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说对文学理论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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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怡单位：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性善”说产生的原因及局限

孟子的时代，属于战国时代。战国时期战乱频繁，分裂割据不断：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了争夺一座城池，常常杀人盈野。目睹如此民不聊生之景，孟子特此提出人性“善”的重要性。同时，时局动荡也引发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也从客观上刺激了孟子“性善说”的产生。

此外，孟子的理论全面继承于孔子，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性善”。孔子认为战争“不美不善”，提出“礼”是“仁政”和“民本”得以实现的基础，这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外部规律，与春秋时期相对平和的环境有关。

而面对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目睹流离失所，横尸遍野，孟子在全面吸收了孔子的理论之后，认为礼崩乐坏已经不能解释时局如此动乱的原因，因此更加深入挖掘，提出了“王好战”——战争发生的唯一原因，即事物发展的内部原因在于“人”，这就使孔子的理论在孟子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仅如此，孟子提出的“性善”说系统完善，一方面将孔子的理论体系化；另一方面，时局和孟子的发展使之具有了可行性和实用性，虽然当时没有采取孟子理论的国家，但在当今社会，孟子的理论却得到了广泛的实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时代影响，孟子的“性善”说却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病：首先，孟子的理论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服务。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说明君王实行仁政，实质是为了让百姓归顺，以使国家强大，不受外敌侵扰，从而君王“仁者无敌”；其次，孟子的理论实质是从从主观唯心出发。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因而有不忍人之志”，典型从“心”出发，认为“人之心”是第一位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禹”也体现出其思想中缺乏实践的一面。据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孟子的理论缺乏科学的依据，后人难免对此提出异议。

“性善”对孟子文学观的影响

孟子的文学观主要有两点：“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这两点都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提出的。他们的意思是说：要想正确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单从作品本身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只有在此基础上推敲作者在文中的意思，不断章取义，不妄下断言，才能真正把握作品本身，因而可以说“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是相辅相成的。

虽然单独看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是正确的，但如前所述，孟子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所以还应看到：“知人”是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之上，比如万章问象欲杀舜，谈及舜的反应，孟子说：“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溪伪焉”（《孟子•万章上》），表明孟子认为君子不伪，具有“四端”，据此形成了阅读理解和文学交流的方法论；“意”和“志”（不管是作者之意，读者之意还是学者之意，总归是人的意志）也都是建立在孟子对于人性本善的原初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一定程度上它使文学摆脱神学领域而进入文学领域。但是“性善”说是基于唯心主义的认识，因而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基础就是唯心主义，这与强调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思想存在着矛盾，所以其实“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是不正确的。

虽然孟子的思想存在着局限，但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有力抨击了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养气”和“知言”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的先驱；今人在接受孟子理论时不忘用辩证的眼光加以吸收，仍可发现其理论中有价值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