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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是指“以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通过孩子的别一种眼光的观察和透视,揭示为成人世界所难以体察或忽略的生存景观”①。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作者使用了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城南旧事》共包括五篇小说摘要:《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这五篇小说是独立的,每篇小说各自描写了一个成人的故事,但这五篇各自独立的小说都是由以一个儿童——“英子”作为叙述者的,都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体味人生百态。用儿童视角来描写成人故事,使这部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众声喧哗的复调特征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说明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新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指出,由“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征”②。可见,小说中的“复调”主要指的是在一部小说中几类声音、几种思想同存,彼此照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儿童视角的小说文本从儿童的眼光和角度来看待世界,以儿童的口吻和话语来进行叙述,但在文本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成人世界,要对成人进行描写。因此,在儿童视角的小说文本中,儿童话语系统和成人话语系统交织在一起,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不断发生着摩擦和碰撞,儿童叙述者和隐含的成人作者之间也不断对话,这就使得文本中呈现出复调的审美特征。
儿童的心灵是纯洁的、幼稚的,儿童的眼光是清亮、不含功利的,他们所受社会习俗、传统观念影响甚微,往往能脱离世俗的眼光来看清事实的真相。和儿童不同,成人的眼光是理性的,功利性的,在经历了种种磨难,看过了种种世态后,成人看事物的眼光总是不能脱离世俗的束缚,往往会带有世俗的偏见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儿童和成人往往是不能相互理解的,在儿童视角的小说文本中经常会出现儿童话语和成人话语交织的复调特征。
《城南旧事》中的叙述者英子是个聪慧、敏感、善良的小女孩,但她总是不能理解成人口中的疯子、贼子。“你们又经常说,哪个是疯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骗子,哪个是贼子,我分也分不清。”③在《惠安馆传奇》里,大人们都把秀贞当成疯子,“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紧捏紧我的手,轻轻地说摘要:‘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假如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④而英子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要称这个姑娘为“疯子”,在英子的眼里,“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⑤英子和这个大人眼中的疯子交上了朋友,并从秀贞断断续续的诉说中知道了她和学生思康的爱情故事,还知道了秀贞有个女儿叫小桂子。后来,英子发现自己的朋友妞儿其实就是秀贞丢失的小桂子。在英子的帮助下,秀贞和妞儿母女俩相认。然而,妞儿是秀贞女儿的这一真相,大人们始终都不知道。所以当秀贞带着妞儿去赶火车发生事故时,大人们竟认为是秀贞拐骗了妞儿和英子这两个孩子。在这篇故事里,面对同样一个人物(秀贞)、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秀贞带着妞儿去找思康),儿童和成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儿童的声音和成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而在这两种声音中,儿童幼稚的声音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成人理性的声音却只能被表象蒙蔽,这真是引人深思。
在《我们看海去》这篇故事中,英子和一个小偷成了好朋友。在成人的眼光里,小偷是坏人,因为他偷东西。但在英子的眼里,这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他一个人养活着他的老娘和弟弟,他偷东西是为了供弟弟念书。英子和小偷聊天,听小偷说心事,还和他定下了“我们看海去”的约定。英子认为“……这样一个大朋友,可以交一交,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分不清这些,就像我分不清海跟天一样,但是他的嘴唇是厚厚敦敦的。”⑥当小偷被警察抓走时,大人们都觉得解恨,他们围观着、评论着。而英子却非常难过,很想哭。英子的妈妈说摘要:“小英子,看见这个坏人了没有?你不是喜欢作文章吗?将来你长大了,就把今天的事儿写一本书,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⑦英子却对妈妈说“不!”“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但决不是像妈妈说的这么写。我要写的是摘要:《我们看海去》。”⑧在这里,儿童和成人两种不可调和的声音在文本中碰撞出了炫目的火花。英子和妈妈的对话,其实也是儿童和成人的对话,英子对妈妈说“不!”反映的是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矛盾。成人们受社会习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往往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世俗眼光的蒙蔽下,成人往往无法看到潜藏于表象之下的人性中的真善美。而儿童处于个体的人的初长阶段,对世界的感受多是生命的原初体验,他们用天真无邪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能看到疯子、小偷这些被成人所排斥的人的身上被遮蔽的人性的光线,能看到被成人忽略的真善美。
