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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代表作《宠儿》深刻地表现了黑人奴隶伦理缺失的惨状及其家庭伦理诉求。身为奴隶，他们被剥夺最基本的为人父母和子女的伦理身份；不能组建具有正常伦理属性的家庭。女性黑奴必须不断地生育，却被剥夺照顾、保护子女的权利；男性被不断转卖或随意杀戮，在家庭伦理角色中一直缺失。但是人的天性让他们不懈地维护人伦关系。如小说中的塞丝为了人身自由和家庭完整而不惜亲手杀死女儿；黑尔通过个人努力劳动来营建家庭最终遭遇失败；贝比·萨格斯因内心的伦理困惑郁郁而终，他们的悲剧揭示了非裔美国人民在蓄奴制时期艰辛而漫长的伦理诉求与建构之路。
关键词：《宠儿》伦理身份伦理诉求建构
在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九部长篇小说中，《宠儿》以“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无与伦比的叙事”(王家湘446)而成为读者的最爱。莫里森凭借这部代表作登上诺贝尔文学奖坛，也就意味着她成功地将非裔美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随后，她和其他非裔作家的诸多作品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而其中对莫里森的研究又以《宠儿》最多。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宗教、历史、民俗文化、心理学、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都不能充分解释莫里森在《宠儿》中留给读者的无数疑问：十九岁的女主人公塞丝身心备受白人摧残之后，她念念不忘的为什么是“他们抢走了她的奶水”?她带着四个儿女奔向自由后，是什么力量致使爱子如命的她亲手杀女?贝比·萨格斯一度成为黑人社区的精神领袖，在林中空地上以独特的方式唤醒他们对自我的关注，为什么在塞丝杀婴后，贝比·萨格斯自己精神萎顿，整日琢磨颜色的含义，最后郁郁而终?头天还聚集在贝比·萨格斯家里饕餮大餐的黑人社区的人们为什么不能及时为塞丝通风报信，以至她在面对白人追捕时手刃爱女?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野来看，这些问题不但能得到解释，还能进一步理解贯穿在莫里森所有作品中的主题：对伦理的建构。
一、伦理身份的缺失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中，伦理“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聂珍钊17)。人在不同的伦理环境中形成不同的伦理身份。身份不仅是人的标识或象征，还承载着当时伦理环境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每一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伦理身份，生而为人却缺失某种伦理身份，也就意味着他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被剥夺，以及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缺乏应有的尊严和保障。伦理身份的缺失必将给人带来焦虑和痛苦。
家庭关系不仅是一种姻缘关系和血亲关系，更主要的是一种伦理关系。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因其具有自然的特性而被称为天伦，又因其社会的特性而被称为人伦。爱是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爱是家庭伦理的最高价值标准。因此，爱以个体具备明确的家庭伦理身份、能充分拥有和诠释不同伦理身份的责任、义务和权利为前提。具体到非裔美国种族在废奴制以前的历史语境中，以《宠儿》为例，美国黑人身为奴隶，男女结合却不能组建具有社会意义的家庭；不断生育，却没有权利照顾、保护子女。他们连最基本的父母和子女的伦理身份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的身体只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像驴子一样被使唤；他们的精神需求被忽略、践踏；爱的权利被剥夺、爱的能力在萎缩。然而，人的天性让他们坚持按照自己的伦理生活，维护自己的人伦关系，追求家庭的天伦之乐。尽管他们的诉求艰难，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但他们并不放弃。
