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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提出，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翻译变得愈加引人注目。勒弗维尔提出一套新的术语来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根据他所提出的理论，意识形态因素对译者的翻译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而“文化转向”的意义在于它将翻译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的层面，而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的层面。他认为，在文学系统中，操纵翻译的有下列三个因素:第一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第二是拥有阻止或促进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也就是他所说的“赞助人”;第三个因素就是“诗学”。赞助人这一概念的引入是为了更好地探究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者和译者的操控，影响他们的创作、“改写”或是译者的策略。译者首先是一名读者，他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了他的翻译，因此他的个人意识对其翻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译本的语义和文体也起到了操控作用。再者就是读者的反应。
只有在读者接受译本的情况下，翻译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读者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下必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译本只有顺应这种意识形态才能使读者接受。这一理论为长期以来被“对等”或“等值”或“信、达、雅”束缚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翻译，其特点是将翻译现象置于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原文中心”转向“译文中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译本的接受，以及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甚至是翻译中的误译等问题。受勒弗维尔改写理论的启发，本文试图找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操控，并采用个案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意识形态对《骆驼祥子》［1］两个译本的操控。
一《骆驼祥子》的创作以及两个译本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
《骆驼祥子》是老舍于1936年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描述了北平一位诚实、勤奋、乐观向上的人力车夫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的生活但最后失败以至于精神堕落的故事。这是老舍第一本反映中国社会草根阶层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贡献，被译成英、法、日、德、俄等多种文字。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之后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左翼文化运动。由于国难当头，对如何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如何强国的讨论迫使学者们对国外许多不同的社会思想都进行了研究，从而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盛行。“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成为当时的三种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这场有组织、有纲领、有方向、有目标的文化运动，经过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其整个发生与发展。左联的任务是“有目的意识地，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老舍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细致观察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于1936年发表了其代表作《骆驼祥子》。老舍虽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他的作品流露出左翼倾向。他通过祥子的悲剧，对黑暗的社会提出了严厉的控诉，同时也揭示了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自救。在1957年，老舍在解放后这段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修改。这些行为都受到了当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老舍本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五六十年代，我国文艺界引入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无产阶级文学概念，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这给中国文学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弥漫，使得从异域归来，正满腔热诚地准备讴歌新中国的老舍产生了某种真诚而又复杂的心态。老舍的原文是关于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在解放前的真实生活，其中自然免不了描述劳动阶级粗俗的一面。在修订版中，老舍不得不“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关于资本主义的色情描写［2］。他删除了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及第二十四章描写祥子堕落的部分。在1936年的版本中，书中的共产党员阮明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投机家和无赖，这在的时代背景下会曲解为描述革命机关的无能。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老舍必须提高自己的革命意识，其作品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阴影使他在下笔修改旧著时不得不有所避讳，有所“自我检讨”。
而老舍所著《骆驼祥子》的两个最著名的英译本分别是:伊万·金在1945年发表的RickshawBoy［3］和施晓菁在1981年发表的CamelXiangzi［4］。伊万·金在1945年翻译这部小说时，美国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把美国卷入了战争。由于中国当时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许多美国人被派遣到中国来搜集抗日战争的信息以及关于中国的方方面面。由于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中美关系得到了一定发展。作为外交官，伊万·金自然察觉到了对中国关注的必要性。他知道美国人经历着苦难，很关注描述人的命运的小说，并期盼圆满的结局。再者，美国的“性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而，他不仅把《骆驼祥子》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还增加了很多有关对性的细节描写。译者重写小说的结局，增加或者删除一些情节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结果。
施晓菁，著名翻译家。她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瑞士，大学时回到中国，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已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但的余波还未完全消除。作为中国的译者必然受传统的道德观念影响而采取用“性”的委婉语。再者，当时施晓菁的赞助人是官方的外文出版社。在翻译文学作品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中，译者若想要使自己的翻译得到出版，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5］。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施晓菁选择了老舍1957年修改后的版本作为原文文本。
二意识形态对两个英译本的操控
每个社会阶段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而主流意识形态指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伦理、审美、价值观等得倾向。主流意识形态又由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意识形态等部分组成。意识形态能否大行其道取决于译入语的政治生态环境。文本一旦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就能让意义随意扭曲，进而使读者接受作(译)者的意识形态。于是文本的历史语境遭到了忽略，原作者的意图被边缘化了［6］。
