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后期词作审美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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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唐后主李煜在中国历史上兼有亡国之君与杰出词人的双重身份,他的华采词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极高的声誉,缠绵悱恻的哀怨之音感动过无数的读者。为什么一个“误作人主”的“风流才子”,会在文学上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本文拟从李煜后期词作的代表作方面探讨其中以一己之感囊括了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共有情感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亡国之君杰出词人审美情感审美价值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次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便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

可以说,李煜是一个不幸的君主,但却是一个有幸的词人。“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正是有了这一段“国中之帝”的惨绝经历,他才有可能成为风流一代的“词中之帝”,才有可能给后代留下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传颂不衰的血泪文字,继而他短暂的一生也才有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而这成功与失败,显然都与他当皇帝的命运息息相关,真是“成也皇帝,败也皇帝”。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这是清代文学家袁枚引《南唐杂咏》来形容南唐末代君主李后主的诗句,真可谓一语中的。他的词以亡国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李后主前期的词,歌咏了他的富贵繁华,歌咏了真诚的亲情、友情、爱情;可他后期的词作发自内心,写的是从未有人写过的作为亡国之君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词中流露的主要是追惜年华、感慨人事变迁无情、哀叹命运、人生无常等容易引起普通人共鸣的审美情感。正如唐圭璋在《李后主评传》中所说:“他身为国王,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竭,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2]

而奠定李煜在词坛上的地位的主要是他后期的词作,从一国之君的尊荣华贵降为臣虏的卑贱屈辱,对于李后主是一种难堪的人生体验;而落花流水一般逝去的江山社稷,更是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灵巨痛。正是由于品尝了人生的巨大痛苦,他才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生,用文学来表现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索,人生的痛苦铸就了伟大的文学家,这也许就印证了“国家之不幸乃诗家之大幸”这句话。他是一个“薄命君主”,一个亡国的君主,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个“绝代才人”,一个成就斐然的文学艺术家。由于生活经历的巨变,李煜后期的词,笔底流出的尽是痛入骨髓的家愁国恨的悲哀,这悲哀切实、深挚、凄苦,主旋律便是物是人非、江山易主的感受。因此他的词能够以独有的、真实的自我情感体现一种带着人类共有情感的风格,具有深邃的审美价值。试看李煜后期的几首词作:

