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困境与出路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困境与出路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面临的困境

(一)失衡。理论有用是因为它对创作具有制衡功能，制衡着创作不可违背规律，过于随意，尤其在当下，“有助于克服庸俗的拜金主义对文学的扭曲，有助于对抗压抑性的外部力量对文学的异化，显示出一种抵抗和解放的性质”。评价一个作家是否有成就，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是看作家是否就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出了描写和探讨，作品是否对人的精神解放、自由有启迪和帮助。然而，在当下，理论的这种功能和批评的这种有效性都已经丧失。表现在理论上，有人将低俗当高尚，将病态当常态，常快意于恶俗、低俗、庸俗的江湖气息中不能自拔;有人将主观当作客观，将个人趣味当大众趣味，只强调自己的口味而忽视大众的感受。表现在批评界，有人公然用印数的多少来衡量作品的好坏，以码洋的多少来衡量文学的质量，以好处费的多少选择发声的方式。现如今的批评既无力成为文学的清道夫，也无力成为文学的拯救者。

(二)失语。20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正因如此，中国文学一直受制于西方，处在失语的状态。表现在创作上，西方文学一直充当着引领者的角色，而中国文学一直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在中国文学叙事中，不但西方“叙”的影子时隐时现，而且西方“事”的影子也处处可见。表现在理论上，一些理论家热衷于在西方理论的螺壳里做道场，以炒作西方理论为乐事，以贩卖西方文论为能事，试图从西方理论的蛋糕上分一杯羹，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的是西方时髦的概念，不管不顾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对文学的真切感受和发现，空洞浮泛而又高深莫测。他们不知道，西方理论尽管花样百出，但为了吸引眼球，达到标新立异的目的，普遍犯有片面化和绝对化的通病，它们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把“现实———作者———文学，作品———读者———现实，人为地和机械地分割开来。其结果，不是说现实与作者无关，便是断然为‘作者死亡’，要不就是以文本代替文学作品，认为文本仅仅是‘互文性’的文本，一个文本仅仅因为另一个文本而存在，同时把读者绝对化，声言文本仅仅同读者有关，而同作者无涉”。表现在批评上则是许多批评文章，论点是西方的，概念术语是西方的，论证方式是西方的，中国文学成了注脚和佐证。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缺乏融会贯通的弊病，导致中国文学批评中西方思潮过剩而本土经验缺乏，偏离了研究的目的与初衷，失去了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应有的分量，最终让自己陷入到了困境中。

二、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困境的成因

首先，社会的转型消解了理论与批评的优越感和权威性。文学，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变动都会对文学产生影响。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加剧，作家向市场寻求话语资源屡屡得手，理论家和批评家面对市场的逻辑和法则，面对泛滥的、低俗化的描写和抒情，面对大众审美趣味的娱乐化、碎片化、感性化、日常化，也进行过极力的“反对”和“抵抗”，但是随着文学的失宠，他们的反抗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不识时务自说自话甚至矫情。市场话语成为中心话语，“消费主义乃至拜金思想正成为某些人的唯一信念。不长的时间里，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产品撤到了边缘”。其次，方向的迷失和立场的丧失溶蚀了理论与批评的价值和尊严。就理论与批评而言，两者虽侧重点不同，但总体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因此，指明发展方向和坚持公正客观是理论与批评应有的态度和立场。在理论界，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但在实际的建构中，各种理论鱼龙混杂，严重扰乱了文学的秩序和视野。在批评界，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但当市场标准代替批评标准，当对话关系变成合谋关系，批评家要么蜕化为作家御用的“吹鼓手”，要么蜕化成文学的市场推销员，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是的，理论失之于肤浅不要紧，但失之于方向的迷失则很可怕;批评失之于偏激不要紧，但失之于立场的丧失则很可怕。