在儿童视角小说文本中,虽然是以一种儿童的眼光来观察成人世界,但是成人作者不可能完全从叙述者身份中剥离,“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他永远不可能选择消失不见。”⑨因此,在儿童视角文本中,儿童叙述者的声音往往和隐含作者的声音同时存在,儿童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相互对话,这就更加深了小说文本的复调特征。《惠安馆传奇》《兰姨娘》《驴打滚儿》这三篇小说里写到了三个女人摘要:思念女儿成痴的秀贞,身世凄惨的兰姨娘,痛失儿女的宋妈。文本中的儿童叙述者只是淡然地讲述了这三个女人的故事,然而在故事背后,我们仿佛能听见成人隐含读者的声音。这些故事里包含着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索。这些漂亮、善良、勤劳的女性,为何都逃不脱命运的捉弄?女性要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秀贞、兰姨娘、宋妈都是深受男权的侵害而丧失了个体自由的典型人物,她们或因男人的遗弃而发疯,或受尽男人的玩弄而出逃,或无奈地忍受男人的堕落无能。她们所代表的正是没有能跳到时代的一边来的女性的典型,作者通过对她们的描写传达出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个体解放的期望。”⑩《城南旧事》里儿童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声音的共存和对话使复调特征更为明显,同时也使小说的主题进一步深化。
在《城南旧事里》,儿童和成人不断对话、儿童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声音共存,这就使得文本中呈现出众语喧哗的复调特征。
二、韵味无穷的想象空间
叙述视角有全知叙述视角和限制性视角之分,全知叙述“其特征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摘要: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11}限制性视角是从一个固定的位置来观察,叙述者只能知道自己眼光能及的事物。《城南旧事》里以“我”——英子为叙述者,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想,至于“我”不在场时所发生的事情,文章都没有提及。这种限制性视角的应用,使读者只能看到叙述者英子视野之内的事物,这就轻易产生悬念,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在《惠安馆传奇》里,“我”帮秀贞找到她的女儿妞儿,并且还偷了妈妈的金手镯送给秀贞做盘缠,让秀贞去找思康。秀贞带着妞儿走的那天,“我”在她们身后追着、喊着,直到在雨地里晕了过去,“我一点力气没有了,我倒下去,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12}。当“我”昏迷了十天才醒过来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看到以前送给妞儿的手表又回到“我”身边了,被“我”偷了送给秀贞的那只金镯子又回到妈妈手上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秀贞和妞儿怎么样了呢?对于这些,文中都没有提及。读者只能从小说中英子听到宋妈说的一段话来猜测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摘要:
可也真怪事,她怎么一拐能拐了俩孩子走?咱们要是晚回来一步,咱们的英子就追上去了,唉!越想越怕人,乖乖巧巧的妞儿!唉!那火车,俩人一块儿,唉!我就说妞儿长得俊到是俊,就是有点薄相……{13}
从宋妈说的这段里,结合后文中手表和金镯子所提示的信息,读者们能猜出秀贞和妞儿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是什么事呢?这就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也许秀贞、妞儿是碰到了车祸,两人全丧生了。那车祸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秀贞的神志不清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秀贞带着妞儿的逃离被人发现了,才会致使车祸的发生……《惠安馆传奇》里,由于读者无法通过英子获知一切,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空白。秀贞和妞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幸的故事?金镯子怎么又回到妈妈手上了?思康为什么六年都不回来看秀贞?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增添了作品的魅力,使读者在读过之后,还会咀嚼、琢磨、猜测,回味无穷。
