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相关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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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

传统翻译研究强调原语和目标语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对等，侧重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的好与坏的评判标准是译文是否与原文对等，译者比较没有自主性，译者的地位也长期得不到肯定，翻译者往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该理论最早由霍姆斯提出，他在《翻译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中首次使用了此概念，从此将翻译的研究拉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大批的学者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Zoha(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有操纵学派代表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观和描述学派代表Toury(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其中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观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在他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1］这本译论中得到详尽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他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重写的过程。这种重写的目的是译者使翻译以特定的方式适应特定的时代的体现。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性，有些翻译中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文本的选择和特定的翻译策略的选定就可以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理论中得到解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个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相关学者有王友贵﹑王东风﹑蒋骁华﹑孙艺风﹑王晓元等。《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辟出专栏描写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如王友贵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王东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蒋骁华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思考》［2－4］等等，从此开始了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的研究。

二、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从原文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再到译文的编辑、阅读和评论，都是由不同的译入文化价值造成的，因此翻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的产物，是一种操控的结果。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应该与权力、政治、思想意识结合起来，强调翻译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其中诗学属于审美意识形态，赞助人所关心的还是译文的可接受性，主要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归根结底翻译主要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5］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理论框架，以林纾先生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和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主流诗学形式都会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定。本论文通过理论描述和具体实例的分析，旨在论述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作用，说明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原文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译作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不会输于甚至可能优于原作。

三、林纾生平及其主要译作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林纾父辈经营盐业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经常亏损。他自幼好学，从小师从薛则柯学习古文，古文功底深厚。为生计所迫，他只好边读边教，31岁中举人，以后因屡试不中进士而放弃科举考试。林纾的思想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既有受西方新文化的影响而追求新思想，也有旧文化的痼疾难以摒弃，从而呈现出矛盾性。林纾并不懂英文，接触翻译是偶然之举，他最初和王寿昌合作，通过王口授、林纾笔录的方式翻译是出于遣散丧妻之痛，而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因其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及林纾深厚的古文功底，在当时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林纾因此名声大震，从此笔耕不辍20年。［6］虽然林纾起初翻译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是出于救亡图存，但是他后期的大部分译作都是以“开民智”、“救国”为目的，在他所译的《黑奴吁天录》序言中，他明确地表明他的目的: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林纾在20年左右的翻译生涯中与王寿昌、魏易、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学子们一起合作，先后翻译了近180多部西洋文学作品。很多西方著名作家是通过林纾的译作才被国人认识的，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大仲马、美国的斯托夫人、俄国的托尔斯泰等。林纾所译的这些西洋小说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意识，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让国人更形象地了解西方文化。林纾译作数量之多，文采之丰富实为近代译界之泰斗，林纾也因此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四、意识形态与译本的选择

林纾于1913年2月2日在北京《平报》上发表了《译叹》一文，表述了他为救国而从事翻译的一片赤诚之心。在他1900年12月22日为《译林》月刊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有可能抵抗欧洲列强。否则，就像“不习水而斗游者”一样愚蠢。这篇《译林•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燃之!［8］这里，作者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他把翻译的功能，比作疏导将枯之泉眼、复燃垂灭之火星!这篇序文，被阿英称作“实为翻译界之重要文献”。［9］在他大量的译作序跋中，他的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上，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为爱国与救世而译书，林纾为后世的翻译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康有为有诗赞扬林纾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①(《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林纾选择翻译MrsStowes的UncleTom''''sCab-in(《黑奴吁天录》)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他个人爱国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正处于被列强欺凌的水深火热之中，爱国志士寻求各种救国的方式来富国强民。林纾是一个古文学家，笔是他最锐利的救国武器。当时的UncleTom''''sCabin在美国掀起了一阵热潮，林肯先生就曾对MrsStowes说:“Why，MrsStowes，rightgladtoseeyou!SoyouarethelittlewomanwhowrotethebookthatmadethisGreatWar．”(你就是引起这场美国内战的小妇人呀。)而当时中国的处境和美国黑人的状况十分相似，出于爱国、救国救民的翻译目的，林纾选择了翻译UncleTom''''sCabin。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华人遭殴打甚至被屠杀，而腐败的政府竟然不敢对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华人受尽欺辱。林纾在当时选择翻译此书就是出于警醒沉睡的政府和国民起来反抗，争取权利和自由。如林纾在译文的序跋中就说到:近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远来之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秘鲁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幸甚!

五、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勒菲弗尔认为:“ideologycouldberegardedasopinionsandattitudesacceptedinacertainsocie-tyatacertaintime．”(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时间里某个社会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和态度。)林纾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华人受尽欺凌的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已经沦陷，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强国保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与增进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有关，同时也是为了介绍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思想和社会意识。

