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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艺术教育观
丰子恺出生于清末举人家庭,从小就喜爱画画,极具绘画天赋,6岁起在父亲的私塾中接受传统教育。1914年他考人浙江第一师范,师从一代名师李叔同,学习图画、音乐。可以说,是李叔同引导他步人艺术殿堂。李以其精湛的技艺与“先器识后文艺”的文艺观启迪了丰子恺稚敏的艺术心灵,初就了他风骨中的艺术因子。1914一1919年,丰子恺在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间,恰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该校贯彻“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思想活跃、制度更新,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提倡“人格教育”,注重学生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和谐发展。饱受新思想、新文化薰育的丰子恺不仅获得了深厚的艺术滋养,对艺术教育于人格造就的意义也有了深刻的理解。1921年丰子恺曾短期游学日本,所学所得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长期的艺术教学生涯既是他艺术教育思想的实践场所,也是这些思想不断更新、完善的源泉。丰子恺对于艺术教育的理解是深人而宽泛的,从宏观的人生角度加以淦释。他认为人生不仅有“物质”的生活,还有“精神”的生活,更有“灵魂”的生活,这多层人生并不是一般的苦闷生活着的人们所能窥见的,“须通过了真善美的理想而窥见”,而“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窥见崇高广大的人世的”,“是教儿童对于人生世界的理解”与“看法”,是教儿童拥有“真善美一齐发育”的“崇高的人格”,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健全的教育”。[2](洲)
他指出,健全的教育须从三方面人手,“科学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艺术是美的、情的,这是教育的三大要目”。川(几25)所以艺术教育是“美的教育”,是“情的教育”,是“人生的很重大,又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不是局部分的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几24)艺术教育的任务不应是传授小知识、小技能,而应是“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情味”,“授人以这副眼睛,教人以这种看法。”川(凡27)由此可见,丰氏的艺术教育观可谓是“大艺术教育观”,他把艺术教育看作是广泛的大人生观的教育的一部分,把艺术教育扩大延伸到整个教育甚至整个生活的每一角落。它不是单薄的、纯理想化的,它是建立在丰子恺对人生、艺术、教育三者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既有对传统艺术教育思想的秉承,又揉合了时代变革的需求,寄托了他希望以“艺术教育运动”来改变旧中国灾难迭生、民生凄离的善良愿望。“大艺术教育观”是贯穿于丰氏艺术教育理论始终的主线,也是其艺术教育思想精髓之所在,较早可见于1922年的《艺术教育的原理》一文。文中丰子恺通过艺术与科学的异同比较,指出“艺术教育的原理是因为艺术是人生不可少的安慰,又是比社会大问题的真和科学知识的真更加完全的真,直接了解事物的真相,养成开豁胸襟的力量,确是社会极重要的事件”。[3j(P,6)
1938年至1939年间写成的《教师日记》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如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提出“艺术心—广大同情心(万物一体),艺术—心为主、技为从(善巧兼备),艺术教育—艺术精神的应用(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川(”156)在11月26日的日记中提出“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川(P4,)笔者以为这“艺术精神”与“作画一般的心”无非是使人摆脱实利生活的拘泥与迷恋,游刃于理想与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自由的精神与博爱的心灵,它们能使个性得到呈放,使社会文化得以丰富传承,从而净化社会、美化社会,使所有的社会人生崇高而广大,浸浴在祥和敦厚的文明风尚之中。大艺术教育观决定了实施艺术教育途径的广泛性。丰子恺曾明确指出学校艺术科是实施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完全的负担者,艺术教育应存在于学校中的每一个角落。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美术、音乐教师时,曾在校刊《春晖》上发表《英语教授我观》一文,谈到对英语诗、韵文的教学,除了内容的选择外,还需讲求音乐的要素。该文还谈到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建议取英美的名词,配上英美的名曲,合成音乐,吏学生更切实地体验英美人的思想和精神。这种将美育渗透于智育,把英语教学过程也作为美育过程的做法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在《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一文中,丰子恺还进一步提出“把艺术教育融入教育的全部中去”,[2J(出2)文中借用德国教育学者威柏教育艺术化的主张,援引了他的一段话来表明此意:“我们要把教育的、教授的、教师的全活动,人间教育的全行为,当作近似于一种艺术活动、艺术行为的东西而着想。”