在《宠儿》的序言中，莫里森总结了美国黑人不同寻常的历史：“婚姻曾经是被阻扰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则是必须的，但是拥有孩子、对他们负责——换句话说，做他们的家长——就像自由一样不可肆意。在奴隶制度的特殊逻辑下，想做家长都是犯罪。”在这个“特殊逻辑”下，黑人的人性自主权连同自由一起被剥夺，家庭伦理失去了天然的根基，他们企盼的人伦身份或者缺失，或者被改变。
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说：“母亲的身份对于奴隶来说是一种奢侈”(Guthrie252)。女性黑奴必须不断地生育，但是又被剥夺作母亲的权利，无疑是对她们的伦理情感的一次次折磨。在《宠儿》中女主人公塞丝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非常模糊。母亲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哺乳过她。塞丝和一群黑人婴儿交由一个断了一条胳膊的女人喂养和看护。不久母亲被绞死，年幼的塞丝趴在一堆尸体中寻找母亲，她辨认母亲唯一的依据就是按母亲生前的交代，寻找刻在她胸前的记号，但是她仍然无法找到母亲。塞丝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更没有可以互相慰藉的兄弟姐妹。母亲只留下了她，因为唯有她才是母亲和黑人生下的孩子，而被白人凌辱后生下的孩子，母亲连看都不看就扔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母亲的伦理身份是不明确的，所以她才被迫离开孩子或放弃孩子。塞丝在孤独中成长，无法从家庭教育中获取人生经验。她在加纳先生庄园的“甜蜜之家”生下三个孩子，却缺乏喂养经验。庄园里无人教她，想要讨教经验必须到几十里外的接生婆那里，而她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庄园。塞丝的孩子虽然没有被卖掉，但她也没有能力予以母亲的关爱，所以她对已离家出走的儿子们的回忆看似平静，其实充满愧疚。非裔美国文学中还有大量关于母亲的描写。贝比·萨格斯是《宠儿》中黑人母性的典型代表，是大多数黑人女奴经历的集中体现。萨格斯曾经在奴隶主的强迫下和六个男人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孩子还在幼年时就被奴隶主或卖掉或送人了。尽管对黑人奴隶主而言，她只是一架生育的机器，但是母亲的天性仍使她充满对孩子的爱。每次生下孩子，她都要仔细记住他们的样子。“她已经重复七次了：她抓起一只小脚，用自己的指尖检查那些胖乎乎的指尖——那些手指，她从没见过它们长成母亲在哪儿都能认出的男人或者女人的手。她至今不知道他们换过的牙是什么样子；他们走路时头怎么放。帕蒂的大舌头好了么?菲莫斯的皮肤最终是什么颜色的?……整整七个，都送走了，或是死了”(176)。最小的儿子成年后与母亲同为“甜蜜之家”的奴隶，但并不能时时去看望母亲。他用自己无止尽的劳作换来母亲的自由，而自己最终的结局却是失踪。对此，贝比·萨格斯“为他的死讯作好了准备，比为他活着作的准备还要充分”(175)。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奴隶的孩子自幼年时期就被割断了与父母的联系，留给母亲的只是充满生离死别的破碎记忆，而不是常人所拥有的天伦之乐。
母子关系被随意割断，首先因为黑人不能拥有正常伦理属性的婚姻与家庭。他们的结合既没有法律的认可，也没有物质的保障。贝比·萨格斯认为塞丝足够幸运：她选择了自己中意的男人作为伴侣，和这个男人生下四个孩子。对一个女奴来说，似乎已经得到上帝的眷顾了。从萨格斯的眼光可以折射出当时黑人女性在情感、婚姻、生育上没有自主的权利。正如贝比·萨格斯和西克索所说：“甜蜜之家”和别的奴隶主的庄园没什么两样。黑奴之间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了合法的夫妻，照样只是为奴隶主生产更多的黑奴以增加他的财富。塞丝希望有一个婚礼，一个并非像白人那样奢华的婚礼，只是和庄园的几个黑奴们一起吃个饭，跳个舞。其实她需要的只是一个仪式，证明她组建了家庭，拥有了妻子和即将作母亲的伦理身份。但这样一个最低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塞丝向加纳夫人提及多次，加纳夫人什么也没说。最后，塞丝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缝制结婚礼服来表达自己的伦理诉求。
