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翻译理念及其译作评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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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世界知名的文人、学者和翻译家,兼用中英文写作。其英文作品比中文作品更具影响力,对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英文的精通,足以让英语为母语的人钦佩汗颜。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College)校长给林语堂先生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youhavespokentothepeopleoftheEnglishspeakingworldintheirownlanguagewithanartistrythatisatoncetheirenvy,admirationanddespair.”[1](P65)由此可见,林氏英文及汉译英作品,如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与吾民》),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艺术》),SixChaptersofaFloatingLife,byShenFu,RenderedintoEnglishbyLinYutang(《英译浮生六记》),及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TranslationsfromtheChinese(《中国古文小品选译》)等深受美国人的欢迎和追捧是情理之中的。郭著章等在《翻译名家研究》一书中曾有注释“《中国古文小品选译》,1960年美国克利夫兰世界出版公司出版(指的是陶渊明等人著的古文小品)”[2](P101)。据此,本文分析的林译《桃花源记》应出自《中国古文小品选译》。

二、对林译《桃花源记》“创造性叛逆”的关注

(一)“创造性叛逆”简介

“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也称“创造性背离”。此词最早出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尔皮,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曾云:“如果愿意承认翻译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那么,那个使人大为恼火的翻译问题也许就可以解决了。”[3](P136)国内学者谢天振则把“创造性叛逆”定义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4](P137)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叛逆。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目标语读者能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审美的感受。典型的文学语言有其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对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对作品的理解、赏鉴构成挑战,同时也给译者翻译时的创造提供了契机和空间。所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二)林译《桃花源记》的“创造性叛逆”之处

例1: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TheysaidthattheirancestorshadcomehereasrefugeestoescapefromthetyrannyofTsinShihuang[builderofGreatWall]somesixhundredyearsago,andtheyhadneverlefti.t

根据源语读者的历史常识:秦朝末年,秦二世昏庸无能,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横征暴敛,人民疾苦不堪。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领导穷苦农民组织起义军反抗秦二世暴政。接着项羽、刘邦等各路豪强也开始逐鹿中原,进行关中争霸。混乱的战争时期,人民自然是视战争为瘟疫,避之而不及了。陶文中的“避秦时乱”描述就是这一情景。看来只有谙熟中国历史常识才能很好地理解原文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细节。而译者林语堂则避重就轻,把“秦时乱”具体为“thetyrannyofTsinShihuang[builderofGreatWall]somesixhundredyearsago”,回译成汉语则是“六百年前秦始皇(长城的缔造者)的残暴统治”。

表面上看,林氏似乎背离了原文,其实他这样处理真可谓用心良苦。从他的生活、翻译经历来看,他翻译主要是给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看的。对于一般英美国家人士,对中国文化常识的了解应该包括中华民族的标志长城的。通过括号里“长城的缔造者”的这一注释,想必译文读者会很“感激”他们译者的“体贴”的。但稍觉遗憾的是林却把桃源中人到此源中至外人(渔人)闯入之间的时间流逝约六百年直接交代出。试想,源中人幸福地生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天天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怎可能有人专门去计算历法,并铭记他们来此源中度过了多少岁月。由此,林把时间“六百年前”直接放译文中是欠考虑的不明智之举。因其非原文所含信息,把其置于括号内作注,或让读者通过上下文自己推算时间的跨度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例2: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TheyhadnotevenheardoftheHanDynasty(twocenturiesbeforetotwocenturiesafterChrist),nottospeakoftheWei(thirdcenturyA.D.)andtheChin(thirdandfourthcenturies).

