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误读与阐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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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文化转向”的大潮汹涌澎湃，国内研究者尝试在这次洗礼中找到方向。“误读”理论破解了文本的权威，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读者对文本的某种“依赖”。“阐释学”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进一步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提供了理论来源。以文化传播和循环为目标，在翻译实践中“误读”规范译者，要求译者要基于文本进行翻译；“阐释”解放译者，给予译者“创作”译本的权利。译者可以适当、适度阐释原文，通过多种符号的结合构建意义，传递文化信息。但更为重要的是，译者需要明确无论如何误读、如何阐释，翻译最终都需要服务于文化传播。

关键词：文学翻译；误读；阐释；文化传播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旨在展示中国传统，推介中国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通过外译文学作品传播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公认的路径之一。虽然“民族文化外译成为当前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两千年来中国的翻译史基本是一部译入史，甚少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外译活动”[1]。因此，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值得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就尝试输出文学作品，但其推进之路并不顺畅，“丛书”系列很快在海外被迫停刊。虽然停刊原因复杂，但毋庸置疑，杨宪益、戴乃迭等翻译家在语言上对作品必然精益求精，这就足以提示后人翻译活动及其研究不应囿于语言。译者只有将翻译及其研究置于文化传播的语境下才有意义。译者也只有将作品翻译和文化循环路径相结合才能有助于民族文化外译，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传播。

一、解读作品：误读与正读

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无论以何种方式定义翻译，翻译行为都离不开文本。阅读并理解原文是翻译的第一阶段。但翻译阅读不同于一般的阅读行为，它不仅包括对文本的理解，还涉及对次文本信息（包括作者的情感态度、个人经历、时代背景等）的把握。译者个体经验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使得阅读过程更为复杂。译者把握信息的能力直接决定阅读效果以及接下来的信息传递效果。实际上，对翻译中阅读行为及其重要性的研究早已开始，旧话重提是否必要[2]？“‘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背后有一个翻译问题”[3]。无论是“文化走出去”还是“提升传播能力”都说明时代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文化传播的指导下，译者需要解读文化信息，整合文化资源，传播文化价值。换言之，文化价值的传播有赖于译者对文化信息的整合加工，而在信息整合加工之前必然先要解读文化。鉴于此，对于文化信息的解读十分重要，它决定了传播效果。那么文化信息到底应该如何解读？解读有无正误之分？“误读”（Misreading）原指“错误地阅读或阐释文本或某一情境”[4]。显然，最初“误读”与“正读”相对。从表面看来，对原文的“阅读理解”存在标准答案，可情况果真如此吗？20世纪60年代，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提出“作者之死”，开启了消解作者及文本权威的时代。至此读者对文本的开放性阐释受到学界关注，文本意义的“自足性”渐渐隐去。如果说罗兰•巴特是“误读”的践行者，那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便是把“误读”理论化的第一人。他把“一切阅读皆误读”[5]作为口号指导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体验。接下来，解构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德里达推崇“延异”，进一步解构了语言的逻各斯，真正把阅读同阐释联系起来。他认为任何语言都没有固定不变的语义中心，“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指的就是相同的语言符号（《哈姆雷特》的文本）在不同的读者眼中存在不同的解读方式。“误读”与“阐释”又存在何种关系？“阐释学”由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提出，推进了学界对于文本意义的研究。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主张用四重释义法阅读《圣经》，开文本阐释之始。

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到来，许多文论家开始认同“文学文本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能启发不同的意义”[6]。这表明阅读就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而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一方决定，而是由读者、文本和作者相互“协商”产生；针对同一文本，不同读者生产出不同意义。文学文本中大量的艺术表现手法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不存在正误标准，阅读即阐释。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译者更需要阐释性地阅读、解读原作。这就需要译者以目标语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加工、处理、传递文化信息。葛浩文通过翻译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帮助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他曾指出“汉语和英语之间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对应”，“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劳动[7]。补充过程就是葛浩文对原文进行解读和加工的过程。虽然也有很多学者质疑葛浩文，认为他对原文“误读”颇多，包括“对莫言原著在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趣味上的怪异”等[8]。但事实证明，这些“误读”非但没有影响反而给莫言作品带来了巨大成功。传播文化就是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没有正误之分；读者接受才是前提，否则翻译再无疏失也无法实现传播的目的。综上，译者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需要：第一，打破原文语言结构，提取文中的有效信息；第二，结合个体经验，进行基于原文又高于原文的阅读阐释。因此，译者以文化传播为目的对原作进行阐释性阅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必将对接下来的翻译实践十分有益。

二、翻译作品：意义构建与阐释

如果说“误读”即阐释，误读是一种创造性阅读方式，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什么需要创造？又创造什么？创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作者、译者与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语境不同，从而导致语言符号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构建方式存在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真正面临的困难就是弥合文化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发生在意义构建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意义构建来传递和阐释存在差异的文化及其表征方式。

