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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哲学与翻译
哲学是一般文化的核心和最高表现所在，是一切活动的思想指南。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即从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这是继哲学的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折。①“语言转向”这个术语最初由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G．Bergman)提出。②哲学的“语言转向”后，语言的地位不断上升，语言变成了某种固执己见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反映世界和断定事态的工具以及人们表情达意的方式。史蒂芬·格奥尔格在一首题为《词语》的诗中吟道:“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③哲学的“语言转向”后，翻译话题凸显了出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④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能性这一基本命题。⑤古往今来，哲学家们都喜欢谈论翻译问题，如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伏尔泰、莱布尼茨、施莱尔马赫、叔本华、尼采等都对翻译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⑥20世纪西方语言转向中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奎因等人也纷纷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翻译或从语言、翻译的角度探讨哲学。他们力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研究来阐明他们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们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意义的观点，因为哲学思想可以更加合理地阐明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和本质。
翻译的根本规定是人的一种语言活动，这贯穿它的主体、对象、手段、目的、方式、结果，从而起点、中介、终点须臾离不开语言，离不开语言的活动。因此，考察翻译必须考察语言的转换活动(从原语到译语)，也就是必须考察一般的语言活动。①翻译与语言相遇，从而使蛰伏在语言上的物象被边缘化，译者把视线直接落在作为存在的语言身上，所以有关翻译的话题成为20世纪哲学语言转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语言工具观认为:语言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因此，“语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则是一种自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人们透过语言，对它背后的意义便能一目了然”②。人类的语言虽然形态各异，但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建立在这种语言工具论基础上的传统翻译研究一直以来追求一致性，把原文文本当做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去预先设定的，其意义具有确定性，人们只要在解读原文的时候遵循语言规则，便能获得一致的理解。翻译成了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只要精通两国语言，整个转换便显得轻而易举，就像把一个瓶里的液体倒入另一个形状不同的容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权对原文进行任何增减，翻译是“再现”、是“摹本”、是“如翻锦绮，背面俱华”等。从古代到近代，从西方到东方，翻译的核心概念是“忠实”，译者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透明导体，使意义毫无阻隔地从原作流向译作，翻译理论中，最知名的“信达雅”之说就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抑制译者的活动来求得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等值。
哲学的“语言转向”使人们对语言的透明性和意义的确定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语言不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意义也不再被视为客观存在的自在物，译者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握、重构或再现意义，意义是开放的，没有一种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每个时代的译者都必须以崭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此许均提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③
二、文学翻译中意义再生的语言哲学理据
文学翻译以用文学语言写作的作品为翻译对象，强调译作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最终体现在语言上，语言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家园，语言使读者心中成像，并产生与之相关的意义和情感。文学翻译也是语言的艺术，它涉及两种语言形式，是语言意义上的对话。任何翻译实务的实质都是语际的“意义对应转换”，意义在翻译运作全过程中起着轴心作用。④而意义问题也是语言哲学的首要问题之一。语言哲学维度下的语言认知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语言认知、翻译观念和忠实原则，为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提供了强大的语言哲学理据。
1．语言的经验性和精神创造性与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
语言哲学维度下，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验性”。肯尼斯·伯克说:“一种语言形式就是一种经验方式……它使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体验。”⑤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奠基人洪堡特也曾指出:“人们在语言中可以更明确、更生动地感觉和猜测到，遥远的过去仍与现代的感情相维系，因为语言深深地渗透着历代先人的经验感受，保留着先人们的气息。”⑥
文学翻译中，这一特征体现在将意义从语境中解放出来，展现语言与物互为彼此的内蕴，通过解析译者与之关联的语言，语言和其他文本中先验的存在就会显露出来。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以此强调语言和存在的本质关系:“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从而也就没有不存在者与空无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显现。”⑦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如果说原作是将意义从物中解救出来，那么翻译则是用语言将意义从语言中解放出来，译者的任务就是对意一言多进行判断，找出本意从而达到沟通。“纯语言……在语言作品中负载着深邃的、不同的意义。使纯语言从这种重负中解脱出来，将象征物转化为被象征物，在语言的长流中重获纯语言。”这是“翻译最了不起，也是唯一的功能”⑧。
