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视野下译作的限制与忠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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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美学视野下的“读者接受”

与传统观点重视作者作用不同，兴起于上世纪的接受美学强调文学作品中读者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通过读者阅读的东西才能被称之为作品。读者对作品的阅读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文学作品本身具有某种不确定的隐含意义，而读者则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主体意识来赋予其意义”。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已经成为背景单纯研究两种不同词汇的异同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日两国至今仍在大量使用汉字，但是，汉语汉字是为表达汉语所使用的文字，日语汉字是为表达日语所使用的文字，虽然同为“汉字”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字。诚然，日语汉字、汉字词是从中国传入的，人们常说入乡随俗，中日两国语言体系的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汉字、汉语词进入日本本土后势必发生词义、词性、义项、语感等诸方面的变化。而且，一个词除本身的语义信息外必然打上使用该词的本民族的深刻烙印。同样，进入中国的日源外来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同形词中除一词一义的科技用语、动植物名、人名、地名外，同义词是不存在的。

文学作品本身的固有属性。如果该属性不能变为现实，也即是作品无人阅读，则其意义就无法表达，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读者自身条件存在差异，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度和接受取向也会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看，“读者接受”可以说是接受美学的基石和核心理念之一。接受美学对读者的接受度和接受取向的重视，让文学作品翻译中读者的地位凸显，打破了传统的重视作者的原创作用和译者的再现作用的观点，改变了人们对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让更多的人从文学作品的实现终端来研究和看待文学翻译，为文学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二、“读者接受”下限制与忠实的悖论

（一）文本选择的限制与忠实

关于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少研究者提出意识形态会在当中发挥作用，比如：梁志坚、邓红顺等。意识形态是“读者接受”的一部分，表明了读者对译文的特殊喜好和要求。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考虑“读者接受”因素的直接表现之一。译者进行翻译时，总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不管翻译目的如何，其实现都离不开读者的阅读活动。因此，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译者必然会考虑读者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某一翻译文本，是否会选择该翻译文本作为阅读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接受”对译者选择翻译文本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译者需要寻找一个目标读者的接受与自己的翻译目的能够融合的结合点，才能获得读者认同，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比如：晚清最后十年，民众渴望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动因，促使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为更好地适应“读者接受”，译者选译了很多通俗文学作品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译者的翻译目的有时候可能与“读者接受”存在激烈的冲突。此时，译者也可能主要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价值观念等选择翻译文本，而忽略读者接受。这种情况常见于译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对读者进行某种启蒙教育的时候。此时，“读者接受”反而促成了译者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忠实，对自己的翻译目的的忠实。同样也是晚清最后十年，很多译者把小说翻译同改革维新联系起来，“选材上很难注意到原著本身的艺术性，……只要能输入新知识，教育群众，都会被当时的译者选中”。而事实上，由于艺术性的缺乏，读者可能并不太能接受该本文。

（二）翻译内容的限制与忠实

尽管译者总是希望目标读者能够接受所有来自原作的内容，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让读者理解原作作者的意图，尽可能实现在翻译中对原作的忠实。可实际情况并不能如愿。很多时候，原作中总有些与目标读者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有冲突的内容。这时，“读者接受”会发挥巨大威力，迫使译者思考是否要完整译出原文内容。当译者希望充分契合读者接受时，原作中一些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就会被模糊、改写，甚至删除。但是，有时译者明知原作中的某些内容是目标读者不能接受的，仍然坚持译出了该内容。此时，译者本是十分清楚该如何满足“读者接受”的，但是出于希望传递新理念、新内容等的需要，出于期望能改变“读者接受”的想法，还是坚持了充分忠实于原作内容。此时的“读者接受”正是促成译者尽可能忠于原作的动力之一。我们以蟠西子和林琴南、魏易对英国作家哈葛德所著《迦茵小传》的翻译为例进行说明。蟠译删除了大量“不符合当时封建礼教的诸如描写的文字”。而林译则比较完整的译出了原作的全部内容。显然，就当时社会的“读者接受”而言，目标读者对不合封建礼教的事物还不太能够接受，因此蟠译更能满足当时的“读者接受”，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而林译则冲击着读者的接受度，遭到不少读者的抵制。后者的做法充分体现出译者对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改变目标读者接受的期待。需要指出，目标读者对原作内容的接受程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交流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原作中不能为译入语文化所接受和理解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少，这也给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翻译策略的限制与忠实

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内容的选择密切相关。前文已经提到，对于与“读者接受”有激烈冲突的内容，译者可能考虑忽略这些内容，从翻译策略上来说则可能采用省略。有研究表明，翻译小说等文学类文本的时候，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呈现出‘意译﹥直译﹥换译﹥省略’的分布倾向”。因为，译者在考虑译作整体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时，并不单纯由原作本身和译者自身条件决定，而是在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度之后综合衡量的结果。翻译策略选择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要受“读者接受”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整部文学作品总体风格上是以异化策略为主，还是以归化策略为主；从微观层面上看，一句话、一个词究竟该如何译，都是译者在考虑“读者接受”后做出的决定。“读者接受”一方面限制了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以及最终呈现出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又是促使译者选择恰当翻译策略忠实于原作的催化剂。有问卷调查表明，“译文读者读异国文学是为了欣赏异国作品特有的韵味和语言风格，他们更喜欢传达了原文中陌生化特征的译文”。这一事实决定了，译者通常会尽量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宏观层面上异化策略采用得更多。不过，由于文学作品比普通文本更强调可读性，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译者可能更多地采用意译。杨宪益与戴乃迭对《红楼梦》的翻译中，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欣赏到原作表现出的独特语言风格和文化，宏观层面异化策略更多。但是考虑到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具体到某个片段则有不少采用意译的情况。原作的第二回中有“雨村……中了进士”。对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进士”，他们采用了意译策略，将其译为“hebecameaPalaceGraduate…”。

三、结语

作为接受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读者接受”对文学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让翻译实践活动重视读者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关注翻译活动的最终实现者。“读者接受”对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内容以及翻译策略都有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正是“读者接受”对文学翻译的限制与忠实影响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