（一）文化信息与意义构建

在阐述意义构建的方式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翻译与文化信息及意义建构之间的关系。在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列夫维尔（AndreLefevere）的引领下，翻译研究已置身于“文化转向”的语境之下。国内对于文化翻译的研究呈现渐热的趋势（如下图），对于文化和翻译的认知也存在一个过程。通过梳理知网（CNKI）的文献资源，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在探究翻译和文化关系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学者对文学作品中文化词汇的关注[9]；第二阶段，学者开始把“文化翻译”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并没有对其内涵进行系统论述[10]；第三阶段，学者开始逐步探讨“文化翻译”的内涵以及翻译跨文化交际的本质。在这个阶段中，一些学者首先对“文化翻译”的内容和层次进行描述：“文化翻译广义上指原作承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翻译，狭义上指原作特有文化要素的翻译”[11]，其进步之处在于研究者已经把翻译的操作对象从零散的文化要素提升为整体的文化内涵。但至此研究者并没有明确阐述翻译与文化之间的本质关系，仍把文化（无论是狭义的文化要素还是广义的文化内涵）置于翻译的从属关系下进行研究，二者地位并不平等。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进一步诠释文化与翻译间的交融关系，界定“文化翻译”。“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12]。这个概念对翻译的目的、实质和主旨进行了阐述，突出了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译者需要明确：第一，翻译以文化传播为目的；第二，翻译的操作对象是文化信息而非语言。如果说文化信息是翻译的操作对象，那么译者应该如何把握文化信息从而进行意义构建？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霍尔（StuartHall）一直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他对文化信息及意义构建方式的把握值得借鉴。霍尔指出“文化是各种符号的集合，符号系统构建意义”，只有“通过意义的构建文化信息才能被表达”[13]。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借助文化符号进行意义构建。

霍尔进一步指出文化符号系统主要由“文字符号、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构成[13]25。这就意味着，较之传统翻译，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对象需要扩容。研究者不能只借助单一的文字符号进行意义构建，而应通过多种符号（文字、图像和声音符号）的结合来进行意义的多维构建。莫言英译作品是文化信息成功传播的典型案例，其意义的构建方式值得探究。以《蛙》的英译为例，葛浩文把书名译成Frog。从单纯的文字符号角度来看，Frog这种语言符号表征的是一种两栖动物。试想如果现在出售的是一本仅以Frog为名的翻译文学作品，读者是否会去购买？这说明通过单一的文字符号来构建意义和传递文化信息的效果必然有限。不仅如此，莫言作品中巧妙地运用汉语中“蛙”与“娃”的谐音，象征旺盛的繁育能力，指涉作品中与生育（计划生育）相关的故事主线，显然这样的文化信息单凭英文单词Frog根本无法传递。那么出版方是如何传递以上的文化信息以便吸引读者的呢？在封皮中，出版方除了使用文字符号之外还添加了另外一种符号：图像。在英译本封皮英文单词Frog的上方，出版方使用了一个在摇篮中熟睡的婴儿形象，借此赋予青蛙和孩子某种关联。同时，出版方把英文单词Frog用红色（这个在西方文化中象征鲜血与暴力的颜色）的字体凸显，使用的字号之大几乎占据封皮的整个版面。这样青蛙、孩子、血或暴力等意义就被巧妙地结合起来。诚然，这几种符号的使用并不能够百分之百传递原作中蛙的象征意义和计划生育等文化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多种符号的结合必然会比单一的符号形式在意义构建上更灵活、更有效。除了文字和图像符号外，葛浩文还曾在多部作品中使用声音符号。葛浩文所利用的声音符号是中文的拼音。他借助中文和英文语音系统的相似性来构建声音意义，传递隐含在拼音符号下的文化信息。如在《青衣》中，葛浩文用拼音把表征京剧角色的语音和意义进行有效衔接，有助于目标语读者感受、接收京剧中的文化信息。综上，译者的意义建构过程就是译者在译语文化中重新阐释源语文化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应该：第一，关注符号和表征事物间的关系（文字、图像和声音符号及其表征事物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合理转换）；第二，关注符号间的结合方式（合理叠加使用文字、图像和声音符号）；第三，关注符号结合与隐含文化信息传递间的关系和效果（是否有助于引导目标读者解读作品中的文化信息）。