从原文文本的选择与接受来看，伊万·金翻译的是老舍的原始文本，以传统的翻译研究标准来判断，他的译本并不符合“对等”或是“信”的基本要求，然而他的译本在当时成为“每日一书”俱乐部的代表作，还被列为全年的畅销书，以致中国“祥子”的命运竟成了美国人经常谈论的话题。此书风靡美国，发行量达上万册。改写的大团圆是为了满足美国读者对现实生活中大团圆的期待，迎合社会心理潮流。当然《骆驼祥子》在美国的成功不仅仅只是因为迎合了当时美国读者对圆满结局的期待，它既通俗又高雅，既与之有所吻合更有所超越，这样才引起了美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施晓菁选择的是老舍在1957年的修订本作为原文文本。此译本成为了官方译本，并在海内外华人华侨读者群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舍的《骆驼祥子》在中国人心中是经典作品，所以原文在施晓菁的心目中的位置比较高，这也是导致她对原文进行忠实翻译的原因之一。
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人的理解具有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这就会限制某一时期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认识。而译者总会考虑其目标读者不断变化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期待，并随之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7］。施和金的两个译本相差甚远，但由于处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位译者采取不同的或相似的翻译策略而使两个译本都取得了相当大得成功。
译者在选择原文文本后，势必还会遭遇到与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氛围不同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两种选择，一是在译文文本中完全保留，二则对其加以删改，使译文不与译语社会的意识产生对抗［8］。如:例1:小福子既是，像你刚才告诉我的，嫁过人，就不容易再有人要;人家买姨太太要的是整货。
施的译本:Becauseif，asyousay，she’sbeenmarriedbe-fore，it’snoteasytofindanyoneelsewho’llwanther．Menwantvirginsasconcubines．
金的译本:SinceLittleLuckyOnehasalready，accordingtowhatyouhavejustbeentellingme，beenmarried，itwouldnotbeeasytogetanyoneelsetoaccepther．Menbuyingconcu-bineswanttheoriginalgoodsinunbrokenpackages．
翻译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自然不免可悲，但却是常常不能避免，因为词语的书写可带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9］。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词汇是最活跃、多变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会在词汇上立即体现出来。不同的译者会在词汇选择上体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原文作者老舍，受大男子主义的影响，在原文中，他用“整货”来描述男人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做妾。在伊万·金的译本中，他对此进行了直译，以此来让读者明白在中国的旧社会，男人把女人当商品来买卖。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晚期，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欧和北美发展起来，并逐渐扩散到中国，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女性撑起半边天”，这成为了80年代的意识形态之一。施晓菁作为一名女性译员，她用“virgin”(处女)这一词来翻译的目的在于避免贬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伊万·金的译本中的确直接体现了在男性眼中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再如:
例2: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施译本:Itwasn’tawifeawaitingthereforhimbutabloodsuckingvampire．
金译本:Itwasnoproperwifewhoawaitedhimthere，butanoldbitchpossessedofthespiritoftheshe－wolfwhostealsatnightintothedarknesschambersoflonelymenandsucksmenempty，drinkingsodeepoftheirmanhoodthatthewellrunsdry，andtheywanderthroughtherestoftheirtimestaringvacantlyattheworldaboutthemandmumblingtothemselves．
在老舍的原文中，他仅用了“妖精”二字来描述虎妞。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文化意象。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弱势文化自然要屈服于强势文化。受此意识形态的影响，施晓菁作为译者在其译本中，用“vampire”吸血鬼，一个典型西方文化的意象来表达。在伊万·金的译本中，他增加了许多细节的描写来解释“妖精”这个短语中隐藏的“性”含义，非常细节地描述虎妞对祥子的所作所为来说明虎妞的邪恶。
例3:为教弟弟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
施译本:Tofeedtheboysshehadtosellherownflesh．金译本:Sothatherbrothersmighthavefood，shemustsellherownflesh—shemustopenuptheportalofherwomanhoodtoanywhohadtheprice;shemustnominatethenumberofcoopersforwhichshewouldlaydownherbodyandspreadwideherlegs．
在施晓菁的译本中，她进行了直译。在对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态度中，对“性”的避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物。在写作与翻译中自觉或半自觉对触讳的事物，用委婉语来表述，已成为了中国文章修辞法的辞格之一。不论是在老舍的原文文本，或是施晓菁的译本中，我们都能留意到这种修辞法的运用。而伊万·金的译本在美国“性解放”运动兴起的影响下，他运用语言文学技巧更加详细、露骨地描写“性”。此外，勒菲弗尔指出:“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资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10］。也就是说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过程中，即意识形态的生产中有着无可忽视的作用。伊万·金的译本是由雷诺与希师阁出版社出版。由于伊万·金在当时被认为对中国“了如指掌”，作为“赞助人”的出版社自然对他没有任何的疑虑。作为一名美国人，伊尤·金利用美国强势文化的优势任意地改写《骆驼祥子》以满足美国读者的心理以及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他按照自己的翻译标准规范重写了小说的结尾以迎合当时美国读者期待大团圆的结局。
施晓菁的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她的译本的语言更加具严肃性，符合革命文学的特点。施晓菁曾被政府派往联合国当译员，是政府的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且外文出版社是官方的，各政府部门的英语文件，如要引用《骆驼祥子》，一般情况下都是引用该社的译本，因此译者不能有太多发挥的余地。此译本针对的读者群是国内外华人华侨，所起的作用也是提升中国文化的自身形象而不是中国文化在国际多元系统中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施晓菁的译本不需要符合目的语文本的文学翻译标准，不受目的语文本所处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
由此可见，不论是由于不同文化对性的表达的方式不同还是文化的相对力量，以及原文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删改归根结底都是意识形态的操控。
通过对《骆驼祥子》两个译本的个案剖析与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翻译是译者在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操纵下进行的。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包括了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这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使得译本与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而更有利于译本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