莫里森非常详细地描述塞丝缝制结婚礼服的过程：“裙子的上身是用她(加纳夫人)针线笸箩里的两个枕套做的。裙子的前摆是块台布，一根蜡烛曾经倒在上面，烧了个窟窿……后背最费时间了，最后从仓库里的钉子上拽来了那个蚊帐。那就是我，穿着你能想像出的最难看的长裙。那时我才十四岁，我猜想，所以我才那么自豪吧”(76)。这件用加纳夫人扔弃的破布头拼缀起来的、在现在看来无法与婚礼联系起来的“礼服”，是塞丝自己认为已经获得妻子伦理身份的标志。莫里森用令人心酸的笔触描写了非裔美国黑人女性对伦理身份的自觉意识与艰难追求。在这里还要提一下加纳夫人事后送的水晶耳环。加纳夫人在“甜蜜之家”始终是个没有话语权的女人，所以她对塞丝的婚礼要求只能不置可否。她看到塞丝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和黑尔的结合，便送了一副耳环以示祝福。在“甜蜜之家”，塞丝只是小心地收藏着耳环，从不佩戴。莫里森这样的安排有其深意。一方面，在其他奴隶面前，塞丝同黑尔的结合得到伦理认同，他们的夫妻身份已被接受。另一方面，在白人奴隶主那里，塞丝与黑尔只是结合，不是结婚。他们的关系没有任何保障，丈夫可能被卖掉、妻子可能被奴隶主强迫与其他黑人结合以生出更多黑奴。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能证明黑尔和塞丝夫妻合法伦理身份的耳环形同虚设。在逃出庄园之后，在婆婆贝比·萨格斯的细心照顾下，塞丝伤痕累累的身心很快恢复。她享受来自萨格斯的母爱，也尽情释放对四个孩子的母爱。塞丝感受到自由带来的家庭幸福，很快就带上耳环，在孩子面前晃动着，逗弄他们开心。而这一情景又成为两岁的宠儿被杀死之前的美好记忆，宠儿还魂后向塞丝索取母爱的过程就从追问耳环的去向开始。礼服和耳环都是塞丝渴望拥有合法妻子和母亲的伦理身份的象征。
在非裔美国种族的文化中，孩子是种族的未来。但是在奴隶主的庄园里他们得不到宠爱与保护。塞丝自己就是如此。在她的成长经历中，缺乏父母的关爱。因此，她内心对母爱的渴求使她极为关爱子女。在“甜蜜之家”，塞丝劳作时只能将她最小的女婴放在树荫底下，苍蝇叮了孩子一脸，但她不能像一个自由的母亲那样照顾孩子。能够证明她的母亲身份和尽母亲责任的方式就是给孩子喂奶。每次塞丝干完活，第一件事就是赶回去给孩子喂奶，但这唯一的母爱也被剥夺。在塞丝怀孕快生之前，“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一个按着她，一个吸着她的奶水，‘学校老师’则拿着纸和笔，记录她的动物反应”(125)，事后还将她的后背打得皮开肉绽，留下永久的疤痕。就在这无休止的折磨之后，他们抢走了她的奶水，剥夺了她唯一可提供给女儿的食粮。莫里森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奴隶主违背人伦的行为，揭示了女性黑奴被剥夺母爱的痛苦。
在莫里森描写的黑人家庭中，主人公多为女性，少有男性形象尤其是父亲的积极形象。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非洲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但事实上是黑人家庭伦理缺损的一种表现，即女人都是缺少丈夫的女人。男性在家庭角色中的伦理缺失同历史上的蓄奴制密切相关。男性黑奴自幼年时期就被不断买卖，远离家庭亲情。作为成年男子，他们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即使与女性黑奴暂时结合，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的能力。在保罗·D的记忆中，他从没见过父亲，而他自己也没有结过婚，更没有自己的孩子。斯坦普·沛德虽在名义上拥有一个妻子，事实上妻子长期被白人奴隶主霸占。在等待塞丝挑选结合对象的一年里，“甜蜜之家”的五个黑奴只能在母牛的身上发泄情欲。黑尔为了让瘸腿的母亲获得自由，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去其它庄园做工，根本没有时间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怀孕的塞丝被“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肆意凌辱，他也只能在马厩里眼睁睁看着。