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为何会选择译悲惨世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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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苏曼殊翻译的小说和诗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一直吸引着后人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文章着重对苏曼殊为什么会选择《悲惨世界》来作为他的翻译对象,其中寄予了他什么样的思想进行探讨。这其中有政治因素,文化方面的因素,以及自身的原因。

关键词:苏曼殊小说《悲惨世界》翻译思想

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苏曼殊翻译的小说和诗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一直吸引着后人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苏曼殊是于1903年凭借其翻译的《悲惨世界》走上译坛的。至于苏曼殊为什么要选择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来作为他的翻译对象,其中寄予了他什么样的翻译思想?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此作一些探讨。

一、当时的“雨果热”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雨果是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是发扬人道主义、反对暴力,提倡以爱制“恶”。雨果曾在1861年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发表自己对火烧圆明园的看法,信中详细地叙述了圆明园的辉煌和价值,他痛斥联军是强盗,愤怒地谴责了他们侵略和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如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的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完成了,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一个战胜者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我希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1]从这些话语可以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更是一篇义正严词的檄文,雨果的“两个强盗”的经典比喻,揭露了英法两国的恶行,并希望两国能够承担历史罪责。这封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每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读了之后,都会对雨果产生敬佩和喜爱之情。但雨果最早为中国人所认识的却是在1902年年底,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小说》第二期的插页里,印上了两幅外国大文豪的照片,一位是英国的拜伦,当时译为摆伦;另一位便是雨果,当时译为嚣俄。[2]这是首次对法国小说家雨果作了介绍。[3]但据目前现有资料来看,马君武是中国最早详细介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学者。他于1903年3月12日在《新民丛报》第27号上发表了《茶余随笔》,其中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爱国之女儿”、“菲律宾之爱国者”、“中国人无公共心”。在第二部分“菲律宾之爱国者”中,马君武提到爱国者有多种类型,如:“有能言之爱国者,有能文之爱国者,有能行之爱国者。”“所谓能言之爱国者,激励民气,抵御异种,敝唇焦舌,图利国家,若德摩士电Demosthene、甘必大Gambetta之徒,即其人也。所谓能行之爱国者,溺爱自由,梦想革命,捐躯弃名,以为民役,若克林威尔Cromwell、罗拔士比Robespierre之徒,即其人也。所谓能文之爱国者,发挥共和,鼓吹自由,排除王政,九死不悔,若拉马尔登Lamartine、雨苟V·Hugo之徒,即其人也。”[4]雨果名字赫然被列入“能文之爱国者”中。

马君武在1903年3月27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8号上,发表一篇《欧学之片影》的文章,其第三部分为《十九世纪二大文豪》,谈的正是雨果和拜伦这两位大文豪。19世纪的大文豪有不少,可为什么只有雨果和拜伦才能称得上呢?马君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说:“十九世纪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恋爱,使人崇拜者,非苟特Goethe(按:歌德),非许累尔Schilles(按:席勒),非田尼逊Tennyson(按:丁尼生),非卡黎尔Carlyle(按:卡莱尔)。何故?因彼数子之位格之价值,止于为文豪故。至于雨苟VictorHugo(按:雨果)及摆伦Byron(按:拜伦)则不然。”马君武紧接着进一步叙述雨果和拜伦独特的地方,他写道:“雨苟者(一作嚣俄),法兰西之大文豪也,而实爱自由之名士也、国事犯也、共和党也。摆伦者,英伦之大文豪也,而实大军人也、大侠士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使人恋爱,使人崇拜,使人追慕,使人太息。”[5]

据上我们可以了解,马君武对雨果的认同,主要还是超越文学层面的“位格之价值”,侧重的政治因素。他把雨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鼓吹自由”、“排除王政”、“坚持共和”,并“九死不悔”的民主斗士来看的。这是由梁启超发起,马君武紧随其后连续两次对作家雨果的详细介绍,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雨果热”。

接着,鲁迅先生于1903年6月15日在《浙江潮》月刊上发表了雨果《悲惨世界》翻译的一部分,译作名为《哀尘》,其实那只是其中《芳汀》这一部分,转译自日本报上的《哀史的片鳞》。译者署名为庚辰,作者名译为嚣俄。鲁迅在《哀尘译后记》中写道:“嗟社会之陷进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联想到中国的社会现状,希望国人能从雨果的作品中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此外还表现出鲁迅和时人能对雨果这部作品所反映出的人生悲况有感同身受的共鸣。雨果刚“到”中国时,读者这样感叹:“读此节之文及苦鲁脱小传一书,而哀史之文章早隐约须蓄诸胸中。悲悯在胸,乃发为愤激,凄楚之文,论稗官以讽世,呜呼我震旦众生日趋苦恼。安得有嚣俄先生者,一一状其悲惨耶。”[6]

同年10月份,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上开始连载小说《惨社会》,是译自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二部分“沉沦”一章,署名“法国大文豪嚣俄(按:雨果)著,中国苏子谷译”。登至第十一回大半回未完,因停刊而止。可以说在当时,苏曼殊是不可能完全不受梁启超、马君武、鲁迅等人的创作影响的,因此,苏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雨果热”是分不开的。

二、佛教道德感化思想的指引

宗教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对于人生的鼓舞和振奋,具有无比的力量,同时,宗教可以安定社会,净化人心,使人对未来具有信心和希望,使人可以过着一种较合理、高尚的生活”。[7]小说《悲惨世界》通过对男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惨无人道的现实。然而,作者雨果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雨果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宽厚、仁慈、博爱的米里哀主教,在苦役犯冉·阿让刑满释放后四处碰壁、得不到平等对待、感到绝望无助并对社会充满对立情绪的情况下接纳了他,还以道德感化了他,使得冉·阿让最终弃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成为一个高尚的有作为的人,从而表现出人性的巨大转变。不难看出,雨果在作品中宣扬了基督教仁慈、博爱和道德感化的巨大宗教力量。