可惜在当下，理论与批评就是如此，这也就难怪必然性式微了。再次，创造力的匮乏导致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能力和评价能力。自1990年代，面对汹涌而至的经济大潮，理论家和批评家还未来得及觉醒和成熟就被裹卷进去了，其结果就如南帆所说:“现在，商业大潮推到知识分子面前的是消费者大众。知识分子又一次成为落伍者，可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状况。”其实，创造力的不足并不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界与批评界才出现的问题，而是早就存在了。就拿现实主义来说，当我们早已习惯了用“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这样的观念去衡量一篇作品是不是现实主义时，殊不知这种陈旧的观念早就远远落后于现实主义发展的需要了，因为从19世纪开始现实主义就已经多样化了，它们本身就分化出了许多的类型，如象征式现实主义、反映式现实主义等。可如今，我们还依旧用这种观念来看待现实主义，足见我们思维的守旧和创造力的贫弱。

三、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出路

面对困境，唯一的出路是突围，这也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必然的选择。首先，坚守文学理想，发挥引领作用。在当下，表面上文学是边缘化了，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恰是文学应有的位置，因为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文学从来就没有占据过社会话语的中心，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就可以任凭文学继续边缘化呢?不是的。因为历史也雄辩地证明，越是精神失衡的时候，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越突出，人们越需要文学的引领和安抚，这是文学的理想使然的结果。表面的边缘化并不代表真正边缘化，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帮助文学重新找到久违的自信。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了理论和批评是不行的。因为理论和批评不是空洞的议论，也不是西方理论的任意演绎，它是文学实践的总结，它源于文学又反作用于文学。只有它最清楚文学这个母体的好坏，只有它最明白文学这个母体的价值所在，只有它能够帮助引领文学走出泥淖，健康发展。理论和批评应该认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责任，坚定文学的信心，坚守文学的理想，切实做好正本清源、振纲去弊、褒优击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坚守文学的理想，引领文学发展的方向，与其说是理论与批评在拯救文学、帮助文学，毋宁说是在拯救自己，尽自己的本分。

其次，发挥理性思维的优势，用实绩为文学开道，赢得作家的尊重和信任。文学理论与批评源于文学创作，其服务对象仍然是文学创作，因此能不能赢得作家的信任和尊重，是理论与批评是否有效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作家需要理论和批评的原因。只不过很多时候，理论与批评的这种作用要滞后一些。希利斯•米勒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文学全盛理论衰落，文学衰落理论兴起。他的根据是他发现许多理论都出现在文学衰落时期，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写在希腊悲剧衰落之时，20世纪引人注目的理论思考出现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为西方文化中一个主要力量趋于暗淡之时。的确，相对于创作的当下性而言，理论与批评需要历史的沉淀，有时候完善一个理论或者形成一个方法需要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当下的中国文学，经过几十年的起伏兴衰，成绩和问题都有目共睹，急需要总结，这就需要理论和批评发挥自身理性思维的优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规律，发现真理，批评不足，发扬长处，克服短处，给文学一个明确的定位，给作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具体讲就是理论与批评要做好已有经验的现代化，西方经验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现有经验的创新化这“四化”工作。所谓已有经验的现代化是指将文学已有的丰富的写作经验放在现代思维和现代视野之下进行阐释和观照，“古为今用”，使之成为当代作家可利用的有效资源;所谓西方经验的本土化是指将西方的文学经验与中国文学相通约，“洋为中用”，使之成为当代作家回观自身的一个窗口;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指导和帮助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体系，使之成为当代作家前进的指路明灯;所谓现有经验的创新化是指回归现实，针对写作的实际问题，及时发现具有创新意义的写作经验和智慧，加以理论归纳和总结，提升其理论价值，并用来分析文学的成败，最终使得作家获得一份理论的自信。我想理论与批评如果能够做好这些工作，为文学开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作家怎么能够不信服呢?他们怎么能够不愿意接受理论与批评的指引呢?如此，文学又怎能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回归中国文学，以中国文学为对象，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让中国文学获得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当论和批评走向困境也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有关，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回到自己的阵地上来，站在中国的文学立场上，接上中国文学的“地气”，研究中国文学的问题，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发声。这绝不是民族自大主义，而是世界文学的需要。因为世界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组成的，而各民族的文学只能由各民族人来谱写，各民族文学的成败得失只能由各民族文学自己的理论和批评来解决。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民族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理论。如果到现在我们还不觉醒，还“任性”地拿着别人的“镰刀”来收割自己的“稻子”，我们的文学只能越走越远。这个意义上，当下理论与批评必须尽快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作者：吕玉铭 单位：河西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