语言具有“创造性”，洪堡特特别反对西方语言观中把语言当做人类可以任意取舍的制品和任意分解的工具，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和精神劳动(Energeia)。”①文学艺术作品只是人们使用语言的结果，语言的使用及其“产品”———文本表达和保存了在人类语言中蕴涵的创造性精神，这种精神绝非僵死不变的，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语言使用者对它创造性的使用，需要人们重新把它具象为生动的语言，而语言的意义和实现就在于人类创造性的精神活动。
L·莱纳斯曾说:“两种不同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可以说，每一个真正的翻译都必须首先将思想剥离开陌生的语词，然后用本己的语词来重新装扮它。”R·斯贝曼说:“再构意味着将一个思想再思考一次，但要思考得更好。”②保罗·德·曼指出: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译文不属于原文的生命，原文已经死亡，但译文属于原文的来世生命”③。文学作品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永恒的来世。
2．语言的本体性和异质性与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用语言描述的事实之中存在着思想的真理性，语言是对现实的命名，是物质和思想的符号，是人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人运用语言来指称事实并将其抽象为普遍统一的逻辑概念。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哲学，哲学家们对语言问题的讨论也是在澄清思想和理解观念意义的层面上展开的。
的确，语言的价值和意义在初始意义上存在于词与物之中，即对事物的命名和表征构成了语言最重要的本质———工具性，类似于农民与镰刀之间的关系:农民收割了小麦后便把镰刀抛弃在麦田之中。但随着人的意识与语言的发展，语言不再仅仅作为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中介，语言上升到思想本体的地位:比如海德格尔将语言称为“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特将语言称为“生活形式”，而伽达默尔将语言称为“思维方式”等等。语言并不是某人按照某种意图、为了某种用途而事先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不可摆弄，不可废置，一旦人们用功能去定义事物，那么事物本体的存在就会淹没在其功能性的定义之中。事实上，语言是人类交流和描述的重要载体，把语言仅仅当做传情达意的工具无疑忽略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解构功能。语言具有本体性，而本体是不需要依附于他物而存在的，是绝对的、不变的，“载体”、“工具”之说意味着语言是可以离开承载物和使用者的，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的语言体验并澄明了生命本真的意义。
在语言思想本体意义上，语言之间的差异具有根本性，而不仅仅是形式的不同，语言提供了生成思维的方向，比如英语当中有一种反事实陈述的表达法，即“had…wouldhave”，这种句式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当英语国家的人听到这种结构时，会下意识地作出反事实的理解，而讲汉语的人往往受汉语思维所困，要么意识到这是否定的情境前提，要么开始着力推导，布鲁姆因此得出结论:英汉两种语言在标记反事实性陈述方面的差别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差别，更是认知方式方面的差别。④无论是在反事实性的情形中，还是在类概念和特征与动作实体化的情形中，我们都有赖于认知图式，而这种认知图式接受语言所提供的指令，某种情形一旦被语言预先表述出来，该情形就要尽可能地去符合语言所表达的意义。
语言积极地介入到意义的创造过程中，语言不单单是现实之境，它还促成现实。梅洛·庞蒂说:语言有其内在意义，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实现思想，思想内在于语言之中，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⑤洪堡特说: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⑥因为反映一个民族世界观的词汇都存在于这个民族文化长期发展所形成的语言体系之中，所以人类各民族的语言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更是该民族认知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毫无疑问，现实世界只有一个，所有文化的人们都是能够感知这个世界的，但是在不同的语言中，同一个现实却被赋予了不同的概念体系。世界在语言中显现，语言因世界而发音赋义。
翻译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各种语言特定的表达方式。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翻译本身是一种意指方式，而且是不同于原文的意指方式，翻译使得一种语言赋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从而实现了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补，保证了语言的成长，避免其中一种语言在孤独中萎缩，其实任何言语都试图从其他言语中得到自己的意义，而正是“翻译点燃了原作永恒生命和语言不断更新之火”①。
当歌德看到自己的译作被译成异语并获得奇妙的效果时，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我刚刚从芳草地采摘了一束鲜花，满怀激情地手捧着鲜花。因手热，把花冠热蔫了;于是，我把花束插进一只盛有凉水的花瓶中，我眼前即刻出现了怎样的奇迹!一只只小脑袋重又抬了起来，茎与叶重显绿色，整个看去，像是仍生长在母土里，生机盎然，而当我闻到我的诗歌在异语中发出的奇妙的音响时，我体味到的也正是这一感觉。”②翻译创造了另一个既不同于原文、又酷似原文的语言和文本世界，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对话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再生，对一个文学作品真正意义的汲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力也正依赖于新的同化和解释。
译作和原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意义再生的对话关系:在自由的原则下，意义可以通过对话在译作与原作之间进进出出;译者在不同的语言的共同源泉深处通过应和原作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进行翻译;原作中不明显的关联通过对话在翻译中得到彰显;有了对话，作为主体的原作者和作为客体的译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和选择。
3．语言的隐晦性和多义性与文学翻译的意义再生
语言的隐晦性同样决定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意义再生。语言对情境的命名或描述具有隐晦性，Whorf把语言比作一副或多或少变形的眼镜，黑格尔也指出语言具有颠覆真理的本性。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用于回收铅的燃煤的融化锅里堆满了废铅，“废铅”的意义使人们意识不到它还含有旧的收音机电容器中的铅片，而铅片中间夹着的石蜡纸很容易受热燃烧:意义遮蔽了人的认识，一场火灾发生了。沃尔夫因此得出结论:真实事象其实并不是直接进入人的认知领域的，它必须经过意义的范畴才能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而得到意义范畴必须首先分析事象，然后将事象归类，最后将事象分配到世界格局中，经过这些环节，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已然受到语言的规划而部分失真。显然，语言绝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在忠实地反映现实。③
