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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中,文化之间的参与都是不平等的,由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平等造成文化上的不平等,这样必然使得强势文化在这一交流过程中逐渐取得优势,而弱势文化则有可能失去自身特色,有被同化的危险。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自然也不例外,文学翻译,所牵涉的两种文化始终都是失衡的,并时刻受文化霸权的影响。因此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研究文学翻译,在全球文化趋同性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福柯权利话语理论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翻译。文学翻译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文学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活动已不再是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相反文学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处处可看到文化霸权的魅影。
三、从权力话语理论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一)文化霸权对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学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这些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尽管弱势文化的文学也有值得学习之处。以英美为例,由于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地传播,这种形势使得英美在文学翻译方面多年来一直是输出的多,输入的少。对于英美出版机构来说,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要做的主要就是把英美作家作品的翻译权销售出去,而不是把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权买进来。根据Venuti的统计,在英美,翻译书籍,包括文学作品,只占其图书总量的2%到4%,而在法国,同类图书则要占图书出版总量的8%到10%。这是就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英美文化而言,对于其他文化来说,也很少选取比自己弱小的文化来进行翻译。比如,在近现代的日本,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蔚然成风,而翻译汉语文学作品则不多;在我国,也是多翻译西方及日本的文学作品,对其他相对弱小文化的文学作品则很少翻译,甚至像“精神新大陆”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我国的翻译也显得相当贫乏。文学翻译在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还负有丰富发展本国语言及文学的重任,因此就需要从翻译文化中汲取养分,如果社会文化心理鄙视某一文化,进而鄙视其文学,自然就不会将其视作养分的来源,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就很难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者和出版机构的视野。在弱势文化中则往往会出现相反的状况,近现代的中国和日本,都主动积极地翻译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翻译还被赋予唤醒民众民族救亡的政治功能,很多翻译家认为日本明治文学史是翻译及其影响的历史。文学翻译在近代的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的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晚清以来的很多小说都可以看到翻译的影子,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考察一下当代世界文学史,非西方文化中的文学几乎都受到西方文学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无疑是通过翻译实现的,而西方文学受非西方文学的影响则较小,对非西方文学的翻译自然也不多。这就说明,弱势文化更注重对强势文化中文学的翻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翻译往往选取强势文化的作品,而且可能是影响力最强的文化的作品;在具体的两种语言文学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地更加明显。西方国家常常以自己的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这种形势对我们的文化传播当然是不利的。文学的交流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势必造成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学在世界总是无法扩大影响,这样持续下去很有可能我国的文学甚至文化的民族特性越来越模糊,失去了独立性。要克服这种危险,我们一方面要把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进来,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加强我国文学的对外翻译,特别是英译,选取优秀的作品,以高水平的作品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文学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据媒体报道,国家将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3年半推出英译本,这是我国政府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又一新举。然而,目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并不乐观,由于“中译外”的滞后,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译成地道的外文,难以出版。曾获得老舍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受活》,2004年底分别与日、法、意、英国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因为翻译的问题,4个译本至今无一问世。目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仍无法与其自身的内涵和底蕴媲美,文学翻译工作任重道远。
(二)文化霸权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影响
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即归化和异化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中特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异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自从17世纪以来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和东方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略。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我国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四.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主要是西方把自己的文化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只能被动地接受。
本文试图阐述的正是这种文化霸权在文学翻译领域的表现。在文学翻译领域,我们还远远未能达到与西方强势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地步。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加大文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力度,以此来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