《相见欢》其一: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此词将人生失意的无限怅恨寄寓在对暮春残景的描绘中,是即景抒情的典范之作。起句“林花谢了春红”,即托出作者的伤春惜花之情;而续以“太匆匆”,则使这种伤春惜花之情得以强化。狼藉残红,春去匆匆;而作者的生命之春也早已匆匆而去,只留下伤残的春心和破碎的春梦。因此,“太匆匆”的感慨,固然是为林花凋谢之速而发,但其中不也糅合了人生苦短、来日无多的喟叹,包蕴了作者对生命流程的理性思考吗?“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一句点出林花匆匆谢去的原因是风雨侵袭,而作者生命之春的早逝不也是因为过多地栉风沐雨么?所以,此句同样既是叹花,亦是自叹。“无奈”云云,充满不甘听凭外力摧残而又自恨无力改变生态环境的感怆,同时也透露出对人（中国论文联盟整理）生无可奈何的态度。换头“胭脂泪”三句,转以拟人化的笔墨,表现作者与林花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是面对现实思考之后的怀疑。这里,一边是生逢末世、运交华盖的失意人,一边是盛时不再、红消香断的解语花,二者恍然相对,不胜缱绻。结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是对人生历程的总特点的认定,是对呈现这种特点的人生、对在这人生中辗转的人的一种悲悯。所以“人生长恨”似乎不仅仅是抒写一己的失意情怀,而是涵盖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缺憾,是一种融汇和浓缩了无数痛苦的人生体验的浩叹。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体现了作者对故国、家园和往日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思,真实反映出词人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的凄凉心境。“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作者明明知道春天快要过去了,居然只能通过“帘外”的“雨潺潺”想他以往的九五之尊,现在只能囚居一室,行动尚不能自由,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作者的心境难以平复。于是只能在梦里忘记现在的落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其实是一种无奈,只是谁解其中滋味?满腹辛酸更与何人说?“独自莫凭栏”是因为看见曾经属于自己的故国江山会让自己更加难过,徒增心中的伤感罢了。“别时容易见时难”,这里的“别”,不是暂时的别离,而是永久的离别,因而也是人世间最为痛苦的别离,这样的别离,不就是对词人的死刑宣判吗?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在他的抒情诗《五月之夜》里曾说过:“最美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因而词的结尾便把这种以血泪写成的绝望之情推向了极致:“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就像水自长流、花自飘落,春天自要归去,人生的春天也已完结。一“去”字包含了多少留恋、惋惜、哀痛和沧桑。昔日人上君的地位和今日阶下囚的遭遇就像天上人间般判若云泥。我们品味这首词,不一定要追究作者所描绘的生活场景的状况,完全可以在作者构造的场景中驰骋情怀,流连往返,领悟到人生体验的丰富画卷和意味。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词可以说是一曲生命的哀歌,作者通过对自然永恒与人生无常的尖锐矛盾的对比,抒发了亡国后顿感生命落空的悲哀,语语呜咽,令人不堪卒读。春花浪漫,秋月高洁,本令人欣喜,但对阶下之囚来说,却已了无意趣了。多少往事随梦而来,又随梦而去,惟独留下一些叹息,划过纸面。“何时了”三字虽问得离奇,实含两层意蕴:往昔岁月是何时了却的?劫后之残生又将何时了却呢?这表明了他对生命的决绝心态。春花秋月无尽而人生有尽,这不仅是让李煜感到悲哀的,也是人类之大悲哀。因此,俞平伯《读词偶得》评起句“奇语劈空而下”[3]。“小楼昨夜又东风”更具体印证了春花秋月无法终了的事实。由小楼进而联想到故国,这里“故国”的概念含义很丰富,就是漂流在外的游子,贬谪出京的官吏,他们由故国引起感动……他亡国后所写的词,大多不仅仅写亡国之痛,而是已经超越了作者个人,具备了较强的概括力量。因此,他的词好像不是写他一个人的亡国之痛,是替天下人写出了他们的无限悲痛,不论是亡国的,贬官的,离乡的,和亲人离别的[4]。“不堪回首”四字乃心中滴血之语。“月明中”既是呼应起句“春花秋月”之“月”,也是将小楼、故国、人生等等统统笼罩在永恒的月色中,则李煜个人之悲哀自然就直逼人类之大悲哀。换头承故国明月,点出物是人非之意。全词到此为止的六句,由问天到问人都是两两对照,写出永恒与无常的巨大反差,表现作者对宇宙与人生关系的思索。但柔弱的李煜已经不可能由此激发出进取的激情,而只能在与生命决绝前,放纵一下悲哀的心情,任凭自己沉溺在这种无边的生命悲歌中,静静地等候人生终曲的奏起。煞尾两句自问自答,以具象的流水比喻抽象的愁怀,写出愁思之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无法遏制,绵绵无绝期。对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进行解读时,我们都要本着“知人论世”(孟子语)的原则,因为在作品中无一例外地蕴藉着作者自身的爱憎情感和思想观念。并且,杰出的诗篇总是自我情感和人类共有情感的历史统一,两者互为包孕和超越。自我情感一定要上升到人类情感的美学高度,才能使自己的这种人生体验激起广大读者心灵的共鸣、震荡。李煜后期的词作不仅仅以沉痛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悲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往往能够透过一己之悲慨,进而上升为对人类共有情感本质的探索,从而使得其所抒发的情感具有深广的涵盖性和包容性。世上有几人能像李煜那样有由君王沦为臣虏的人生经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他的词中去体味生命的况味,因为李煜的词作本身具有了社会性和典范性。西方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作用只有在阅读的过程中,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当我们作为审美主体去解读李煜的作品时,总是能从作品所表现的以一己之感囊括了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共有的情感信息中去扩充、填补、回味自己的人生体验,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回应,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从而得到高度的审美愉悦。

综上所述,李煜能够以艺术家深邃的灵魂去观照人生,在生命之短暂无常与宇宙之永恒无限的矛盾中,以自己惨痛的遭际去体悟生命,洞幽烛微,用词写尽了人生种种的痛苦与无奈,深刻地表现了人类那细微幽深、柔软敏感、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一般人所无法表达的人类所共有情感的奥秘,使个体的生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这正是他后期词作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关键。所以,李煜的一生像一首诗,这诗哀感顽艳;像一场梦,这梦带豪华进入凄凉。

注释:

[1]王振铎:《王国维〈人间词话与人间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叶嘉莹:《叶嘉莹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转引自郑福田:《唐宋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