苏曼殊是个僧人,一生都信仰佛教,我们暂不论他的信仰忠诚度如何,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是个具有慈善心肠的人,我们通过读他的书信、札记可以了解他连一个鸡蛋都不忍心吃。在这里,苏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是因为他所崇尚的具有感化作用的佛教思想与雨果这种宣扬宗教道德感化思想有着相通之处。《悲惨世界》这部小说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作品里对善战胜恶、理想战胜现实的浪漫精神的向往,符合刚刚觉醒的这代中国人的期待”。[8]这也正好契合了苏曼殊一直所崇尚的佛教道德感化思想。因为“佛永远以慈心和慈悲来教导弟子,他不认为有愚笨到不可教育的人,有凶恶到不会悔悟的人”。[9]佛教具有净化社会人心的作用。

苏曼殊是参加早期翻译的大多数文人中的一位,同样也是一位仁人志士,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小说《惨世界》发表之前,曾先后参加过“青年会”、“兴中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这些革命组织。苏曼殊一直都非常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甚至到了后期,他遁入空门后,仍不忘关心国家兴亡。他在1913年发表的《讨袁宣言》中说道:“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10]因此,外国名家及其作品中反映出的人格力量、宗教力量,以及其它方面的内容,往往成为苏曼殊所关注的重点,这对他的翻译文本的选择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革命思想的感召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通过对男主人公冉·阿让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注定要陷入受歧视、受凌辱、受压迫的悲惨命运中去,从而愤怒地控诉了这个惨无人道的现实社会。苏曼殊在翻译这部小说的开头几回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但是从第七回开始到第十三回则几乎是另外插编了一部小小说在里面,而最后一回——第十四回却又重新返入正轨。苏曼殊在这里竟然随意增删原文且添入许多创作成分,表现出极不忠实原著。他所采用的是极不忠实的译法,这对翻译实践教学来说,实不可取。但我们细心分析文本,可以看出苏曼殊在改编的《悲惨世界》中,运用了很多汉字谐音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满周苟谐音“满洲狗”;范桶谐音“饭桶”;明顽谐音“冥顽”;名“明白”字“男德”,谐音“明白难得”;名“吴齿”字“小人”,谐音“无耻小人”,等等,这寄寓很强的褒贬意识。再看小说第八回、第九回苏曼殊借主人公男德之口说道:“世界上这般凄怆模样,难道我就袖手旁观,听他们这样不成吗?只恨那口称志士的一班人,只好做几句歪诗,说两句爱国话。其实挽回人间种种恶习的事,那个肯亲身去做呢?”[11]“在这种惨世界上,那一个人不和华贱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是难救这场大劫了。”[12]这分明是苏曼殊借他人之口,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曼殊随意篡改的背后体现了很强的革命性。因而,这也恰好成为苏曼殊小说翻译的一个特色,就是苏曼殊想借翻译来表达革命思想。诚如柳无忌先生所云:“他的译作并不忠实于原著,改动甚多,穿插着杜撰的对于中国政治、社会、人物的讽刺,鼓吹当时革命排满的思想。无疑的,这种译法并不可取,但如以译文与原著相对照,指出曼殊改编的地方,亦可见其用心所在。”[13]

当时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呈现错综复杂的年代,梁启超的启蒙新民说、文学救国论等观点在新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社会排满革命思想非常严重。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状况下,有志之士苏曼殊也深受其影响,所以这在他的翻（中国论文联盟整理）译作品中也就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我们再结合苏曼殊同期的诗文相参照解读,亦可深入了解苏曼殊当时的思想。同年10月7日,苏曼殊发表《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于《国民日日报》副刊《黑暗世界》上。

一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潇潇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因为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留学生反抗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爱国运动,为其表兄林紫垣所逼迫回国。苏曼殊在临行前,作诗绘画告别师友汤觉顿,借以表明自己誓死反帝、勇赴国难的决心。10月7、8、12日,连载《女杰郭尔缦》于《国民日日报》上。开篇:“咄!咄!!咄!!!”语气之急,可见情感之激,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苏曼殊很还欣赏郭尔缦,称她为“女杰拘留狱中,意气轩昂,毫无挫折”。10月24日,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呜呼广东人》,起笔就是“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我广东人手”,还大骂那些“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的无耻之徒。所有这些都表现苏曼殊当时的年轻气盛,意气勃发,想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中去的决心。

以上对苏曼殊的小说翻译特色,即随意篡改的背后体现出很强的革命思想性,进行了一番深入解读。通过对苏曼殊小说翻译特色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苏曼殊积极配合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积极响应时代精神的号召。

参考文献:

[1]敏风.凝视雨果.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31.

[2]郭长海.雨果作品的中译补谈.中华读书报,2002-6-5.

[3]马亚中.暮鼓晨钟——中华文学通览·近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161-162.

[4]莫世祥.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09.

[5]莫世祥.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26.

[6]雨果著.包天笑译.铁窗红泪记.月月小说.转引自《法国作家与中国》,1908.1,(10):154.

[7]林世敏.佛教的精神与特色.1971:58.

[8]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48.

[9]林世敏.佛教的精神与特色.1971:65.

[10]马以君编.苏曼殊文集(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324.

[11]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二).北新书局(上海).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1928:142.

[12]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二).北新书局(上海).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1928:153.

[13]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