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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气”与“妙悟”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有其深刻的哲学渊源。陈忠实先生借鉴与沿用古代文论中的范畴、逻辑预设以及评论模式,对“文气”说及“妙悟”说进行现代解读,并积极付诸文学评论实践。这种评论实践不仅显示出陈忠实先生丰富的传统文化积累以及他对古代文论背后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也为当下重建本土话语工作提供了现成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陈忠实;传统文化;文学评论
引言
陈忠实先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他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专著。但这并不妨碍先生成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的文艺理论主要就是从他评价他人作品的文艺批评文章中总结出来的,其中除去评点绘画、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文章及谈论自己的写作经验,剩下的评论他人作品的文章大概有200篇之多。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忠实先生特别关注现当代作家,时常用一些个人的传统的观点笼括全文,谈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但也不乏对文学作品作结构分析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评论文字。其评论策略是中国式的,吸纳和借鉴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同时也有选择性地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有借鉴、有沿用,也有革新,表现出独到的学术视界和批评技巧。
1陈忠实文学批评对古代文论的借鉴与沿用
陈忠实先生使用中国古代文论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文论中逻辑预设、思考模式的借鉴及沿用。在评论作品时,陈忠实先生沿用了古代文论中“气”范畴背后的逻辑预设。如评论周瑄璞的小说《多湾》时,陈先生说:“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其首要的承载是语言,是审美。周瑄璞的语言,已经在多年的摸索与训练中形成了流畅自如、华美磅礴、甚至是出神入化的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能感到来自一个健康肌体的有力的脉搏、均匀的呼吸、轻盈的行走,以及因身心协调和体能自信而呈现的专注凝望、悠长吟唱、沉静思索”[1]这段评论将语言风格同创作者的个人成长相联系,虽然没有提及“气”,但这种带有古代文论特征的评论逻辑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评论邢小利的散文《做一个简单的人》时,陈忠实先生从邢小利的绰号“邢直白”说起,突出邢小利为人“说话直白”的一面。接着,谈到阅读散文的体验时,陈忠实先生写到“简单直白”是邢小利散文随笔的主要特征,并从文学的言语层面进一步说明邢小利之“气”在文章中的显现:“(邢小利的文章)言说的方式是简捷明快,以至语言都很少有形容词的修饰,凸显出来的印象便是直白。”[2]陈忠实先生将邢小利文章的语言风格与其为人性格相联系,表现出陈先生对古代文论中作者个性之“气”与文学作品风格特征间关系的认同。在文章《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中,陈先生也表现出对这种逻辑预设的认同:“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路遥用自己的整个创作生命书写了这句至理名言。我们习惯说陕北路遥和路遥的陕北,那是他的生身之地,体验是直接的;更难得的是他在个人身份发生变化之后依然扎根立足陕北,从乡村到县城,从窑洞到矿井,继续着他的体验,这种直接的体验无疑是路遥独得独有的,也是成就他创作的独特风景的关键。”[3]其中,陈先生认为路遥“从乡村到县城,从窑洞到矿井”所获得的体验是形成路遥创作风格的关键之物。虽然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的评论逻辑不甚清晰,但依旧可以通过梳理得出这段语言背后的逻辑:陕北的生活给予了路遥独特的个性品质,这种个性品质又促使他创作出包含此特征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这种隐而不章的评论逻辑实际上同古代文论中古人使用“气”范畴进行评论的逻辑预设有相似之处,显示出陈忠实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的积极应用。“气”最早被用于文学理论,是在魏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里。