（二）文化误读与文化阐释

在“误读即阐释”的理论指导下，本文并非想把“文化翻译”等同于“文化误读”或“文化阐释”。“文化翻译”是译者在误读指导下进行的文化阐释，因为：第一，误读虽然去除了语言不可撼动的中心主义地位，但它同时又提醒译者翻译不能脱离语言即文本。误读总是基于文本的误读。所以，误读之于翻译的作用就是纠正把翻译等同于改写的错误认知，为翻译如何“变译”和“释意”提供文本支撑和方向。第二，以此为前提，文化翻译的过程就是意义构建的过程，即文化阐释的过程。阐释是译者在不同的时空下对原文进行的继承和改造，在译者的理解及阐释下原文转换了生存时空，获得了新的价值和生命。翻译过程中译者阐释性地介入文化不可避免。“文化阐释”的合理性源于文化的差异性，受目标语读者审美趣味的制约。翻译存在于两种文化的交融共生之时，是对原作价值的“创造性再现”。同一文本在不同国家进行译介之后虽然可能会同原作产生“偏差”，但这种少许的“偏离和差距”却可以拉近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使原文在译语文化中被接受。在美国、法国、日本、瑞士、挪威和意大利出现了不同的“莫言”，所有这些“莫言”作品同原文都存在“差异”，正是这些“偏差”的“莫言作品”才最终帮助莫言走进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只有通过这种沟通与交流才能实现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通有无。也只有通过这种途径，中国文学和文化才能走进世界读者的视野，得到传播。这就意味着译者需要在两种文化间进行协调，旨在“创作”出符合目标语读者审美趣味的作品。只有被阅读主体接受的作品才有价值，才能反过来“引导”阅读主体的审美趣味，引导其接受翻译作品及其承载的文化。

三、传播作品：文化价值的循环

想要借助文学作品实现文化传播，研究者必须跳脱翻译的“盒子”，进入文化循环的“回路”（霍尔语）。换言之，从文化循环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读者不断消费产品（购买并阅读译作），该产品（译作）才能在译语文化中成功传播。因此，译者需要关注消费者（读者）和消费文化（译语文化），清楚文化信息的传递和意义构建同译语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文化循环”这一概念来自霍尔。他从马克思的商品循环理论为出发点，阐述了文化产品的流通过程：“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在一起形成一种循环，我们称其为文化循环。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相关并在下一环节受到重视”[14]。霍尔的“文化循环”理论探讨意义构建和社会文化语境间的关系。第一，“表征”环节阐释文化语境中意义的构建方式，揭示文化、语言与意义构建之间的关系。第二，“认同”环节关注“接受”。英国汉学家BonnieMedougall指出对英语读者的阅读取向不明确是造成中国文学外译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这说明中国文学译介对读者接受的关注需要加强。第三，“生产”环节提示翻译研究者关注出版方对产品的加工方式。第四，“消费”环节将关注点转向消费文化、消费动机和消费习惯，包括目标语读者对什么样的题材、体裁感兴趣，为什么。葛浩文曾指出美国读者对暴力和性的主题最感兴趣，对短篇小说尤为钟情。熟悉消费心理无疑会影响甚至决定作品的选择与传播。第五，霍尔认为“规则”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规范意义生产从而又产生新的表征方式。

实际上对译语文化规则、规范的关注也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按照霍尔的说法，一种文化产品想要流通必然要经过以上五个环节（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任何环节都不得忽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表征”方式。但作为翻译作品来说，它必须符合译语文化的表征习惯才有可能进入流通的第一环节。如何判断译作的表征方式是否符合译语文化呢？目标读者的“认同”是其检验标准，这也是译作流通的第二道关口。即便以译语的表征习惯为参照完成了作品的翻译，译者的任务也并没有结束，作品的出版迫在眉睫。接下来，译语文化中出版方对作品的具体要求和读者的喜好共同决定了译作能否在译语文化中成功流通。在“生产”译作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按照各个环节的“规则”规范翻译行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规则的变化不断调整翻译策略。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会被重新翻译的原因。葛浩文、林丽君身处译语文化之中，了解目标读者的需求、出版方的要求，熟悉写作规范，能够用符合译语文化的表征方式翻译作品。葛浩文按照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天堂蒜薹之歌》《手机》等作品中调整原文的叙事结构，按照出版方要求重新翻译《酒国》《生死疲劳》等作品的书名，为了方便目标读者理解作品在译作中增加“译者注（Translators’note）”。其翻译的成功也得益于林丽君对原作中文化信息的细腻把握。二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目标读者在阅读译作过程中产生既新鲜又熟悉的感觉，才能保证译作的成功。文化循环理论提醒译者在流通的各个环节关注文化表征、意义构建以及作品的阐释方式，这样才能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及其承载文化的循环。

四、结语

翻译“文化转向”的大潮汹涌澎湃，国内研究者尝试在这次洗礼中找到方向。“误读”理论虽破解了文本的权威，却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读者对于文本在某种程度上的“依赖”。“阐释学”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进一步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提供了理论来源。以文化传播和循环为目标，在翻译实践中“误读”规范译者，要求译者要基于文本进行翻译；“阐释”解放译者，给予译者“创作”译本的权利。译者可以适当、适度阐释原文，通过多种符号的结合构建意义，传递文化信息。但更为重要的是，译者需要明确无论如何误读、如何阐释，翻译最终都需要服务于文化传播。

作者：徐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