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功能对等原理运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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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尤金奈达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当代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影响最大，其核心是功能对等理论。

1.1、动态对等他的动态对等理论，在《论对等原则》一文中得到了明确阐释。文章一开头，奈达就提出：没有哪两种语言史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对应符号被赋予的意义还是这些符号排列为词组和句子的方式，既然如此，就有理由认为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这样，也就不存在完全精确的等同。翻译整体影响可能接近原文，但细节不可能完全等同（谢，2008）。既然没有“完全等同”，因此翻译所要追求的就是最接近的对等物。奈达进一步把划分了对等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形式对等；一是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关注信息本身，包括形式和内容。在这样的翻译中，译者关注的诗与诗、句与句、概念与概念的对应。而与形式对等不同的是，以动态对等为导向的翻译不那么关注译语和源语在信息上的一致，而更关注动态的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在于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奈达进一步说明动态对等的含义。他认为，“所谓翻译，就是在译语种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郭，2000）。

1.2、功能对等由于奈达“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受到误解，各种各样只翻译内容，而不注重形式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的名义。所以奈达在后来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所谓语言的“功能”，就是“它在使用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的语言作用”（葛，1994）。同时他也强调，功能对等的翻译，在追求信息内容对等的同时，也要尽可能达到形式对等。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中，奈达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过分强调形式对应会抹杀原文的文化意义。称职的翻译者应该把语言看做交际的工具。翻译只能达到“功能对等”，或者是“实际上的交际对等”（郭，2000）。

2、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上的应用

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之所以不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以文字为物质手段，构成一种表象和想象的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了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因此，对文学的翻译，除了准确以外，还要考虑到文字的鲜明生动，力图转换和移植原文的意境和风格，表现出作品的审美价值。此外，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写照。文化差异和语言特色造成了文学翻译中某些不可译的因素。因此，译文是永远不可能达到与原文完全对等的效果的，译者能做的就是追求相对的“近似值”。这与奈达的对等理论是相一致的。《红楼梦》以其丰富的语言和文化内涵列居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首。本文试从霍克斯与闵福德的英译本探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上的应用。

2.1、语意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十分强调翻译的传情达意，形式是次要的。为了避免翻译失误，译者就要正确理解原文在源语文化中的特定意义，并在译语中找到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例1.那时又将天晚，赵姨娘的声音只管阴哑起来，居然鬼嚎的一般……霍译：Byeveninghervoicebegantogrowhoarseandshesoundedmoreandmorelikeacroakingharpy.（冯，2008）赵姨娘粗俗愚蠢自私，人人厌恶。“鬼嚎的一般”带有明显的贬义。简单译为ghost是无法表现出这么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因此霍译用另一个西方人十分讨厌的形象“harpy”来代替。哈比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鹰身女妖，生性贪婪，饥饿且疲惫不堪，她们碰过的一切东西都会变得污浊恶臭。可见harpy一词的感情色彩非常符合赵姨娘，也更易于译语读者对人物的定位。

2.2、风格对等《红楼梦》语言质朴自然，含蓄凝练，准确表达了作品的思想主体，尤其是生动的对话赋予了每个角色不同的性格特征。字字珠玑，趣味盎然。例2.张王氏哭禀：“小的的男人是张大，南乡里住，十八年头里死了。大儿子、二儿子，也都死了。光留下这个死的儿子，叫张三，今年二十三岁，还没有娶女人呢。为小人家里穷，没得养活，在李家店里做当槽儿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里打发人来叫俺……”霍译：（冯，2008）张王氏是农村妇女，话语中多夹杂土语，如“娶女人”、“没得养活”、“当槽儿”等等，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对等语。霍译根据张王氏的身份和特征，在语音和语法上做文章，让她听起来就像英国北部带有浓重乡音的村妇，很好地再现了原文口语化、地方化的风格。其主要方式就是吞音，包括所有词首的元音和h音，如“’bout”（about）、“’im”（him）等，所有词尾的后鼻音，如“helpin’”（helping）、“comin’”（coming）等，连读中的个别音，如“may’t”（mayit）、“Yeronner”（YourHonour）等，以及不规范的语法。

2.3、文化传递奈达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在文化中的角色以及文化对词汇和习语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Nida，2001）同时，功能对等理论追求的是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但是，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读者反应之不可能相同（郭，2000），如中国婚俗中的“红盖头”就不可以翻译为“weddinggown”。而且，即使是“雨后春笋”和“togrowlikemushrooms”，在记忆图式的原型反应也是不同的。文化词的翻译困难正是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学翻译上的局限性所在。例3.宝钗笑道：“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一些，咱们也算是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霍译：（冯，2008）《论语•颜渊》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是对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感叹。这个典故在英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习语，若意译为“lamentyourlackofabrother”，则失去了原文的文化底蕴和通过对话进行人物塑造的机会。霍译不拘泥于形式，把“司马牛之叹”的内容补充出来，既向译文读者传达了原文的文化信息，又展现了两位女子博古通今的气质，达到了翻译的目的，在另一层面上实现了“功能对等”。可见，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上，“功能对等理论”仍然是适用的，但是，不能太执著与现成的“对等语”甚至滥用，而应该打破局限，对译文做整体考虑，用不同的方式达到共同的“对等”目的。

3、结语

本文试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分析了霍克斯与闵福德的《红楼梦》英译本的部分例句，测试了该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虽然它在文化词句的翻译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可以用不同方式进行弥补；完全不同的对等翻译对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大致的对等是可以实现的。译者可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尽可能表现原作的内涵、风格和文化，给译文读者带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