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特性与功用的思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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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有无定本，一直是学者们争议不休的问题。不久前，我读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徐钧的《翻译不可能有定本》，罗新璋的《翻译完全可能有定本》及谢天振的《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兼与罗新璋先生商榷》，读后让我感触颇深，被老一辈学者那种严谨治学的态度所打动，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的确只有这样，翻译作为一门学科才会有所发展，有所建树。在我看来，文学对翻译来说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因此今天我们就谈谈文学翻译。

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开两种不同性质的翻译，即非文学翻译与文学翻译。对于非文学翻译而言，一旦某一译本将原文中的信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翻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那么也就极有可能成为定本。而文学翻译则截然不同，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还要传达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审美信息。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信息简直就像一座开采不尽的宝藏，需要多个译者从各自的立场对它进行“开采”，这也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有多种不同译本的原因。然而，文学翻译似乎永远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课题。对文本的艺术审美，转换中的艺术再现，都有着复杂而丰富的特点与规律。

文学作品最丰富的内涵是艺术意境，文学翻译最突出的特征便是艺术审美与艺术再现。毫无疑问，任何语言翻译首先是语言结构的转换，语义内容的传达，然而文学翻译并不仅停留于此，它要求更高层次的体现。而文学翻译中美的实现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过程，它包含有译者理解阶段的审美，以及转换阶段的艺术再现。文学翻译既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实践，那就不能像制作手工一样，随意拿来，对号入座，译者的根本依据应当是作者独有的个人风格。不研究歌德而翻译歌德，是不会译出作者个人风格来的，这样只能是以他传己，以讹传讹。因此，译者在对译文的把握上，应总体上保留原文的结构，无论是句式抑或风格，即便是词语的选择也总力图与原文对应，这是文学翻译的特定要求，同时也是译者主体思维的心理定式。但另一方面，为了艺术意象的转换，译者应尽可能脱离原文的形式框架进行艺术再造。

文学翻译有其非常特别的一面，那就是翻译的对象既是一个有形可见的文学版本，又是一个意蕴深邃而模糊的艺术整体。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字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样，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就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正如我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所说：“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但对于译者来说，因为其艺术创造有“信”度的要求，如果原文是淡妆，译文则不能用重彩，像是“戴着脚镣的舞者”。

如何在译文中生动地体现原文展现给读者的艺术画面呢？首先，译者对原作品进行艺术特质的感知，通过审美心理要素的作用，使作品的物象与心意交融一体，形成意中之境或象外之境。“得于心”，便可“应于手”。译者从原文中获得审美意向后，用另一种语言再造“象外之意”的艺术意象，方能达到这一转换过程中的艺术神似，这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最好体现。

文学翻译中感情移植的前提是“化为我有”，重点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反复阅读与体验，化他人作品之实为自我体验之虚———思想、情感、气氛、情调等等，也就是克服译者与作者、译者与作品之间的时空差、智能差、风格差以及情感差。进行移情感受是个复杂、反复的过程，绝不可能读一遍原文就能完成。傅雷曾说：“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并不是任何译者都能出色地完成这种移情体验。只有那种珍视文学、有较高文学修养、有灵感悟性、有热忱感情和美的追求，有丰富社会经验和鉴别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完成这种移情体验，才能化他作为我所有。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学翻译者所表现的“爱”呢？应该是他在和经典名著朝夕相处，悉心揣摩的过程中，进入角色，进入境界，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他的翻译成为他对于原作的阐释及一份热爱。一部成功的译作，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可以被后人超越，但不会被淘汰。

说翻译是叛逆的，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跨越地理、超越时空，为其他文化的读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