曹丕讲“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4]60他认为作者的个性气质同作品的风格特征是相契合的一组概念。后来清人方东树在曹丕“文气说”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气”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他说:“诗文者,生气也。若满纸如剪采雕刻无生气,乃应试馆阁体耳,于作家无分。”[5]25这段话中,方东树认同曹丕所说的作者个性气质影响文学作品风格的观点,并认为作为作者个性气质代表的“气”是区分文学作品风格的关键所在:只有灌注了作者生活体悟的作品,才可与毫无趣味可言的科举应试文章相区分。正是由于古代文论家认同文学作品中透露出的作者之“气”与文学作品风格间的关系,所以古代文论家在评论他人文章时,经常将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同创作者的独特生命体验相联系。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以“专以气胜”[6]194评价杜诗,就是使用此种逻辑预设来评价的。从魏至当代,历代文论家、评论者都各取所需地沿用由曹丕提出的“文气说”,作为评论者的陈忠实先生也是如此。除“文气说”外,陈忠实先生还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直观感悟式评论方法展开文学批评,只不过陈先生将这种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方法另起他名,称之为“阅读直感”。另外,陈先生还积极吸纳西方具有逻辑性、分析性特征的文学评论模式,中西结合,使文学评论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在谈到阅读小说《西榴城》的感受时,陈先生说:“形成‘横空出世,非同凡响’的直接感受。这是少有的阅读感受,即使有个人偏爱可能产生的偏颇,然而却是真实发生的阅读直感,颇为强烈。”[7]虽然陈忠实先生提到此种从整体分析文章的方法只是迫于文章篇幅、笔墨限制的压力,但这篇只谈阅读感受、不提写作技巧的评论文章,仍可以看作是直观感悟式评论方法在当代文学评论中的精彩应用。应当注意的是,传统的直观感悟评论方法具有主观化、缺乏理论等弊端。陈忠实先生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选择综合中西方评论模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弊端。在阅读《走向混沌》之后,陈忠实先生提及自己的阅读直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阅读直感,应是惨不忍睹。从维熙写得很平静,通篇文字里都是一种平静,平静的文字愈让我感受着惨不忍睹。”[8]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可以发现陈忠实先生在评论此文时,首先是“向后站”:从大的角度、整体的层面对作品进行阅读,谈及自己的阅读直感是“惨不忍睹”;其次再“向前站”:进入作品,从小说的结构入手,谈及从维熙《走向混沌》这本书的语言层面所带来的“平静”的感受;最后写到引起陈先生阅读感受的原因所在:“平静的文字愈让我感受着惨不忍睹。”在评论《走向混沌》的文章中,陈忠实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其文学评论里中西结合的一面。但在这一面里,中国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方法占得比例较多,对西方具有分析性、逻辑性特征的评论方法的应用只是寥寥几笔。而在《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一文中,陈先生对自己的阅读直感谈之甚少,反而对作品《槲叶山路六十年》中精彩纷呈的细节描写情有独钟。文章之初,陈先生首先提到他自己的阅读直感:“我想先从董淑珍《槲叶山路六十年》精彩纷呈的生活细节说起。
尽管明知这是不合文章章法的事,因为大凡评说一部著作,多是总体印象的概括论说,再条分缕析。我之所以先说《槲叶山路六十年》的细节,确属情感驱使,那些密集到让我目不转睛的生活细节,确实太精彩了。”[9]之后,陈先生对作品中的细节进行了仔细剖析。小说中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为灾民供给粮食,还为灾民提供修河堤的工作。有人不解外祖父这一举动,外祖父解释道:“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陈先生读到这里,心中不免感动,他说:“惊奇乃至震撼我的正是他的这两句话,他被迫道出的施舍义举的主观意图,不仅要让濒临死亡边沿的饥民获得救助,而且还要让他们不失受济时的人格尊严,也避免了受济者通常都会发生的感恩情感的负面阴影,同时获得作为受济者的自尊。”这段文字中,陈忠实先生从仔细品读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出发,谈及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陈忠实先生在评论作品时,对中西两方评论方法的借鉴:如果说文章标题中“精彩到堪为经典”是陈忠实先生读完《槲叶山路六十年》的阅读直感的话,那全篇针对小说中细节描写进行分析的文字,正是陈忠实先生使用西方特有的评论方法对其阅读直感的条分缕析。应该说,陈忠实先生在评论他人作品时,先以中国古代直观感悟概括文学作品整体,再用具有西方文论特征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条分缕析的综合评论方法,不仅使文学评论摆脱了中国传统古代文论中主观化的弊端,还使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评论中与西方文学评论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实在是为中国文学理论界带来“老树抽芽”般的惊喜。