在莫里森的其它小说中，父亲的形象也多是缺失或扭曲的，如《秀拉》中祖孙三代的家庭都缺失父亲等。这种伦理缺损的后果是黑人男性在成长中缺乏父爱的影响、缺少行为榜样(Kubitcheks127)，如《最蓝的眼睛》中佩可拉的父亲爱女儿却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的爱。在奴隶制下，黑人男子的人性被阉割，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伦理身份被剥夺，在白人奴隶主的眼中，他们只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和用来繁殖和劳作的动物而已。
二、人伦的诉求与建构
在非洲历史中，曾经存在着美好的人伦美景。阿列克斯·哈利在小说《根》里描述了他们的祖先在非洲的美好生活：男女自由相爱，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房屋，组建家庭。男人或狩猎或耕种，女人生育、哺乳孩子。老人慈爱、威严，孩子自由快乐成长。对彼岸乐土的描写反衬的是他们在美国的悲惨现状：黑人家庭伦理身份残缺，家庭结构被破坏，基本人伦关系被摧毁。黑人和动物一样的生存，他们的人伦诉求与建构之路漫长而艰辛。
作为《宠儿》中的次要人物，黑尔的形象主要通过萨格斯(母亲)、塞丝(妻子)和保罗·D(同为奴隶)碎片似的回忆勾勒出来。将他的一生综合起来看，他是个渴望人间亲情，想通过个人努力营建家庭的悲剧人物。他用自己无休止的劳作换取母亲晚年的自由与尊严，因自己的智慧和孝道获得塞丝的爱情。在与塞丝的结合中，他尊重她、爱她。他像兄弟一样对待一起劳作的同胞。他和塞丝孕育的三个孩子是“甜蜜之家”唯一的“甜蜜”之果。但是，这短暂的家庭氛围很快被接替加纳先生的“学校老师”碾得粉碎。黑尔被锁在马厩里的，他目睹“学校老师”和侄子对妻子的暴行而不能制止，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免受白人毫无人性的侮辱。他有着强烈的伦理意识，却被剥夺了维护人伦与尊严的权利和能力，耻辱和痛苦使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他的结局不是一般的转卖和死亡，而是被逼发疯。黑尔的发疯象征着美国黑人最基本的人伦诉求破灭后留下的精神创伤。黑尔的悲剧说明，在蓄奴制下，依靠某个奴隶主的一时开明或奴隶自己的勤奋劳动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伦理诉求的。
和《根》一样，《宠儿》中对塞丝和孩子们在蓝石路124号二十八天的美好生活的精心描绘再现了阿列克斯似的伦理图景，这幅图景也是莫里森为非裔美国人民的未来所构想的伦理理想的蓝图：完整的家庭结构；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人性的舒展；对自我的了解和热爱。逃出“甜蜜之家”后，塞丝在萨格斯的小屋找到了家园的感觉。在这二十八天里，贝比·萨格斯浓烈的母爱，四个孩子承欢膝下，疗治了塞丝的身心创伤：“塞丝躺在床上，他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绕着她，尤其难得的是一个不缺。小女儿透明的口水滴在塞丝的脸上，她开心地大笑着，笑得太响了，小宝贝直眨巴眼睛。她不停地亲吻他们，她亲吻他们的脖梗子，脑袋顶和手掌心”(119)。来自黑人社区的友爱又帮她逐步发现自我，“跟大家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她赢得了自我。解放自我是一回事，赢得那个解放了自我的所有权却是另一回事”(120)。
虽然塞丝有着强烈的伦理意识，但此前她对于奴隶主的摧残是逆来顺受的。如今新旧两种生活犹如天堂与地狱的对比，令她的反抗意识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增加。作为奴隶，只有获得自由人的身份，才可以真正享受母爱和尽情付出自己的母爱。虽然丈夫黑尔生死未卜，但她已深知完整的家庭所带来的快乐，深知自由是天伦之乐的前提和保障。保护自由的权利是追求与建构人伦的第一步。所以当“学校老师”带着警察来捉拿她时，她用手锯杀死了两岁的女儿。她打算杀死所有儿女然后自杀。为什么不是挥刀砍向白人?因为她要抗衡的是国家政治、法律保护下的蓄奴制。任何伤害白人的举动都会使她丧生于枪口，她的孩子立马就会被掳去为奴，甚至会遭致疯狂报复，这跟被抓回去结果无异。