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童话翻译现况及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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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翻译有助于扩大儿童知识面,加深儿童对世界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孩子们包容并蓄的良好品质,较早地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诸多西方经典童话故事,以及近年来风靡全球的畅销儿童文学作品,如《哈利波特系列》、《鸡皮疙瘩系列》等,均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了我国少年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国家教育部推荐的100部小学生课外读物中,外国译作共计38部,其中文学翻译作品27部。[1]此外,翻译读物长久以来占据了我国少儿图书市场的重要位置,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官方统计,1995~1999年间,中国外文图书版权贸易达2.07万宗,1999年至2003年则达4.27万宗;2003年当年的外文版权贸易额为1.94亿美元。2005年全国引进或翻译作品少儿读物类43368种次,共计39.12万册。[2]和儿童翻译图书的出版热度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显得甚为滞后,一直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不论是文学研究领域还是翻译研究领域都少有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特别关注。正如徐德荣在2004年刊载于《中国翻译》的《儿童文学翻译刍议》一文中指出的,“儿童文学的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儿童文学的译作层出不穷,而针对儿童文学翻译的专门研究却少得可怜。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起步,但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还暂付阙如。”[3]

一、2004年前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概述

据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从1981年至2004年,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计16篇,除去2篇有关儿童文学引进与输出的文章,2篇报道和1篇期刊目录,涉及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共10篇,分别是:王泉根《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1986)、金燕玉《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1986)、徐家荣《儿童文学翻译中形象再现的艺术手法》(1991)、张文萍《试论“信,达,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2002)、于天池《论李长之的童话译著及其儿童创作论》(2003)、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2004)、《五四时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2004)、《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上)》(2004)及《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下)》(2004)、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2004)。1999年至2004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只有4篇相关论文:硕士论文包括夏历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2000)、何静《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2004)和谭晶的《儿童和成人的对话》(2004),博士论文为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2003)。

上述14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以下几个方面: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或原则、个别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文献梳理以及文学研究会对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的推介等。

二、2005~2010年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分析

2005~2010年间,国内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提高。

(一)公开出版的论著

201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丽博士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该书吸纳描述性翻译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生成、接受与影响进行考察,厘清了50年中国所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概貌,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的接受情形,阐述了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专著,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此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一书的编者在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形成走向时,还着重介绍并梳理了我国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分析和总结了外国儿童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深远影响,这对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二)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

2005~20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刊载的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文章共101篇(除去书讯、书评、儿童读物出版等不相关的报导文章)。此外,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共80篇(博士论文2篇),比2004年前有大幅增长,是之前的20倍。其中,张建青的博士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2008)着重探讨了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关系,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与晚清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密切相关,正是在晚清翻译尤其是域外文学翻译繁盛之下,晚清时期成人逐渐萌生了鲜明的‘儿童文学意识’,因之也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吴钧的博士论文《论中国译介之魂》(2008)系统介绍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以及鲁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态度和观点等。

(三)研究的主要特点

1·研究理论的多元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翻译研究逐步走出了传统语言学的模式,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文化学、哲学等新鲜血液和新的思维方式不断注入,多门学科的理论成果纷纷为翻译学界所借鉴和采用,翻译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不断蓬勃发展。这使得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起步之始就能借助诸多翻译理论,其中包括功能主义理论、读者反映论、目的论、操控理论、多元系统论、改写论、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等。同时,某些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和哲学理论也被广泛运用,如接受美学理论、文本类型理论、文化论、现象学、对话论、语体学、读者本位论、主体性研究、阐释学、关联理论、顺应论、选择与顺应论等。在所有上述理论中,功能主义理论、接受美学及目的论运用频率最高。

2·研究内容的多样化

一是此时段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介绍和翻译策略的探讨,研究者将历史时段扩展至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如李丽的《清末民初(1898~1919)儿童文学翻译鸟瞰》(2005)及文军《抗战时期(1931-1945)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2008)。

二是研究文本不断丰富,诸多西方经典儿童著作均有涉及。如《安徒生童话》(王蕾,2009)、《格林童话》(付玉群,2009)、《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刘媛,2007;于素芳,2009;王彦支,2009;商裴裴,2009)、《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李新朝,2008)、《小公主》(张迪,2007)、《快乐王子》(赵琼,2010)、《柳林风声》(孙张静,2010)、《秘密花园》(徐曼曼,2010)、《夏洛的网》(周晓枫,2010;宋松岩,2010)、《皇帝的新装》(范菁菁,2008)、《夜莺与玫瑰》(杜亚芳,2010)、《哈利波特》(潘华方,2009)等。

