心,来报答唐高祖的知遇之恩,表现了自己“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的胸襟怀抱和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

(二)报知遇之恩,为知己者死

《史记》中所注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心态在唐代也得到极大的回应,他们将冀知报恩作为古游侠的品质加以高咏,寄托自己对知己的渴望。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刘生》一诗: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

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诗中的侠士刘生,仗剑横行,豪侠重义,为答知遇之恩,百死以报其恩。还有他的《结客少年场行》“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都表现了为知己甘愿赴死的豪情。

还有高适的《东平留赠狄司马》:“古人无宿诺,兹道以为难。万里赴知己,一言诚可叹”;李颀的“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能归”;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叉的“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土”;诗人崔涯的“太行岭上二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这些诗人或借侠客来抒情或直接以身明志,表明了为报知遇之恩,甘心以身谢知己的豪情和冀求知己,得遇明主的人生理想,他们都希望得遇名主赏识,以一腔肝胆报效国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司马迁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他将游侠的行为上升到“仁”、“义”的高度,而唐代诗人更是在咏侠诗中把“义”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

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侠客是侠义的化身,面对强者欺凌弱者的不平事,侠客心中的正义被激起,所以荆轲为弱小的燕国报不平,挺身而出;朱家有“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全力以赴,急人之难。《史记》中的许多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侠之大者,他们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一心为国,以一己之力为国家效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唐代诗人“把侠义精神结合爱国英雄主义理想而发扬光大,这不仅带来了唐人咏侠诗创作的繁荣和高潮,而且也为咏侠诗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灌注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诗人将附丽于游侠形象的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气质视为热烈追慕的审美象征,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视作个体人格更为根本和更高层次的需要,形成了以少年游侠为歌咏对象的咏侠诗潮,侠的世界开阔了,精神也提升了”。[4](P57)

三、李白的咏侠诗

唐代侠风盛行,李白也好任侠。《新唐书·文艺列传》中说李白“喜纵横术、击剑,好任侠”;《李翰林集序》也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有诗“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咏侠诗,是唐代创作咏侠诗最多的一位,他在“侠”这一特殊的人物身上找到了寄托,表现了自己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个性和渴望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在侠义观上,李白的咏侠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倡导的侠精神”“李白在继承前代侠义精神的同时,能够将游侠不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文人的家国功业理想结合起来,用咏侠诗阐释了自己的侠义观”。[5](P93)

李白的咏侠诗歌中出现了许多《史记》中塑造的侠客形象,如荆轲、鲁仲连、剧孟、专诸、高渐离等。“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而《侠客行》中则歌颂了侯嬴和朱亥的义举,《结袜子》则赞扬了专诸、高渐离的侠行,他渴望自己能够和他们一样凭借自己的侠行建功立业,名垂后世。他最推崇的就是功成身退的鲁仲连,他希望自己可以像鲁仲连一样在建功立业之后,拂衣而去,悄然隐退,这也是他理想的人生模式。

李白《结袜子》“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以《史记·刺客列传》中的报恩酬主、代友雪恨的专诸和高渐离为典故,表明了自己的感恩知遇的心态。

而李白咏侠诗中最为生动的则是《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人的这一首《侠客行》古风以《史记》中记载的朱亥、侯嬴故事为典故,赞扬了侠客的重诺轻生,抒发了他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和功成身退的豪情。李白有“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大理想,也一直在为这一理想而不懈努力。

结语

从汉代《史记》开始,魏晋六朝,到唐代的咏侠诗,乃至于以后的豪侠小说,文人都为游侠大唱赞歌,颂扬其高尚的节操和美好的德行,这也成了进步的文学传统,文人们借侠客形象来寄寓自己的情感,抒发其人格寄托和人生理想。“司马迁《史记》中所表现的游侠人格精神,六朝文人在咏侠诗中塑造的游侠形象和他们火热的生命追求,就成为唐人咏侠诗的创作源头和精神上可贵的资源”[6](P256)

注释:

[1]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汪聚应:《唐代诗人及其咏侠诗创作——兼论唐代的咏侠诗派》,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3期。

[3]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4]汪聚应:《唐人咏侠诗刍议》,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5]侯长生:《李白咏侠诗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6期。

[6]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