在《我们看海去》的第五节里,“我”去草地里找“我”新结识的大朋友玩,朋友的油布包袱还在墙角,可朋友却不在那里。“我”在草地上看到一个小铜佛,“我”随手拿起铜佛,走出了草地。在槐树下,“我”碰到了一个戴着草帽穿着对襟短褂的男人,“我”告诉他铜佛是我在那片草地上捡到的,并把铜佛送给了他。由于“我”的视角的限制,读者无法知道这个男人的身份,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当读者看到这一段时,不禁会猜想,这个戴着草帽的男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这个小铜佛又是从哪儿来的?朋友的油布包袱里装的又是什么?这些悬念直到故事最后才解开,当“我”的朋友因偷东西而被抓时,从围观者的议论中读者才知道这个戴草帽的男人是便衣警察。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油布包袱里装的都是赃物,小铜佛也是赃物之一。“我”无意间的言语把“我”朋友藏赃的地点泄露给了便衣警察,这才导致了“我”朋友的被抓。“我”使“我”的朋友被抓了,这看上去不可思议,但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使用却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使这个结局合情合理。因为这篇故事里的“我”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我”对谁都不设防,所以便衣警察才能轻易地从“我”口中得知了小偷窝赃的地点。设想一下,倘若这篇故事的叙述者不是儿童而是一个成年人,那故事的真实性无疑会大打折扣。
从对《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这两篇小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南旧事》中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使用给读者设置了悬念、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使文本韵味无穷。
三、童趣盎然的语言风格
《城南旧事》中儿童叙述者的采用使文本内容上富有童趣,作者在对英子动作、语言、心理的描写上都十分切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体现出清新、稚嫩、活泼的语言风格。如《惠安馆传奇》中的一段话摘要: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的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的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14}
这段“学鱼喝水”、“和鱼鼻子顶牛儿”的描写,把一个机灵可爱的女孩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我们看海去》这篇故事里,“我”想要去看两个男孩踢球,“心急得很”,“所以我就喝汤出了声,舀汤碰了嘴,菜来先下手。”{15}虽然“我”很想和男生踢球,可是又苦于没有借口和男生玩,不敢贸然出去,“出去怎么跟他们说话,跟他们一起玩呢?在学校,我们女生是不跟男生说话的,理也不理他们,专门瞪他们,但是我现在很想踢球”{16}。听见妈妈说摘要:“出去跟那两个野孩子说,不要在咱们家门口踢球,你爸爸睡觉呢!”时,“我”有了和男孩子说话的借口,飞快地向外跑,以至于辫子被门框上的钉子上钩住了,头绳都散了。这一段把英子想踢球的急切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让读者忍俊不禁。
在《惠安馆传奇》里“我”抓“吊死鬼”、喂小油鸡、给妞儿唱“心肝歌”;在《兰姨娘》里,英子为兰姨妈和德先叔牵线搭桥,事后又向妈妈邀功请赏;和妹妹一块骑在门墩上数“烂眼边儿”;“我”喜欢妈妈生孩子,“因为可以跟着揩油吃些什么”{17}。在《驴打滚里》,“我”认为宋妈的丈夫长得像毛驴。这些布满童趣的文本内容,使读者在阅读中往往能获得轻松愉悦的审美感受。
《城南旧事》清新活泼的风格中也夹杂着儿童成长中的淡淡的伤感。《城南旧事》展示了英子从儿童成长为少年的轨迹,在第一篇《惠安馆传奇》里,英子还只有六岁,还没有上小学,在后来的一篇篇故事中,英子渐渐长大。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再不是小孩子》里,英子已经小学毕业,有十三岁了,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大人”。成长是快乐的,又是伤感的,“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18}在英子成长的过程中,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了,秀贞和妞儿死了、“我”的小偷朋友被抓了、兰姨娘跟随德先叔走了、宋妈回家了、爸爸病故了……“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19}但在《城南旧事》中,这些悲伤的故事并没有被刻意营造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悲剧氛围。在不带任何议论和评价的儿童口吻叙述下,故事中的悲剧氛围被冲淡了,读者看到的是近乎毛茸茸的原生态社会面貌,感受到的只是淡淡的忧伤。
《城南旧事》从一个儿童的口吻来叙述成人的故事,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这就使得文本内容布满了童趣,语言清新活泼,在明快的曲调中又透着一丝忧伤。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经常能从小英子的身上看到自己儿时的身影,看到那些在生活中被成人们所遗忘的纯真无邪,看到在成长中我们曾经历过的点点忧伤。
儿童视角这种叙事策略受到现当代许多作家的青睐,鲁迅的《怀旧》《社戏》,萧红的《呼兰河传》,萧乾的《篱下》,端木蕻良的《早春》《初吻》,都运用了儿童视角。当代许多作家如莫言、余华、迟子建,对儿童视角也十分热衷。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运用使作者在创作中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口吻去描绘外在世界,显现出不为成人所感知的世界的他种面貌。儿童视角小说打造出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童心世界,和以惯常的成人视角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产生了疏离,这也使读者阅读时感到新奇、生疏,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