中国古代文论中采用直观感悟评论方法的传统由来已久,具体体现在形式上,其多采用诗话、词话的形式;内容上则从文本出发,对文本的意境、带给读者及评论者的感受进行整体性评论。唐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这样讲述诗作中的“悲慨”风格:“大风卷兮,林木为摧。意苦若兮,招暂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往,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露雨苍苔。”[10]152在这里,司空图没有从言语层面谈文学作品中语言该如何组合、选择能够使得文学作品呈现“悲慨”的艺术风格,也没有从意象层面谈文学作品该如何甄选意象,才会使作品令人读来深感“悲慨”;而是从宏观整体的文学意境层面谈及书中举例的六种意境会带给读者、评论者悲慨的直观感受。除司空图之外,诸多评论者都有应用这种评论模式点评他人作品的经历,可以说这种直观感悟式的评论方法主导了上千年中国古代文论的潮流。通过以上对陈忠实先生文学评论进行梳理,笔者认为陈先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忠实拥护者,他乐于使用中国古代文论点评当代作品。不仅如此,先生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的积极实践者,热衷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合时宜的革新。
2陈忠实文学批评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对古代文论中“气”范畴以及隐藏在“气”背后的逻辑预设的使用,采用直观感悟式评论模式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读,这些评论逻辑或者评论模式都体现出陈忠实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同时,选择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学评论领域,也显示出陈忠实先生对古代文论背后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的内涵最初是物质的,而随着时间变迁,“气”的内涵也有所改变,由最初的物质上升为一种精神力量。笔者认为,这种内涵的改变,同古人认为“气影响人”的逻辑预设有密切关系。《左传》讲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属于物质。人受到这六种物质之“气”的影响就会产生相应的六种精神“气”,即“好、恶、喜、怒、哀、乐”。沿着“气影响人”的逻辑,作为精神力量的“气”很快被古代哲人们用于文学领域中。孟子在其著作中讲“养气说”,讲“以意逆志”、讲“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11]232就是认为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通篇内容,可以探索作家主体的“志、性、品、行”等人格因素,也就是“气”。“养气说”的重点在于关注文章以观察作者的为人品德。时至魏代,曹丕继承孟子的“养气说”,生发出“文气说”。与孟子不同的是,曹丕不再关注作者的品德因素,而是关注作者的个性气质因素。不仅如此,“文气说”的逻辑预设极为复杂,不仅继承“养气说”中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作者品德这一面,还有作者个性气质影响文学作品风格这一面,全方位地论述了文学与作者的密切联系。因此,诸多文论史家认为“文气说”是“气”范畴自孟子那里由物质转向精神后,进入文学领域形成的首个理论。尽管文论史上,诸多理论家从“气”范畴出发,从作家身上掘发出的内容有所不同,各取所需,或是作者的人格品德,或是作者的个性气质,但背后的文学作品与作者关系的逻辑预设始终不变。陈忠实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气”范畴背后的这一铁律,并将其应用到现当代文学评论中,显示出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及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慎重选择。陈忠实先生在撰写评论文章时,喜用“向后站”的方法统观全局,乐于提出自己的阅读直感,这实际上是陈先生不自觉地使用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模式的产物。重视整体,忽略对事物各部分的分析,是中国传统的思维特征。
