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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界定与其难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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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界定与其难点

翻译对于促进人类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季羡林曾说过:“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可见翻译在我国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之大。而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今世界学术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更是越来越重大。

一、文学翻译概念及标准的界定

说到文学翻译,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文学翻译,不同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我国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是这样的: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文字产品的翻译,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也绝非机械的文字移植,用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许钧的话来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使翻译作品本身成为文学作品,不但要译出意似,还要译出意美。”

那么,什么样的译作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译作呢?这就牵涉到了翻译标准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历来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准确,“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文字古雅。后来一般就把“信达雅”当做翻译标准。在使用白话文的今天,“雅”字就不再局限于古雅的原意,而是指注重修辞的意味了。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译》中说:“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从“摹写其神情”“心悟神解”等字眼可以看出在马氏心中,翻译离不开“神”的运作,达致“心悟神解”才算得上“善译”。后来傅雷将“神”与“形”这一相依相济的矛盾引入译学,并用自己的翻译经验予以标举阐发。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他写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向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从而明确提出了“神似”之说。后来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又提出了“化境”之说。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从要求与难度上来讲“化境”比“神似”更近一步,更深一层,它要求的几乎是译作的尽善尽美。

从以上翻译标准可以看出,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之说,还是钱钟书主张的“化境”,都说明好的译文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而且要艺术地再现原文的美与神韵。但要做到两者兼顾,绝非易事。常有翻译家感叹道“一名之立,岁月踌躇”,精辟的一句可谓道尽了文学翻译的甘苦。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文学翻译之难。

二、文学翻译之难的体现

(一)原作风格的传达

首先,文学翻译难就难在原作风格(即文体)的如实传达上。风格一词几乎无所不包,从大的方面讲,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等;从小的方面讲,作家笔下选择的一个音节,一个词,都无不标志着风格的特征。总之,风格体现在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各要素之中,体现出不同作家所追求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对于作品风格,我国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在《文体的翻译与翻译的文体》一文中曾提到:“在构成文学作品的诸多要素中,语言风格或文体是最难形成并且最难改变的,它是作家的胎记和身份证。”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也曾说过,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的血液。”可见谈文学翻译,原作风格的传达自然是不可忽略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再现了原文的风格,即保存了原作的生命,反之则无异于断其生命之源。

在原作风格的再现问题上,译者的个性和创造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既然作者的文字风格是通过词语的选择、句子的组合结构以及修辞手段等表现出来的,那么译者在领悟原作风格的基础上,自然要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再现原文的风格。这样一来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人气质、文字功底、行文习惯,便自觉不自觉地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从而形成了译者的风格,打上了译者的个性印记。可以说,译者风格是不可避免的。在译者风格问题上,国内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译者应以再现作者风格为己任,应该克服个性,避免形成译者的风格;另一种则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艺术角度上应该有所创造,译文应有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这两种观点对立的实质可以说是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应在何种限度之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我国一代翻译巨匠傅雷曾强调“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是不完全等同于创造的,译者发挥创造的余地是有限度的,译者的创造应以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和风貌为基础。傅雷还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于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再现原文风格的困难与艰辛。在这里他也为我们指明了文学翻译的方向,那就是要尽量缩短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差距,尽可能求得两者的协调与和谐。

(二)“求真”与“求美”的兼顾

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人幽默地比喻道: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言外之意,理想的译文应该既忠实又漂亮。这里所说的“忠实”可以说与文学翻译中的“求真”原则是相对应的,“漂亮”则与“求美”原则相对应。而无数翻译实践证明,要做到“求真”与“求美”的兼顾是十分困难的。

在翻译史上,有些译者为了保证忠实,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逐字翻译,甚至不允许改变原文的词序句序,跟在原文后面亦步亦趋,结果译出来的文章,可能连句意都不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人将“milkyway”直接译为“牛奶路”(实为天河)。至今译界仍将此作为对外国文学生吞活剥的实例而予以警戒。这样刻板地逐字直译,表面上看似忠实于原文,在深层次上却与原文相去甚远。这样一来非但毫无美感可言,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照字面意思直译只是翻译的一种技巧,而妙悟原文,离形得似,取得深层次上的忠实,才是译作所应该追求的真正的忠实。

在翻译史上,也曾有些译者一味地追求“漂亮”,拿过一篇原作,抓住大意,将原文内容能删就删,能改就改,能发挥就发挥。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单纯地追求故事的情节性和用词的华丽。上述这种丝毫不顾及原文准确性的译文,曾被人指责为“不忠的美人”。在文学翻译史上,“不忠的美人”并不少见。至于我国的译坛状况,法国文学翻译家罗国林曾多次撰文,称当今美译之风盛行,以“美”的名义行背叛原文之实。在文学翻译中“求美”并没有错,因为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如果没有艺术上的审美性的话,也就称不上文学性了。但是“求美”,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原文本身的风格而一味地追求用词的华美。其实文学作品的语言并非只有华美、典雅才算美,朴实、通俗同样也是美。过于粉饰辞藻的话容易背离原文。

那么,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应怎样处理好“求真”与“求美”的关系呢?针对这一问题,许渊冲积于自己多年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之经验,在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文学翻译“‘求真’是必需条件,‘求美’是充分条件;译得不真没有达到低标准,真而不美没有达到高标准;应该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力求美。”的确,文学翻译中真与美的关系,是文学翻译的根本问题之一,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译作所追求的美,应该是原作本身所蕴含的美,译作应以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美为己任。

过去的翻译实践证明,要做到“求真”与“求美”的兼顾绝非一件易事。“忠实”作为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译者在有限的艺术空间里发挥创造,同时最大限度地贴近原作,尽量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难怪有人将翻译比喻成“带着脚镣的舞蹈”,它形象地说明了“求真”与“求美”兼顾的困难。

(三)灵感与悟性的闪现

文学翻译之难还体现在它是一种基于原作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而大凡创作都需要灵感与悟性。鲁迅曾说过:“我向来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需构想。但到真地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晕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译者若想找到这把钥匙,打开通往原作艺术世界的门,灵感与悟性是不可缺少的。而灵感的闪现与悟性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求译者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独到的艺术眼光。它是建立在译者对原作深刻理解、体会与感受之上的。正如傅雷所说的“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实为译事基本法门”,只有下过此番苦功,翻译时才能高屋建瓴,下笔有“神”。

此外,灵感与悟性的闪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译者与原作者的价值取向和灵魂质地是否相同或相近。林少华曾形象地将翻译说成是“灵魂的间谍”。他这样说道:“作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目的不妨说是为了灵魂的对接,灵魂的交流。当然并非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我在翻译三岛由纪夫的时候就束手无策,较之对接与交流更是一种碰撞与对峙,感到很累很痛苦……因为灵魂质地和取向不一样。”的确,无论是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相遇,还是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的相遇,还是林少华与村上春树的相遇,对于译者与原作者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幸运。然而,并非所有的译者都能幸运地遇到那个与自己拥有相同或相近灵魂质地的原作者。许多译者依然徘徊在通往原作精神世界的大门外,苦苦寻求那把被称作“灵感”与“悟性”的钥匙。

综上可见,文学翻译之难非同一般。正如傅雷所说:“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好他们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也就是说,只有那种珍视文学,对祖国文字怀有敬畏之心,有较高文学修养,有灵感悟性,有热忱感情和美学追求的人才能真正把翻译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