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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活动同文学创作过程一样,是某人以说话形式表达他自身或者某种意义的过程———与其说是说话,不如说书写更为确切。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话语表达方式,正如法国阐释学家保罗·利科尔所言,和意义之间存在差距。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翻译者,其话语表达都离不开某一具体语境,换句话说,写作或翻译借助话语赖以存在的语境而产生。话语作为一个具体事件实现,具有即时性特点。无论在创作中还是在翻译活动中,这一问题都无法回避。也就是说,创作和翻译活动都是在具体语境中生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创作或翻译生成文学文本的最终目的是促成理解的发生,激发文学接受者的理解、阐释、交流与对话。与创作和翻译过程矛盾的是文学文本的理解、交流需要持久的意义———某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或某种价值的传递。间距在这个意义上得以产生,言说是瞬时性的,而理解交流需要持久意义。“在这种强调话语的事件特征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明了构成了话语的两端中的一端,现在我们必须说明第二端,即意义这一端。它是两端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作为一个作品的话语的产生、说和写的辩证法和那个丰富间距概念的本文的全部其他特征。”可见,正是因为这种言说间距的存在,文学作品魅力倍增;正是在书写与意义间产生了可供接受的文本空间,接受者与创作者、翻译者、历史文化传统等交流、对话、共鸣的审美意义才成为可能。但是,就文学翻译活动来说,这种言说的间距因其跨语境特点,其审美理解的实现也更加复杂、更加具有意义。
文本间距在文学翻译活动中首先通过文学翻译的“言说”或“书写”的间距体现。这是审美理解空间的横向拓展。翻译活动意味着语言表达方式变化,作品审美理解的对话空间得以敞开。翻译活动是一种典型的二度创作行为,只是相对于读者对于文本接受的这个层面的二度创作而言,翻译活动再创作意味着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也即翻译者须借助不同语言,遵照不同语言意义表达系统,传达原著表达的审美内涵和价值追求。不同的书写方式给接受者以更大的审美理解空间。“因为书写,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不再有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情境了,指向行动的具体条件已不再存在了。指称的现实特征的消灭无疑使我们叫做‘文学’的那种现象成为可能,它可能消灭了对既定实在的全部指称。”在口头语言交流中,因为对话者处于共同、唯一的现实时空网中,对话与交流限定在“这里”和“现在”,交流的指称因时空的固定完全确定。换句话说,主体和对象之间理解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依赖于间距而引发的想象和对于文本的二度创作,而是主体之间根据理性原则而确立的明确的对象指称。显然,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使间距成为意义想象性重建的一种条件,翻译文本是保持作品的原有结构,审美意义指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由于不同语言书写方式存在,文学翻译文本因其与原文本或原语言环境的间距而体现出其自身张力。因此,间距体现在原文学文本的指称结构与现有语言拓展而体现出来的开放性之间,与翻译文本相关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义正是在该基础上得以实现。
2“历史间距”与翻译审美理解的历时性
如果言说的间距体现翻译的共时性特征,也即不同语言系统和语言策略的运用,意味着翻译文本间距空间的横向拓展,那么从阐释学角度说,翻译的历时性特征则体现为翻译文本体现出来的历史间距,也即文本语境的变化和文学传统的流变。它们使翻译文本的历史间距得以形成,文学翻译审美理解在历史的维度得以实现。
翻译文本历史间距的形成一方面体现为翻译文本语境的变化。文学翻译活动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拓展文学文本的生存语境,最大限度拓展作品审美理解的意义空间。这一过程的实现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从审美接受和理解角度看,翻译语境的变化则意味着时间轴上差异空间的形成。翻译文本的语境转换并最终实现其在新语境中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依赖于这种差异空间的形成,“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政治的差异、伦理的差异、科技的差异等等”。在这种差异中,接受者通过经历语境转换的文本了解异质文化,把握因语言、科技、伦理、政治等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地域审美文化,实现对整个人类共通审美原则的整体把握。
显然,把握人类共通审美原则以翻译文本为载体逐渐实现。其中,接受者对于这种由语境差异而形成的理解空间的把握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翻译者对于语境间距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翻译的审美实现:若过分同化两种语境中语言、文化、政治、伦理、科技等差异,翻译文本较为生硬、晦涩,这必将使接受者的审美想象力受到压抑;若过分拉大两种语境中的语境间距,接受者对于原著中的语言、文化等便难于理解,因而也难以实现翻译的原始功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是将这种语境间距变成审美间距。“译文和原文之间并不会保持一种透明的零距离。恰恰相反,在翻译的发生、取材、表述、结构和表征过程中,各种因素都会影响这种零度距离的保持。尤其是诗歌翻译,这种零度距离往往会被审美距离所取代”,“这是因为诗歌创作和翻译过程中的生成次序、取材来源和审美结构三个方面存的差异造成的”(刘华文2009:60)。可见,翻译者可以从生成次序、取材来源和审美结构等入手,把握文本语境间距,实现其审美意义。
