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念在名著翻译中的体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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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人物，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力，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艺术成就。”(《辞海》)

《水浒传》更是受到了很多国外学者的青睐，先后多次被译成英语。最常见的有四个译本，他们分别是美国学者赛珍珠的70回译本(以下简称赛译)、美裔汉学家沙博理的100回译本(以下简称沙译)、英国学者约翰·登特杨和安莱克斯·登特杨父子合译的100回译本以及英国学者杰克逊的70回译本。四个译本中最受到好评和广为流传的当属赛译本和沙译本。《水浒传》是赛珍珠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它的出版在英美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理论的席卷中国，对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和提高，人们开始借鉴接受美学、文学叙事学、文化阐释学等去研究赛译《水浒传》。而从关联理论视角去审视赛珍珠，审视赛译本，还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因此本文以赛译为研究个案，结合沙译本作对比分析，试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以及阐释赛珍珠是如何通过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有效并传神地将中国文化译介给了西方世界的。以期对我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和发展研究有所建构和启示。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知理论。作为认知语用学理论，近些年来在西方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关联理论的核心是“交际与认知的关系”。关联理论(RelevanceTheory)认为语言的交际过程是动态的明示-推理互明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编码→解码过程。它涉及到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明示指的是说话人用明白无误的直说表达自己意图的过程;推理是指的是听话者从说话人通过明示手段所提供的信息中推断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达到理解话语的过程，推理是获取意义的主要手段。关联理论的中心原则是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听话者要确定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就必须在交际双方共知的认知环境中找到对方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暗含意义，从而获取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目的。关联理论中的关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认知努力越小，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越强。但在整个语言交际过程中，接受者需要的并不是最大关联(即以最小的认知努力得到最大的语境效果)，而是最佳关联，即接受者希望能不用花费不必要的努力便可以从中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并据此推导出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

1991年，Gutt在Sperber和Wilson的学生Gutt以关联原则为基础，将其与认知心理学普遍原理结合起来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relevancetranslationtheory)，并出版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一书。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认为翻译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1］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第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2］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语言交际，翻译过程涉及两次明示-推理过程，一是原文作者向译者明示其交际意图，译者则根据原文的信息、逻辑以及自己脑海中的百科知识，以读者的身份经认知获得最佳关联。从另外一方面讲，不同的译者其感知能力或认知能力不尽相同，译者对语境效果的领会与推理无外乎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能否实现认知的最佳关联，作品能否有效地被感知，被阐释，译者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二是译者以交际者的身份在译文中向译文读者转达原文作者的明示和交际意图，而译文读者则要根据译文所提供的信息、逻辑以及大脑中的百科知识等进行推理，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佳关联。在翻译活动中，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便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3］108正如著名学者赵彦春(1999)提出，“在保证交际成功的前提下，译文应尽可能向原文靠近，使话语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使译文和原文最大程度的契合，达到逼真的境界。”［2］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再现原文的交际意图，引导译文读者获取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目的。

三、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赛译

《水浒传》中翻译策略的运用

赛珍珠是世界上首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同时她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一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此部翻译力作一经出版即荣登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排行榜，销售情况好得不可思议，而且多次再版，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很多高校的中国文学课程介绍《水浒传》时的指定读本之一。［4］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推崇有加，更是对《水浒传》的语言风格格外青睐。赛珍珠在谈到翻译策略时，她说:我尽可能做到直译……保留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甚至对那些即使在原文读者看来也较为平淡的部分也未作任何改动……原文中的那些打油诗也照译成打油诗。［5］122这与关联理论学者赵彦春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这部作品时所采用的总体翻译策略是直译，并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有效的传达了原著的精神，受到了译语读者的好评。现举例说明。

(一)称谓翻译

小说中出现多种称谓，这些称谓的使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反映着中国社会文化。其中有一段讲述的是吴用去阮家找阮小二。具体内容为:吴用叫一声道:“二哥在家么?”只见阮小二走将出来，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出来见了是吴用，慌忙声喏道:“教授何来?甚风吹得到此?”吴用答道:“有些小事，特来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说无妨。”吴用道:“小生自离了此间，又早二年。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他要办筵席，用着十数尾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因此特地来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声，说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杯再说。”［6］205