二、面向大众反映现实
基于上述大艺术教育观,丰子恺极力提倡大众的艺术教育。他认为就像真善美殊途同归一样,“艺术就是道德,感情的道德”,〔51(玛,)因而艺术教育与道德教育一样具有陶冶之功与教化之力。“灌输知识、宣传教化、改良生活、鼓励民众精神,皆可利用艺术推进之助力。”[’](玛叫他还指出深人民间的艺术是附设的,内含的是文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剧、小说、年历画等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承着中国文化,是活生生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传承体。要传承文明,改进社会,必须重视发展深人民间的大众的艺术教育。然而,旧中国深受洋人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侵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极端贫困,很少有接触艺术或艺术教育的途径与机会。丰子恺深感“艺术出象牙之塔”的口号在中国是失败了,因为出象牙塔之后便进了小洋房,民众仍得不到好处,遂提出“应从民众人手提倡艺术”,艺术要由“曲高和寡”变成“曲好和众”,要走出洋房进人工厂,要选用花纸、戏文等与民间生活最贴切的泛格的艺术形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这样,才能使艺术与现实的人生、普通的民众紧密相连,使更多的民众通过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来获得浸润着艺术精神的祟高生活。面向大众的艺术教育,其内容必须反映现实的人生,必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联,丰子恺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活动作出了表率。他借鉴竹久梦二的简笔画法,独创了以描写人之常情、人生百态为务的中国漫画,使中国画脱下文人画的罗绮,走人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艺术由“曲高和寡”变为“曲好和众”的典范。但是,当时的艺术教育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教师日记)中,丰子恺谈到,中国的艺术家,有许多已变成洋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艺术如此生吞活剥,艺术教育遂游离人生,而成为一纸具文。”t’1(附)他呼吁应“促使中国艺术教育开辟一新纪元,扫除以前一切幼稚、生硬、空虚、孤立等流弊,务使与中国人生活密切关联,而在中国全般教育中为一有机体。”[41(脚》在大声疾呼的同时,丰子恺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时值抗战烽火正浓,他把讴歌抗战爱国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桂林师范学校讲课时,他以画有被敌机炸后渗状的漫画作教材,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在《桂林艺术讲话之三》、《艺术必能建国》、《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谈抗战歌曲》、《谈抗战艺术》等文章中他主张“艺术必能救国”[5](玛3)、“抗战艺术必须具有宣传的效力”[3J(P16),指出“艺术应该是活的,所谓活艺术,就是能适用于万事,而与人生密切关联的艺术”[,](卿),反对僵化的“死的艺术”[5](咫)。丰子恺力倡大众的现实的艺术教育,要求艺术教育须面对大众,反映现实人生,并不是一味跟从流行,或追求实用和实利。他认为抗战时期的美术教师应以抗战爱国为己任,但不能过分追求实用,只画抗战宣传画,忽略其他的教育内容与要旨。他认为大众的音乐作品应是反映健康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生活,“和众”的同时必须“曲好”。而当时流行的“毛毛雨”一类的流行歌曲,有消极不健康的成份,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大众的音乐。音乐教师应选择优美健康的歌曲传授给无数天真烂漫的儿童。丰子恺在强调艺术教育须反映现实人生,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联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吸收中外艺术之遗产,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在《中国画的特色—画中有诗》、(中国美术的优胜》、《谈中国画》、《东洋画法论理的研究》和《中国的绘画》等文中,他对中国画作了深人的研究,相当客观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及其特点,在肯定了中国绘画种种诗一般的优点之后,也指出中国画只画纶巾道袍、红袖翠带的古人和古代背景,与现实的人生、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应该加以变革。艺术与生活融合方为自然,健全伟大的艺术必是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他分别在(西洋美术史》、(西洋画派十二讲》、《画圣米叶的人格及其艺术》、《艺术修养基础》等著作与文章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西方美学思想与西方艺术史,并指出中国画须吸取西画的特点—写实,须兼收并蓄中西艺术瑰宝,方能得以长青。