此外,此时段的研究论文对我国早期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均有探讨,如鲁迅(丛立,2005;涂春梅,2009;程银春,2010;侯计先,2010;李丽,2010)、周作人(张道振,2006;刘军,2009)、茅盾(唐丽君,2009;2010)、赵元任(靳秀莹,2009;郭亚星,2009)及任溶溶(王珊珊,2008)等。

同时,研究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探讨不再仅仅停留于宏观层面,研究问题呈现出具体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其中涉及到的论题有:翻译标准(刘佳,2009)、归化与异化(袁毅,2010)、儿童文学作品的复译(张景华,2006;李新朝,2008)、意识形态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关系(王岩,2009)、文化因素的处理(张鲁艳,2008;杨巧南,2008)、谐音双关语的翻译(刘媛,2007)、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关系(高平,2007)、儿歌的翻译(郭亚星,2009)、译者的主体性研究(马轶男,2008;付玉群,2009)、专有名词的翻译(臧光亚,2009)、图画故事书的翻译(江洁仪,2009)等等。研究者对上述具体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有助于对儿童文学翻译本质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的合理化

虽然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刚刚起步,但这有助于研究者借助翻译学及其它学科业已成熟的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工作。根据笔者统计,目前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历时研究、共时研究、定量研究等方法都得以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随着源语及源语文本神圣地位的瓦解,译者地位的提高,以及儿童文学领域对“儿童本位”观念的倡导和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探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的规约性(prescriptive)研究不多,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目前为翻译界广泛推崇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方法,以译者、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群为导向,着重探讨译本与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各种客观因素对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的影响,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以及儿童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等。如对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作品(晚清时期、“五四”时期、抗战时期等)和译者(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研究,描述性研究方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共时研究法主要用于对特定历史时段的翻译现象的探讨,历时研究法用于对同一源语文本的多译本进行分析描述,通过考察每种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译本的特征及社会功能,阐释译本的文化地位。目前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中使用较广。此外,当今流行的是“实证”研究方法也开始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如臧光亚的硕士论文《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翻译语言研究》(2010)就是一个很好地尝试。语料库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的定量型分析,研究者能根据具体数据得出一定的翻译规律理论性结论,可以有效弥补经验性研究和单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四、2005~2010年期间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比2004年前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仍然处于初探阶段,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同时,和国外同领域相比,我们在研究广度、研究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甚少

国内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著作寥寥无几,有份量的文章甚少,特别是在国际性权威期刊中,少能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2005~2010年间,只有李丽博士的文章“InfluencesofTranslatedChildren’sLiteratureUponCreated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得以刊载于ExplorationsintoChildren’sLiterature。此外,在我国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的众多研究者中,少有翻译学界或儿童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相比而言,2005~2010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不断涌现,如JanVanCoillie的著作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ChallengesandStrategies(2006);论文集NoChildisanIsland:TheCaseforChildren’sLiteratureinTranslation(2006);英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GillianLathey编著的TheTranslationofChildren’sLiterature:AReader(2006),该书是SusanBassnettandEdwinGentzler主编的翻译话题系列图书中的一部,涉及世界儿童文学及其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收录了ZoharShavit,RiittaOittinen,andTiinaPuurtinen等知名儿童文学翻译学者的文章。

同时,据笔者在EBSCO数据库中对国际性翻译研究期刊Meta、Babel、Target、TheTranslator及Perspectives所作的统计,探索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约22篇,虽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所占比例不高,但研究范围较广。

(二)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广度有待提高

从研究广度上讲,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待提高,如对除小说以外的其它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图画书的翻译、朗读文本的翻译、儿童电影字幕的翻译、儿童诗歌和戏剧的翻译等等,而这些在国外均早有研究。同时,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功能(如跨文化教育功能、教学功能等)、儿童文学翻译的出版策略、儿童文学翻译规律和特点等层面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关注甚少,或者至今尚未涉足。在研究时段上,我国目前还没有对1949年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

此外,研究者对其它语种的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关注不够。除佀楠楠的《德语儿童文学汉译策略初探》及《从<格林童话>看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外,几乎所有期刊论文的研究视角都是英汉翻译。相比而言,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涉及的语种繁多,包括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芬兰语、丹麦语,以及国内的方言等。更为遗憾的是,至今国内还没有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海外翻译的研究。

(三)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方法缺乏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相关论文多采用思辨式研究方法,论述宽泛,不够深入。描述性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为了描述而描述,不能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构建,从而减弱了研究的价值。例如,有关史的研究,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大都停留于一些不完整的历史事实的陈述,难成体系,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实证研究法(如语料库)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结合不够。

五、结语

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目前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尚未得到翻译学界和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一直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虽然近几年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进步,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参与的研究者尚无翻译界的知名学者,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同时缺乏科学系统的方法,与国外同领域的研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