1．增译。在林纾的翻译里，经常采取增译的方法，目的是向国民介绍一些国外的文化也暗含自己的一些思想意识。如:例1Thebillofthesalearealreadysigned，andinHaley''''shands．［11］译文:因吾已自签押，彼理直而吾情曲，奈何?彼若气动，尽可以卷赴诉刑宪，则吾家所有将为诉而空。［10］有时，林纾进行适当的增译是为了增强对仗感，体现他良好的古文功底。如:例2Butthentherecametheeviltimes．译文:孰知日丽春浓之际，即为水流花谢之期。例3Stillwaterrundeepest．译文:凡极深之水，阴冷到底，转无风涛。浅濑恶溪，一望见底，而雷喷雪溅之声，转嘈嘈震耳。林纾采用增译是为了表达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为了鼓舞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武装起来为自由而战斗。如:例4Thelongestdaymusthaveitsclose，thegloomiestnightwillwearontoamorning．译文:凡天色浓黑，必有破晓之时。人到苦恼烦冤，无可申诉，亦终有解脱之一日。从上几例可看出，虽然采取增译的方式不同，但他的目的是相似的，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删减。我们知道UncleTom''''sCabin主要倡导的是基督教精神，而这并非林纾译介此书的原意，况且中国民众大多信奉佛教，如果根据原文直接翻译如此众多的基督教内容，那恐怕此译本在中国读者中很难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因此，林纾在处理这些宗教信息时总是小心翼翼，有些内容他就不客气的进行了删减。正如林纾在译序中说:“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笃，故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10］如:例5“O，Tom!”saidQuimbo，“we''''sbeenawfulwickedtoye!”“Iforgiveye，withallmyheart!”saidTom，faintly．“O，Tom!DotelluswhoisJesus，anyhow?SaidSambo;“Jesus，thatisbeenstandin''''byyouso，allthisright－whoishe?”Thewordrousedthefailing，faintingspirit．Hepouredforthafewenergeticsentencesofthatwon-drousOne，……hislife，hisdeath，hiseverlastingpresence，andpowertosave．Theywept，———boththetwosavagemen．“whydidn''''tIneverhearthisbefore?”saidSambo，“butIdobelieve!—Ican''''thelpit!LordJesus，havemercyonus!“Poorcritters!”saidTom，”I''''dbewillingtobar’allIhave，ifit‘llonlybringyetoChrist!O，Lord!Givemethesetwomoresouls，Ipray!”译文:三蒲见汤姆死，乃曰:“汤姆果死，主人当有懊悔之时。”昆蒲亦视汤姆曰:“吾辈平日处尔果未善，幸勿为厉。”汤姆忽言曰:“吾尽赦尔罪恶，时有他奴饮汤姆以酒，又按摩伤处，状甚诚恳。”

3．归化(Domestication)。UncleTom''''sCabin主要传递的是基督教精神，这与当时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相差很远。中国民众大都信奉佛教，崇尚理学。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与文化意识相关的表达方法区别也很大，但是，有些是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林纾通常采取的是归化翻译，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例6EvilrollsoffEva''''smindlikedewoffacabbage－leaf．译文:此女盖出水新荷耳。Cabbage-leaf指的是白菜叶，这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与新生事物相关的关联，因此，作者将它改为“出水新荷”，符合目标语的文化背景，更易于中国读者接受。例7MrsShelbywasawomanofhighclass，bothintellectuallyandmorally．Tothatnaturalmag-nanimityandgenerosityofmindthatoneoftenmarksascharacteristicofthewomenofKentucky，sheadd-edhighmoralandreligioussensibilityandprinciple，carriedoutwithgreatenergyandabilityintopracti-calresults．译文:爱密柳者，贵家女也，识力高旷，心术惠懿，泾脱沟之第一闺秀也。恒人仁爱，特托空言，而爱密柳之为人，实于行为中推见其仁爱。“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可见，译者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个人意识思想的影响，会对原作进行适当的修改，以期译文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例8Wal，she''''sclar''''crossJordan．Asabodymaysay，inthelando''''Canaan．译文:意里赛已过约旦河，到安乐窝中去矣。Canaan在旧约中指的是富饶之地，是上帝赐予以色列的领地。原文是一句富有文化意味的句子，而译者为减少接受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对其进行归化翻译。例9“ObeyingGodneverbringsonpublicevils．Iknowitcan''''t．It''''salwayssafest，allround，todoasHebidsus．”译文:吾仅知违理者生乱，焉有合理而乱者，吾故未尝知之。上例是典型的归化例子。“理学”(LiXue)是起源于宋朝的一种哲学思想，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代表人物是朱熹。归化翻译不是对原文的扭曲和干预，而是消除读者对原文的理解障碍，使得译文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从而引起更多的共鸣，启发他们去重新思考和审查他们自身的处境。

4．更改(Shifting)。晚清的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较少受原文本的操控，他们对原作是批判的接受，作品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使用都有较大的目的性，或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需求。UncleTom''''sCabin对应的中文翻译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林纾个人似乎并不喜欢此名，他说“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事实上林纾和魏易翻译这部小说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激起民众反抗的精神意识，因此，从翻译目的来看，似乎译成《黑奴吁天录》更为妥帖。例10也是采取更改的方式:例10I''''llfightformylibertytothelastbreathIbreathe．Yousayyourfathersdidit，ifitwasrightforthem，itisrightforme．译文:盖吾之自由，必与持压力者抵死争之，必胜而后已。且美国之自由，美国同英伦力争而得。今吾之自由，必当力与美人争之。林纾翻译的目的是激发民众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因此，适当的更改并不影响读者对整篇著作的理解，就如林纾在译序中所说:“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譬喻;而倾心彼疾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宁可少哉!”［10］

六、结语

可见，译者选择何种文本以及采用哪种翻译策略并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结果，翻译是译者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的有意识的行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转换，它同时还是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妥协、变通和融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译者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群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自身的文化理念，常常会对原文进行适当的改写，以期改写后的文章能体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能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有时，译者为了介绍源语文化，会适当地逆目标语文化的表达习惯从而达到文化译介的作用。当然，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也不能被无限扩大，翻译始终还是不能完全脱离源文本。意识形态影响、操控着文学翻译，同时，翻译的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意识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目标语读者群的意识形态从而表现出意识形态和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