曾经的痛苦生活使她懂得，一旦被抓回去，儿子将会被卖掉，女儿将会重复她被奴役、被践踏、被强奸的命运。她替自己和儿女们选择死亡，让自由、尊严和短暂的家庭团圆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成为精神上的永恒。费尔巴哈认为，追求死亡是追求幸福的特殊方式。当人们感到活着只是承受痛苦时，人们就会以否定的方式——死亡来实现自己对幸福追求的肯定(费尔巴哈539)。对于塞丝而言，她不能容忍再次被剥夺爱的权利和能力，她要通过死亡来承担作为母亲的伦理责任，在伦理的意义上保持母爱和家庭的完整性。她割断女儿的脖子，四溅的鲜血吓退了追赶者。她以暴力对抗奴隶制的暴力，用极端的母亲的伦理责任鼓舞起杀女的力量和勇气，所以事后她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在塞丝看来，杀死女儿不是冷酷无情，相反是表达合乎伦理的母爱。“在她的意识里有两个‘宠儿’：一个属于客观的有生命的女儿，一个属于抽象的存在于伦理意识形态中的女儿。她杀死了有生命的女儿，但是她却保护了伦理意识形态中的女儿的纯洁和尊严。”
萨格斯获得自由后，以其睿智和博爱成为黑人社区的精神领袖。她经常带领大家到林中空地上布道。她用带有非洲文化特色的布道对抗着白人对他们肉体和灵魂的摧残，号召他们热爱自己的身体，直面自己的灵魂。对自我的认识、对生命的热爱将能帮助刚获得自由的人们重建伦理的秩序。但在塞丝杀死女儿的现场，萨格斯内心充满了伦理困惑。作为女人、母亲，她的经历比塞丝还要痛苦，她能理解塞丝的伦理选择。但塞丝杀死亲生女儿的残酷行为，有悖于萨格斯宣扬的热爱身体、热爱自我的传统伦理。伦理的两难使她不能作出选择，折磨着她的灵魂。亲眼看着孙女被杀死，情感上不能割舍，道德上不能原谅自己，因此陷入精神矛盾而无法解脱。她卧病在床，丧失了求生意志。终日思考颜色的内涵其实是她在伦理选择纠结中找不到答案的表现，不能面对红色是因为她无法消除宠儿之死留下的阴影。萨格斯的郁郁而终是又一个无法实现伦理诉求的悲剧。
丹芙因父爱缺失，兄弟出走，加之被社区孤立，她始终处于母亲杀女的恐惧中。她虽拥有了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在一个健康的伦理环境中成长。她一度躲进屋后的密林中，耽于幻想，跟她母亲一样成了精神上的囚徒。宠儿鬼魂的出现使她暂时获得了姊妹之情，在对宠儿的悉心照料中感受到家庭亲情与责任，逐渐恢复了活力。宠儿还魂向塞丝索取母爱与丹芙对宠儿鬼魂的依恋一样，都是渴求家庭亲情和渴求人伦之爱的表现。因此小说中的鬼魂不管如何诡异，都没有哥特小说的阴森恐怖，因为它只是一个情感渴求的符号。丹芙的改变说明，年轻一代的成长需要完整的家庭、健康的伦理环境以及担负伦理责任和情感。
聂珍钊教授认为，蓝石路124号的数字也象征着黑人家庭中伦理关系的缺失，本来应该是1234，分别代表塞丝、保罗、宠儿和丹芙，宠儿的死亡导致3的空缺。那么保罗·D经过逃离、流浪等经历后来到124号的意义也就由此阐释为家庭中丈夫、父亲伦理身份的重建。他出现在124号的情节安排意味深长。保罗刚来不久，三人之间的家庭关系似乎还显僵硬生疏，但他男性的活力帮塞丝融解了与黑人社区的隔膜，回归到黑人群体，并让塞丝和丹芙走出宠儿之死的阴影。丹芙也由最初对保罗的排斥而变为接纳，因为保罗带给她缺失的父爱。开始新的生活也就意味着新的家庭伦理秩序与环境的构建。这里正体现了莫里森小说中伦理构建的主张：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被奴役的历史是构建家庭伦理环境和社区伦理环境的前提。
完整的家庭结构、真挚浓烈的母爱是家庭伦理的最基本要素，追求人伦之乐是人本能的诉求，但塞丝为此付出的却是血的代价。《宠儿》故事情节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女奴玛格丽特。加纳在面对奴隶主的追拿时杀死女儿，像这样充满血泪的抗争在美国历史中不计其数。莫里森将《宠儿》献给“六千万”死去的黑人奴隶，献给他们冤屈的魂灵。她以女性的细腻、作家的深刻感知力透过非裔美国种族沉重的历史看到他们的渴求：拥有平等，然后才是和白人一样，实现对财富、政治成功的追求。因此，在莫里森的所有小说中，伦理理想一直是她表达的主题。再看看美国的今天，黑人总统奥巴马携妻带女，每每以和美的家庭形象助选。在获胜的那一刻，无数黑皮肤的选民热泪盈眶，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莫里森的小说尤其是《宠儿》的伦理意味与艺术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