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审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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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诞生于德国，它最主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瑟尔。该学派是在西方文论、美学的研究由19世纪以作者创作为重点转向20世纪以作品文本，又由文本逐步转向文本的接受者为重点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并深受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人物的现代阐释学的影响。接受美学认为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必要且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主张在研究文学和文学史时，必须重点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孙淑芬，2007，12）在接受美学理论体系中有几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未定性”（indeterminacy）、“空白”（blanks）、“偏见”（prejudice）、“期待视域”（horizonofexpectations）及“视域融合”（fu-sionofhorizons）等。对这些概念的清晰把握对理解接受美学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定性”在伊瑟尔看来，是指文学文本中作描述的现象与真实世界里的事物之间准确对应关系的缺失。（姚斯、霍拉勃，1987）而文学作品里的“空白”指的是“各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着连接的‘空缺’，以及对读者习惯视界的否定会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朱立元，2004：179）。正是这些“未定性”和“空白”，使得文学文本成为一种被伊瑟尔称作的“召唤结构”（theappealingstructure）。它激发、诱导读者运用他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确定这些“未定性”，填补“空白”，由此在阅读过程中形成各自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构文学作品中的情景。读者由于时代背景、生活经历、知识水平、观察角度、文学爱好、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总是带着一定的“偏见”进入文学作品的。也就是说，读者无法完全客观地，从一种纯粹的透明的状态开始对作品进行理解，他们的理解总是受到一定的历史、社会及个人因素的制约。伽达默尔把“偏见”分成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偏见”，它是由历史所赋予的，具有正面价值，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另一种是“盲目的偏见”，它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接收的见解，往往会妨碍正确理解的现实。（胡江宁，2005，6）“期待视域”是由“偏见”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朱立元，2004：61）。读者带着他们特有的“期待视域”开始对作品的理解，当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域”相符合，就很容易被读者所接受，而当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域”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读者的对作品的接受就会受到阻碍，这时读者需要更正或者是改变原有的“视域”，在阅读过程中重建一个新的“视域”。（易鸣，2006）无论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域”相符与否，读者都会通过和作品之间的对话，把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文本阅读结合起来，力图实现“视域融合”。于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只在于其本身，而更在于不同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它的增补和丰富，文本意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以实现。

2接受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出发，文学翻译活动应该是一个三元关系，它涉及到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个因素。在这一活动中，译者必然会受到两次接受过程的影响。首先是译者对原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其次是译者必须考虑的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过程。这两个接受过程都会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2.1译者对原作的接受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首先对原作进行阅读，他的翻译是建立在这个阅读理解接受基础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原作的意义被译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同时原作作为一个“召唤结构”，其中存在的许多“不定性”和“空白”，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接受过程中得以连接和填补。译者带着自己的“偏见”和“期待视域”与作品交流，使原作的意义得以具体化。这些“偏见”和“期待视域”因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不同，也可能因受到译者之前阅读的其他译作或相关评论的影响而各异，加之译者各不相同的知识结构、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被译者具体化的原作的意义不再是原原本本的原作者的意义，当然也不会是译者主观创造的意义，而是两种视域对话、融合后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译者深入感悟原作人物的思想、情感，经历他们身边发生的事件，并把其作为翻译表现的内容，尽力忠实并再现原作。另一方面，译者在理解时又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的“偏见”和“期待视域”，造成译作与原作不可能“等值”。

2.2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译作读者接受和理解，只有当一个译本被译作读者普遍接受，这个翻译才算是有效的，它使得原作在异域文化中得到了重生。而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必须建立在他们的“期待视域”与译作文本相融合的基础之上。同时，读者的“期待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译者应对所处时代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审美倾向等进行了解，考虑他们的“期待视域”，考虑作品能否吸引读者，被他们理解和接受。由于这些考虑，一方面，译者在使原作的“未定性”和“空白”具体化的过程中，在忠实于原作的大原则下，尽可能使译作接近译语读者的“期待视域”，便于他们接受；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不造成译语读者理解障碍的前提下，会有意保留原作的部分不确定因素，使得译作本身也成为一种“召唤结构”，激励读者积极参与，重构文本意义。

2.3译作与读者审美的距离接受美学理论还强调，“审美距离”是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之一。从格林在《接受美学概论》中提出的审美距离与审美经验制导作用的关系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审美距离很小时，尽管不存在接受问题，但由于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域几乎一致，作品缺乏创新，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而如果审美距离过大，作品的意识过于超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出现极大障碍，从而读者与作品很难实现“视域融合”；只有当审美距离适中时，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熊敏、范祥涛，2009，3）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要把握恰当的审美距离，这样才能既使译文容易被读者接受，又让读者不断产生新的期待视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审美享受。

3结语

接受美学反对孤立、片面地研究文学作品，重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参与赋予作品的意义。而作为既是原作品读者，又是译文作者的译者，既要通过对话对原作品进行接受，又要考虑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期待和接受，还要把握恰当的审美距离。这样创作出来的译文，才能在忠实于原作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再现原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美感，满足译文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