哲学层面上,中国古代哲人们认为“道”是世界本原,“道”生天地万物。他们认为没有办法对“道”进行条分缕析,他们甚至认为“道”是整体的,不是由部分构成的,用庄子的话说,“‘道’未始有畦封”。不仅道家这样认为,儒家也如此。儒家认为“天道”是世界的本原,他们讲“天道远,人道迩”,认为人伦关系离我们距离较近,可以用言语讲清;而“天道”离我们甚远,不能轻易用言语说明白。受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人认为,认识万物不能仅通过局部分析来获得,只有远离事物,通过对事物整体进行直观的感悟,才能更好地认识、把握事物。除了中国本土的哲学、宗教在形成中国传统思维的过程中的贡献之外,源自国外、又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禅宗佛教也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评论模式产生影响。严羽在《沧浪诗话》所讲的“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句话中“妙悟”即是指感悟式的思维模式。而“诗道”既是指创作诗文的方法,也指评论赏鉴诗文的方法。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宋时文论者就已经将评论赏鉴诗文的方法同禅宗的“妙悟”相联系。可以想见禅宗感悟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之功。整体感悟式的思维模式原来就在中国本土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而佛教禅宗的“顿悟”“渐悟”等领悟方式又推波助澜,为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付诸实践提供了先例。从哲学层面出发,古人们开始尝试将这一传统的思维模式应用于文学评论及鉴赏领域。赵仲牧先生在《审美范畴与思维模式———试论中国传统审美理论的体悟性思维》一文中开创性地将这种取诸中国哲学领域,应用于文学评论的思维模式称为“体悟性思维”。文章中,作者认为“体悟性思维”主导下的文学评论,其中一种评论模式就是直观感悟式评论模式,即评论家在阅读作品后,直观地说出自己的阅读感受,再通过立“景”、立“象”的方法,以类比推理的形式,使读者体会评论家的阅读感受。陈忠实先生在文学评论时经常讲“阅读直感”就是继承了这种传统评论模式的结果。这种直观感悟式评论模式优点较多,比如我们在阅读陈忠实先生的评论文章时,可以通过对他讲的“阅读直感”的理解,充分体会陈先生在阅读作品时的感受,从而消除读者同评论者之间的界限。但这种评论模式缺点也不少。由于这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整体认识基础上的评论方法,所以缺乏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认识,从而导致文学评论出现主观化、缺乏科学认识的弊端。而陈忠实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使用西方逻辑分析的评论方法对其进行纠偏。陈先生的评论文章常是先提出自己的阅读直感,再通过对作品内部结构的分析,验证这一阅读直感,使最终的文学评论既能消除评论者同读者之间的界限,也能避免主观化的弊端。
3余论:
陈忠实文学批评的启发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中国文学评论中古代文论缺失的问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曾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他认为,“五四”以来,学界对西方外来理论的纷纷追捧,不仅使古代文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中地位低下、职能缺失,而且令学者对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信心,继而使整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所以曹顺庆教授先人一步,着手从事中国文论的重建工作。他认为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范畴、逻辑进行合乎时代的筛选及厘清,并应用于现当代文学评论中,可以使得重建后的古代文论话语在实际操作中具有有效性及可操作性,可以“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校正。”[12]14陈忠实先生作为生活成长于上个世纪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这种认同使得陈先生在评论他人文章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范畴、逻辑。通过对陈忠实先生评论文章进行分析与综合,可以梳理出陈忠实先生文学评论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陈忠实先生文学评论中的古代文论因素进行分析,了解陈忠实先生在撰写评论文章时对中国古代文论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显示出陈先生丰富的传统文化积累,还为古代文论的重建工作提供现成的评论案例,这也是笔者援笔撰文的初衷所在。可以这样说,面对古代文论的重建,应一方面从理论上探讨重建中国传统话语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应从当代创作者或评论者的作品出发,选择性地吸收其所提供的经验。从这一层面来讲,陈忠实先生以其优秀的古代文论借鉴能力以及出色的文学评论能力,不失为古代文论重建的积极践行者和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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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浩源 单位: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