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态势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女性文学批评态势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

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

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

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

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新晨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

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