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学传统的流变。文学文本语境的变化及其间距的形成指文学翻译活动的历时维度。文学传统的流变则针对翻译文本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而言,意指翻译文本在历时、当下和未来的流变中对于接受者所形成的审美空间。
文学作品的翻译、理解和接受无法脱离其历史内涵。翻译文本审美意义和社会功用的实现是阐释者的接受史。因为翻译文本置于新的语境和文化传统中后,将享有和本土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一样的地位和作用,其审美价值必须接受时间检验,在历史维度上得以实现。“作品就是从那种往日情形中作为延续下来的文物而立于现在之列的,作品要发挥作用,它就是与每一种现在之物同时并列的。”(伽达默尔1987:175)间距在这个层面形成:在原有和现有语境中,翻译文本形成由过去、当下、未来构成的历史差距而形成的间距。当接受者面对翻译文本时,它从异质文化中经过语言和语境转换,置于接受者所处的文化传统中,文学翻译文本被置于接受者所处文化传统的时间链中,翻译者、接受者、作品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翻译作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时空结构中生成。“在某处于某人面前演示出来的东西,对每个人来说就是这样地从延续着的世界链条中抽取出来并这样地聚成了一个独立的意义层,以致从没有人知道走向任何一个异界的未来和真实性的缘由。接受者被放在一个绝对的距离中的,这距离就组织了接受者的每一种充满实践目的的参与,这就是一种在本来意义上的审美距离,因为,它意味着达到了观照的间距,这间距就使得能对在某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事物进行了真正的而全全面面的参与。”(伽达默尔1987:186)翻译文本对接受者来说,总是特定的,被置于时间链上,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但是当将其置于整个文学传统中时,却又存在着多种理解可能,因为接受者总是通过自身阐释所需文化语境,有的接受者强调对于翻译原著审美意义,有的则侧重于文本的当下意义。当这一文化语境得以确立,接受者和翻译作品便被置于时间和空间距离之中,这种距离使审美活动摆脱实践意义上的功利目的,同时使翻译文本的审美观照和理解成为可能。
所以,翻译审美理解活动既因保留间距存在而存留审美想象空间,也使翻译文本的意义阐释处于一个不断生成过程中,文学翻译的审美理解在历时层面得以实现。
3“主体间距”与翻译审美理解的个体性
“间距”在翻译接受活动中发挥作用,离不开翻译活动主体的参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翻译主体的研究方兴未艾(柳晓辉2010),“近十年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了中国译学界研究的新趋势和热点问题之一,虽然译者主体性研究对探讨翻译的本质、过程、批评以及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此项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缺乏系统有效研究方法等不足”(侯林平姜泗平2006:101)。撇开对于翻译主体的定义和研究不论,无论将翻译活动的主体定义为原作者、译者还是原著和译著的接受者,翻译审美理解总以译者对原著的接受为开端,以翻译接受者对译著和原著审美想象的完成,及对异质文化审美价值的理解、批评、认同等为目的。
不可否认,这一过程正是翻译审美理解的当下实现和历史实现。显然,翻译审美理解实现的当下性和历时性总是交织在主体的个体活动中,因此主体是翻译审美理解的发起者、组织者,正是因为主体的差异性存在于翻译活动中,使得主体面对相同翻译文本,有了不同的审美理解和机制判断,“读者是以自己的情感去体味作品,释读作品的”,审美理解的个体特征得以产生。
所谓“主体间距”,就是主体差异造成的主体与意义之间的距离。从阐释学角度来说,间距体现及由此形成的翻译审美理解的个体性主要决定于主体审美理想、审美表达和审美阐释的差异。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带着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想进入翻译活动之中,不同的接受者均会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象等审美活动能力,读解原著或译著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导致阐释的多元化,主体差异性在其中得以形成。在价值追求的驱使下,不同主体会形成不同的审美表达方式,这在译者的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这句话,朱生豪、卞之琳和梁实秋3位同时代的译者,就有不同的译法:
朱生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卞之琳: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梁实秋: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毫无疑问,原著是翻译的基本依据,但是译者作为接受者所体现出的生活经验、审美判断、情感、想象及其所处的现实语境等多种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只有上述诸多要素统一于一体时,才能保障翻译的合理性和审美理解的实现。可见,在翻译活动中,审美表达方式的不同也直接决定翻译审美理解的个体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审美理解的实现,并非要一成不变遵循原著,而是应该在言说、历史和主体之间与意义保持适度间距,从而实现翻译活动通过阐释而实现审美理解。因为,“在阐释中,没有一个纯然不动的标准放在那里,阐释主体与对象之间不断调整着距离,既保持注意力的指向,又反思自身的关系。适度要求阐释主体既思及纯粹的标准,又关注到阐释的实际距离”(王峰2007:77)。翻译活动审美意义的实现有赖于其动态的阐释活动,因而需要阐释主体与对象及意义保持一种适度的关系,通过间距的建构保证翻译审美理解的实现。落实到翻译实践活动中,要求译者保持对原著的适度理解和阐释,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为接受者存留一定的想象空间;对于译著接受者而言,则应从不同语言文化语境出发,合理运用两者间距,在本民族文化传统语境中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同时,完成对本民族和外来文化的认同、理解,文学翻译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