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萧红性别文化批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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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深受多重专制权利的压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两千多年父权社会子承父制、父死子继的历史结构从根本上抹杀了女性的人身价值，长期的制度文化慢慢积淀为世代相袭的集体文化心理，窒息泯灭了家庭内部天然的亲情之爱。女性的性别决定了她们身上要背负更多的礼教束缚:男尊女卑、家长专制和封建冷眼。出生在这个动荡时代的萧红以她那柔弱多病的女性之躯承受了生活的全部屈辱和苦难。萧红对男性的依赖可说成是一种女奴意识，这种不自觉的女奴意识造成了萧红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成为萧红作品中众多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男人不仅有统治女子的权利，而且还有权利突围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的依据，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决定的，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萧红基于自身对屈辱和苦难的体验，她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从离家出走到无家可归，萧红一生都处在漂泊流离中。“五四”新文化思潮下“人”的解放，不仅为男性提供抒发胸怀、剖析社会人生的契机，而且结束女性群体长期缄默暗哑的失语状态。萧红作为这一时期天才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的视觉观察和体验，大量书写了生活在封建礼教、夫权等压迫下挣扎着求生存的乡村妇女。可她们大多是封建文化的牺牲品，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缺少了人性的形象，但是她们的话语在作品中却始终占据了主体地位，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男性中心话语模式。这与萧红自身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尽管自身受到严重的封建文化的迫害，可是在某些方面又要依赖这种社会制度，但同时在身体的骨子里又有一种不屈让她具有深重的女性意识而更偏向于对女性的关注和描绘。因此，在萧红的大多数作品里，男性是缺席的，他们成了女性谈资的对象，成了幕后说话的角色。萧红作品中对女性文化的性别批判表现为:

萧红作品中自觉的女性意识在行文中常以议论的方式呈现、传达出这样一种意味:男性作为说话主体，把文化和生理意义的女性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消音。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本来是向娘娘求子求孙的，却要先到老爷庙去磕头，因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娘娘塑得很温顺，把老爷塑得很凶猛，让人们觉得“娘娘还得怕老爷打”;“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挨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几句话就把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期望标准“温顺”给“颠覆”了。萧红挨过父亲的打、伯父的打、丈夫的打，认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命权利的剥夺。《萧红自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怕男人。我到舅舅家去，舅母也怕舅父。’，(沙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它旨在挖掘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致符号系统中的女性意义。萧红的作品里可以寻找到无数在历史和文化中埋没了的典型代表。

萧红着眼于女性对自身性别反省能力的缺乏，呈现出强烈的女奴意识作性别批判。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在男权的社会里，女人享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爱，她们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可是，大多的女性就是这样麻木地活着，从来没有思考自己的命运和价值何在。她们怨恨男人，更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好像女人受多大的罪都是命该如此。而男人也理所当然地以权威的态度对待他们身边的女人，没有爱，没有关怀，只有无尽的欲望和粗暴的踢打。传统男性社会的价值观念导致了女性犬格的奴化，作者在描写麻面婆曾写道:“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国在这种由于性别的原因而导致的地位和身份的悬殊下，许多女性在苦痛和黑暗里挣扎，女人在受难，而男人的举动令女人的灾难更加深重。但是横在血泊中的女人不能意识到这些。她们的身体受着苦痛，她们的心灵满是麻木。萧红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就是这样甘为奴隶地活在男权社会下如同蚁子似地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

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历史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

从正面的、坚强的、期待的生存角度出发，作品中呈现出光辉、执着、倔强的为生存而努力却又难免悲凉命运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挣扎性的女性代表。她经常为村妇接生，目睹了生育的痛苦和死亡，但是，生命的脆弱、痛苦，命运的冷酷、悲惨，没有使王婆屈服，她显得比别人更加冷静和坚强。王婆让人看到女性不是男人的奴隶，女性也可以活的很自尊、很坚强，即使生活再艰难坎坷，也要拼命挣扎，决不屈服。在这里生存的苦难教会女性坚强，可是生存过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王婆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女性代表，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她也许从来就不曾想过。《小城三月》中翠姨是个善良美丽、对爱充满幻想和渴望、为了爱宁死也不将就的女性形象。她可以算是一个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中挣扎的女性代表，虽然终究也是社会的牺牲品，无法逃脱传统文化的侄桔和心灵的枷锁，但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在《手》中还有一个不为人常提起的王亚民，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为了多学点知识、明白点事理和对得起全家，她忍受着无数的非议和嘲笑，努力在学校生存下去，可最终还是被勒令退学了。最后一堂课，她仍走进教室:“多学一分钟是一分钟。”“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下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残酷的环境下，王亚民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坚强不屈、不卑不亢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示出女性健全而美好的品质，哪怕是现在，这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然而这种生存给人的却只能是期望过后完全的窒息。

萧红在作品中更多描写人们在贫困、疾病的压迫折磨下，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境况。人本具有的道德、良知等人性基本的东西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泯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贫困的煎熬，物质的缺乏，在农家，无论是菜棵或者是一棵茅草都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蟋品中王婆说:“这庄上谁家养孩子，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到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生存，已经将人变成麻木的毫无人性的动物。这些人不说什么道义和良知，连起码的善良、起码的恻隐之心也完全泯灭了。人性的荒凉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惊然的地步。新晨

对生存文化的批判最显著的特点是作者把“生育”这一女性生命中特有的事件作为女性生存的中心问题提了出来。在这种男性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社会，女性不仅作为精神性存在使应有的情感得不到满足，即使是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的难看与分娩的痛苦，也遭到无情的忽视与遗忘。在这里，生育对于女人来说丝毫不是令人喜悦和骄傲的事情;相反，她们因此经历着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灾难，他们活着基本上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作品中作者直接把人的生育与猪和狗的生殖进行了同时的写作:“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呀人留下无尽哀思。这种饱含着女性特殊体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只有在女性作家笔下才能真正表现出来。女性的生存在作品中表现成无谓的生育，而生育又仅仅是生与死的简单的一种交替自然现象。他们有脑袋而不知生命的始与终，有疼痛而不会悲哀，一切服从自然的律令，秋天求漓，夏天生育，病来待毙。连死亡都不能引起心灵的震撼，也不能给生命带来任何张力。萧红的另一作品《呼兰河传》中也有类似诗意般直接的描绘:“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

萧红用自己的真实生命体验和情感来书写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位体验型、情感型的作家。为了摆脱成年人女性世界里的一切苦难，萧红以一个童年孩子的视角观察人生。这种独特的视角在她的文学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童年叙事。萧红独特的情感经历，注定她在批判时将批判的笔锋触及到家庭、秩序、礼俗为对象的意识形态和由此体现出的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刻的文化层次。对女性的描写，她处于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重点写了女性的身体特征、生育特征、生存特征以及破碎的情感特征。她不但抒写了美好短暂和人生悲凉空落的永恒轮回的悲剧，还把这种悲凉感写进了笔下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从而传达出了对于人类生命的一种普遍而深远的悲剧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