德里达特别反对索绪尔把所指和意义等同起来。在他看来，所指的呈现是一个过程，所指和意义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物，而是一种“痕迹”，既显现，又不显现，既存在，又不存在。④真实的语言意义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而语言一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能指与所指就不只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指称的目的性必然产生，这样语言很容易在转换中丧失其原发的和初始的经验意义。“意义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在经由表征化过程后丝毫未被触动。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因而它从不固定下来。它一直在推迟和延缓与绝对真理会面。它始终处于协商和改变状态，以对新的境遇做出反应。它常常被抵制，有时候被激烈地争夺。”⑤
由于文学语言符号具有返回能指性，因此更不具有透明性，译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细读原文，去追寻意义的踪迹。翻译要跨越两种语言的阻碍，经历两次意义的转移和变化:首先作为读者的译者要在阅读中用自己的语言和相关知识解读原文、筹划意义，意义就是译者从原文中挖掘出来的思想内容、感受、情趣和意境，这种被挖掘的意义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空白点需要译者想象、解读和填补;意义的第二次变化是译者在译文文本中使用译文语言来重构原文意义，而此时，由于译语处在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必然带着一定的新意，更有甚者，在译者追求“信”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比如译者会发现自身与原文之间存在的不可逾越的时空差距，或者由于文字的疏离性和陌生性，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含糊不清之处，这时，译者就需要作出选择:“必须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理解。”⑥在反复的思考中寻找最佳答案，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译者随着意义再生而融入译文中，从而实现了语言哲学的终极目标———人与语言的合二为一。
此外，由于译文读者对意义的阐释各不相同，文学翻译作品的内容因此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一部严肃认真的政治讽刺读物，通过译者的翻译传到了另一个国家，居然成了一部轻松愉快的儿童读物，一部在自己的国家默默无闻的读物，通过翻译传到另一个国家却成了一部经典的著作。”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就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译者的功能不再是文学作品的实现者，而是重构文学作品意义的艺术大师。但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决不是胡乱翻译，它是探测和勘定一切可能的翻译之边界线。
4．语言的动态意义观与文学翻译的意义再生
传统意义观认为:词语是对事物的命名，每个词语都有一个固定含义，含义与词语呈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哲学维度下，语言的一切功能只有在交际中才能形成和实现，语言即行动，语言具有动态性、规则性和开放性。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他认为:“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些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语言游戏包括‘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②你可以想象不同的语言游戏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意蕴，语言是有灵魂、有思想、有感情并受人的认知、精神及社会因素影响而生长的有机体。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给事物命名，然后我们能够谈论事物:在谈论中指涉它们……似乎一旦命名，下面再做什么就都给定了。似乎有一种事物叫做‘谈论事物’。其实我们用句子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只须想一想各种呼叫。它们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水!走开!哎哟!救命!好吧!不!你仍然要把这些词称‘为事物命名’吗?”③
维特根斯坦对词语使用的关注扩大了意义的维度，标志着意义理论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强化了语境对语义的调节功能和限定作用，翻译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结果，而被视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包含原作者、原文、译文和读者等诸多要素的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的意义观是翻译学意义观的重要体现。
三、结语
哲学的语言转向使语言哲学得以产生，语言哲学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等领域影响颇为深远，它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更改变了人类认知自身的方式，因此这个转向被赞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语言哲学家对意义理论的深刻研究使译论家顿悟妙理，豁然入一新国土，语言哲学对于翻译活动的积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打破了传统僵化的术语、概念和定义，启发译者对面临的问题作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思考，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依存、协调重构，使得译者能够去芜存菁、由表及里，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真理。
翻译是必然的，但翻译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再像传统所要求的那样去“忠实地”翻译，而是赋予翻译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追求。“忠实地转述”被本雅明称为“坏翻译的标志”。④由于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凝固与约定的关系，译者在深刻地领悟到原文文本的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之后，必须作出取舍，译文是从原作衍生出来的，如果翻译在本质上竭力求得与原作酷似，那么任何翻译均是不可能的，在译者朝着追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文学性方向发展时，如果固守“忠实”原则只会导致与原作的貌离神散，反而会造成对原作本质的不忠。在原作的“来世”中———如果它不是一种质变和一种活生生的东西的再生的话，就不能称之为“来世”———原作已经经历了变化，甚至具有固定含义的词语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⑤在译作中，原作升入了一个更高、更纯粹的语言境界。
语言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人类有了语言，才会有敞亮的可能，人生存于世，便在不停地穿过词语的密林，从而通往存在之家。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意义问题，最终可能通过翻译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而被揭示出来，因为翻译最能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翻译是一个独特的意义行为，它理解、阐释、传递意义，同时也创生和赋予意义。总之，翻译本身是一个充盈着意义的过程和结果，是一个富含意义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