三、顺乎自然,发乎童心
丰子恺不仅对艺术教育的宗旨、内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且也非常重视艺术教育实施的方法。他在长期的艺术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顺乎自然、发乎童心的艺术教学原则。早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丰子恺就提出“艺术是从自然产生的,绘画必须忠实写生自然,方能成为艺术”。[21(巧97)在《我的学画》、《写生世界》和《野外写生》等文中,他一再强调观察实物、师自然的重要性,认为写生才能培养艺术的心。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丰子恺写就《青年与自然》一文。文章开头,他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来说明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嫩草萌动的春天的田野所告我们的教训,比古今圣贤所说的法语指示我们更多的道理。”接着,又指出“青年是人生中最中坚的,最精采的,最有变化的一部分……唯有极盛的青年期受自然的感化最多”。[v](图文中谈月、谈花,谈这些自然中能给青年人美的陶冶的物件。他认为它们能给人以真善美的感受,能使人产生同情心与爱,青年人要亲慕它们,感馈它们的美与爱的力量。这些均表明丰子恺让青年学生在自然之美中获得陶冶、获得发展的“顺乎自然”的教育理念。丰子恺非常喜爱儿童,他大量的文艺作品都以儿童为题材,许多作品中都可看到他对童态的褒扬、对童心的呵护。在《关于儿童教育》一文中,他指出儿童对于人生、自然的态度与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说:“艺术教育就是教人这种做人的态度的……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就是培养小孩子这点‘童心’,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z](叨3)丰子恺是性善论的信奉者,他认为“人类之初,天生是和平的,爱的,故小孩子有艺术的态度的基础,只有成人以后,或者为各种‘欲’所迷,或者为‘物质’的困难所压迫……全无半点‘爱’的面影。”川(洲)因而,艺术教育的出发点须是“发乎童心”,也就是对童心的开启和持有。至于童心怎样培养?他又指出:“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2](心5)“要处处离去困惑,不守传统,不顺环境,不照习惯,而培养其全新的、纯洁的‘人’的心。”〔2〕(阴6)在具体的学习方法上,丰子恺结合自己学画、教画的经历,循循善诱,为艺术学习者提供了良好的指引与建议。在《为中学生谈艺术科的学习法》一文中,他郑重提出:学习艺术第一须劳苦;第二须涵养感觉;第三须学健全的美(即不迎合庸俗的趣味)。
讲到图画与音乐的学习法时,他指出在均须辨识门径之外,前者更要磨练眼光,后者更要确修技术。丰子恺不仅对艺术学习者有所要求,对艺术科的教师也寄予较高希望。他在《册年艺术教育之回顾》中指出艺术近姗年没有进步,学校的艺术科游离人生,疏远教育,既不受重视,又缺少效用。这种状况是由师资缺乏、教学法不佳及太偏重艺术的末技而忽略艺术精神的传扬所致。他认为一个教师若“只求学科的直接效果,而不求其间接效果,只知技法传授,而不知精神修养,不合乎普通教育的宗旨”[s](巧7),那么只称得上是“教书匠”,而不是“教育者”。他呼吁应多办几所质量较好的中小学艺术师资养成所,培养出一批“具有圆满的人格,抱着热诚的教育心,学得正当的技术,深明艺术教育的大义”[5](附)的教育者。丰子恺以自身的教学实践为艺术教育者作出了楷模。在浙大师范学院任教“艺术教育”、“艺术欣赏”两课时,因时处内迁之地,上课设备极其简陋,他扬长避短,充分实施其重艺术精神传扬、轻实技训练的教育理念。他那深明艺术教育大义的演讲深受浙大学生欢迎,听者甚众。这在丰子恺的《教师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如“上午续讲艺术教育,听者骤增,共约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如看戏然……。下课后闻学生言,其中有许多人逃他课而来听吾讲”。[’](P,28)“下午到文庙上艺术欣赏课,教室仅容二三十人,而听者有百余人,皆溢出门外,傲傲待坐。”闭(P[29)自1912年蔡元培提出把美感教育作为培养健全国民人格的重要方面列人民国教育方针后,艺术教育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开始在学校教育中燕得一席之地。在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中,丰子恺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他提倡的大艺术教育观,他的面向大众、反映现实的艺术教育内容以及顺乎自然、发乎童心的艺术教学原则,对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教育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平民化、大众化的改革,使艺术教育作为普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可能。正是丰子恺等美育先驱的不懈努力,蔡元培旨在培育健全国民的五育方针才得以贯彻实施。由此可见,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素质教育的实施也有可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