中国古代的纪年法是很复杂的,即使是中国人不费周折也很难搞清楚。要想试图让外国读者清晰了解朝代的更迭及纪年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对此,林氏很自然地选择了归化译法来处理这一棘手问题。到底何为归化,归化的目的又何在?归化指的是用目标语中有明显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替代源语中文化内涵丰富的成分。其主要目的是用目标语中读者熟悉的语言弥合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距,减轻读者阅读理解的负担。林译中,括号里的注释很明显是针对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英语世界的人们大为基督徒,从小捧读《圣经》,他们对上帝的儿子耶稣(JesusChrist)是很亲切和熟知的,对其生平再熟悉不过。且公历纪年原本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界限的。括号里的注释会无形中拉近与译文读者的距离,还会有助于读者轻而易举地知悉原文中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这对他们正确理解体味原文的内容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三)林译创造性叛逆的因由分析

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翻译生态环境的产物。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等多个翻译因素互联互动的整体”[5](P3)。同时,董明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译者是一个兼搞文学翻译的文学家的话,他的诗学意识,即他信奉的翻译原则、其独特的艺术追求、他的爱好和艺术特长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他的译作里”[5](P176)。另外,还有这样一个现象:越是名家翻译,越容易不忠实于原文的文字。他们的叛逆更多的是有意识地叛逆,以期能更好地处理原作者想传达的写作意图。基于此,笔者将从译者林语堂的翻译观和翻译目的两个方面来分析他可能在翻译中做出创造性叛逆的原因。

1.林语堂的翻译观

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必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有自己独特的追求目标。而在翻译活动中,翻译观就是译者一切行为的准则,译者总会受到翻译观的左右,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的发生。

翻译家林语堂既重视翻译实践,又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翻译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长篇论文《论翻译》[6](P417-432)及其散文和译序、跋中。在其论文中,林氏讨论并详细阐释了翻译的三大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认为,忠实的第一要义为“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者所要忠实的,是每个字所组成的整体的语意,而非单个字的意义。忠实的第二义,“就是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另外,林还赞同克罗齐(Croce)的观点———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译的,只可重作,译文即译者之创造品。这种观点显示了译者在翻译艺术文时的无奈心理,却不无道理。林氏向西方读者翻译中国的古典散文,难度很大。想必正是受上述翻译观的影响,同时为了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让更多的英美读者乐于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他走了一条着眼于普通英语读者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面向目的语文本的策略(target-textorientedstrategy)。于是,就不难理解林译中的“创造”了,把“秦时乱”译为具体的“thetyrannyofTsinShihuang[builderofGreatWall]somesixhundredyearsago”。

2.林语堂的翻译目的

功能派翻译理论家HansVermeer(1989)曾提出,任何行为都有其目的,翻译行为也有其目的。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Skopostheorie(目的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行动皆有目的,行动者参照实际环境选择一种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以求达到预期目标;既然翻译也是一种行动,所以译者也会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尽量考虑一切可能有关的因素,从而决定最合适的行动方式;基于这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可以得出一条规范性的基本规则———“(翻译)行动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7](P111)。

林语堂所处的时代,大多数西方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情况有隔膜,不甚了解,他们头脑里有关中国的知识,大部分是被歪曲和变形的。为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林氏有目的地选择了那些宣扬中国文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的人生哲学,例如SixChaptersofaFloatingLife,byShenFu,RenderedintoEnglishbyLinYutang(《英译浮生六记》),Chuangtse,TranslatedbyLinYutang(《英译庄子》),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TranslationsformtheChinese(《中国古文小品选译》)等。这里分析的《桃花源记》译文最初即出自《中国古文小品选译》。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林氏的翻译目的,进而影响了他的翻译实践。

林氏顺应了社会环境的需要,在译介中国文化时,为了获得大多数普通英语读者的认可,采取了相应的变通手段和归化策略,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质成分,以迎合适应西方读者的文化语境。由此上述的创造性叛逆案例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

三、结语

在描写译学的新语境下,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译者的作品,不唯原文本文字是从。同时对原作的叛逆还意味着给原作注入新活力,并可能因此而增加原作的魅力,扩大原作在目标语文化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普通读者受益。但对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忠实”翻译标准的过时,只是“忠实”的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根据“目的论”,译者可以决定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忠实的对象是什么。通过分析可见,林语堂比较忠实于目标语文化。由于翻译目的明确,林语堂在对中西文化的深刻把握和娴熟扎实的中英文功底的基础上,对所译作品吃透原意,灵活采用了归化、异化、变译等策略,译作效果无疑是成功的。想必英语读者读罢林氏的译文,会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别样魅力。本文希望通过对林氏汉译英名篇《桃花源记》中“创造性叛逆”的分析,给林氏汉译英作品的批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