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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再创造。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Escarpit认为的那样:“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著名教育家,翻译家贺麟也曾说过,“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创造可以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从美学角度而言,创造美可以说是翻译艺术的本质特征。
纵观中西方翻译标准,以奈达、泰特勒为代表的西方译者重“对等”或“等效”,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译者重“信”,究其本质都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或原作者。但是,绝对地忠实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非但不能将原文的意义和神韵客观地传达给读者,反而会导致译作貌离神散,不忠于原作的本质,辜负了读者的审美期待。翻译的再创造就是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对原文进行再创造,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
再者,不同的语言文字在发音、词形、修辞、文体、思维习惯、文化背景、审美观念方面相异甚远,字、词、句之间常无现成的对译法可循。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伤筋动骨地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创造”,不仅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内容,而且还要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使之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甚至营造出“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处处彰显出美学的光芒。
创造性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一是让目的语读者较为容易地接受源语特有的文化方式和思维模式。ForrestGump这部经典影片被创造性地译为“阿甘正传”,而不是“弗雷斯特·甘普”。译名借用了鲁迅的《阿Q正传》点出这部电影是传记题材,既照顾了原片名,又点出了主人公的姓氏,堪称中西文化合璧的经典。二是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
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主观性创造
主观性创造即主动地创造,是指在脱离原语言形式的基础上,按译入语的音、形、义结合规律重新创作,从而准确甚至张扬地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音乐之声》中的歌曲“Doe-Ray-Me”部分歌词如下:
Doe,adeer,afemaledeer/Ray,adropofgoldensun/Me,anameIcallmyself/Far,alonglongwaytorun/Sew,aneedlepullingthread/La,anotetofollowsew/Tea,adrinkwithjamandbread/Thatwillbringusbacktodoe
原译:多,一头鹿,一头母鹿/来,一缕金色阳光/米,我这样称呼我自己/发,一条长长的路/索,一根穿线的针/拉,跟在索后面的音阶/西,伴着果酱和面包来杯饮料/又将我们带回了多改译:朵,美丽的花朵/来,大家都快来/密,你们来猜秘密/发,猜中我把奖发/索,大家用心思索/拉,快点猜莫拖拉/体,怎样练好身体/做茁壮成长的花朵
从歌词的翻译来看,原译基本上是死译原文的字词,不能传递原文的妙处;而且从审美角度出发,原文是有谐音的,如此翻译后韵味全无。改译精巧构思,大胆抛弃了原文的字面意思,根据关键词改造了表达结构。这才真正地忠实于原文的功能和目的,较完美地体现了意美、音美、形美,具有一定的寓意。
双关语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其在音、形、意上与汉语的不对等会影响到它的可译性,要想在结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完全不同的语言中找到类似的相关词有很大的难度。例如,“—Whyistheriversorich?—Becauseithastwobanks.”如果翻译为“—河流为什么很富有?—因为它有两个河岸。”中国的读者肯定会感到莫名其妙。如若翻译为“—河流为什么很富有?—因为它年年有余(鱼)啊!”,如此译文甚为精妙,其所采用的谐音双关表面上看似和原文格格不入,但在修辞效果上却是一致的。
二、被动性创造
翻译中的另一种创造则是因为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有些无法逾越的困难,属“不得已而为之”,是力求表达原意的基础上,加入变通,即被动的创造。
田园诗人陶渊明《饮酒》中家喻户晓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许渊冲的译文堪称经典:“Secludedheartmakessecludedplace.”寥寥数语,只一个“secluded”就使得整个诗句富于禅意,既创造出了相似的文本,又体现出了陶渊明的个性。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话:“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译为:“Well,it’stoolatetohidenow.Imusttrytoavoidsuspi-cionbythrowingoffthescent.”译文中的“throwingoffthescent”使得“金蝉脱壳”更加传神,流畅自然。
唐朝诗人元稹《行宫》中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美国诗歌界汉诗英译泰斗WitterBynner译为:“Inthefadedoldimperialpalaces/Peoniesarered,butnoonecomestoseethem/Theladies-in-waitinghavegrownwhite-haired/DebatingthepompsofEmperorHsuan-tsung.”从表现手法来看,原诗是以乐景写哀。诗句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怒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Bynner不但译出了宫花的“红”,而且加上了peonies(牡丹),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末尾的“thepomp”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切合原意。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甚至还可以超过原作,将三流的原作译为一流的名著。诗人惠特曼就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翻译的德语版《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的确,创造性翻译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导向。然而,这种创造性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余光中就认为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是表达技巧的创造。译者当以忠实为本,避免“坏译”、“误译”或“错译”。此外,译者还需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观,提高对原文的审美判断,从而提升自身创造性的审美品质,这样译出的文字才具有生命力,甚至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