赛译:WuYunggaveashoutandcried，“IsTheSecondBrotherathome?”…“SirTeacher，fromwhencehaveyoucome?”WuYungansweredandsaid，“Ihavesomesmallmat-tersofbusinessaboutwhichIhavecomeespeciallytotakecoun-selwithTheSecondBrother．”WuYungsaid，“AlreadytwoyearshavepassedsinceI，humbleasIam，leftthisplaceandnowIamtutorinthehomeofarichman…”JuanTheSecondgavealaughandsaid，“Thislowlyonewillfirstdrinkthreecupswiththeteacherandthenwewillspeakofthisagain．”［7］127

沙译:WuYongapproachedandcalled:“IsSecondBrotherathome?”…“Teacher，”hecried．“Whatgoodwindblowsyouhere?”…“ThereisasmallmatterI’vespeciallytoseeSecondBrotherabout．“It’sbeentwoyearssinceIleftthisvillage．Iamnowatutorinthehomeofawealth…”SecondBrotherlaughed．“Let’shaveafewcupsofwinetogetherfirst．”［8］290

著作《水浒传》中，阮家有三子，被称为“阮氏三雄”，他们是“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以及“活阎罗阮小七”。阮小二排行老二，因此吴用称他为“二哥”。这里赛珍珠和沙博理都将“二哥”直译为“TheSecondBrother”和“SecondBrother”，都翻译准确。为表示尊重，阮小二称吴用为“教授”。“教授”在古代是对私塾先生的尊称。赛珍珠和沙博理也完全保留了汉语的敬语称呼，将其直译为“SirTeacher”和“Teacher”。阮小二以及吴用在提及自己时用的都是谦称。吴用是私塾先生，却称自己为“小生”。在古代常常是年轻书生这样称呼自己。赛珍珠这里采用了显化的方法，将“humbleasIam”增补进来，用以说明吴用的谦和之意，这种增补有助于译文读者留意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阮小二称自己为“小人”，赛珍珠将其逐字译出“thislowlyone”。沙博理分别将“小生”和“小人”归化为“I”和“Let’s”这些称谓语中无不传递着重要的文化信息。吴用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三位，可谓是权高位重，但他却行事低调，十分顾及兄弟情义，这充分显示了梁山好汉的英雄精神。译文中，赛珍珠遵循原文的构词方式，竭力保留古汉语的特有表达，汉语文化的特点在她的翻译中栩栩再现。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不会觉得不知所云，透过原文对话中提供的说话的情境语境以及说话人之间的关系，译文读者便可轻松地理解这些尊称和自谦辞，同时对汉语“贬己尊人”的汉语文化更是有所领悟，读者只需花较少的推理努力便可获得最佳关联。沙博理的翻译在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更加省力，但是原文的语气明显减损，古汉语的特点以及重要的文化信息亦消失殆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二)习语翻译

原著中有大量的习语，很多汉语特有的表述。习语是文化的载体，亦是语言的精华。赛氏译本中对习语的翻译都尽量以直译为主，很多情况下直译的策略能够更加传神和准确地让译语读者理解原著。

朱仝(向知府)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6］721

赛译:ChuTongansweredhumbly，“Itisbuttoshowforthalittleofmyloyalheart，andwhyneedsosmallathingevenpassone’steeth?”．［7］494

沙译:“Onlyasmalltokenofmyesteem，”saidZhuTong．“Itisnotworthmentioning．”［8］1086

这样的译法并不会另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译语读者可以根据译者提供的信息意图推理出其交际意图，可以对中文习语的语言风格和含义有了更好的了解，也更加容易激起译语读者的阅读兴趣。沙博理在这里直接译出了习语“何足挂齿”的含义，完全忽视了汉语习语语言的生动，略显枯燥。

(三)模糊数字翻译

《水浒传》这部著作中有着大量的模糊数字。数字语言的模糊性，具有精确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丰富内涵，是文学的精华所在。［9］33让我们看一下赛珍珠和沙博理是如何处理原作中的模糊数字的。

梁中书听了大惊，骂道:“这贼配军，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抬举你成人，怎敢做这等不仁忘恩德事!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6］240

赛译:ThegovernorLiang，hearingthis，wasmightilyfright-enedandhecursedYangChi，saying，“Accursedthievishsoldier…IfItakehimIwillimmediatelycuthimintotenthousandpieces!”［7］150

沙译:Liangwasshocked．“Thatthievingexile!…IfIevergetholdofhimI’llsmashhimtobits!”［8］344

“碎尸万段”中的“万”字在这里是虚指，表达的是一个模糊概念，泛指梁中书对杨志所为的一种痛恨程度。赛珍珠在翻译这个成语时，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保留了数词，通过整句上下文的渲染，大大加强了感染力度，此译文与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差异并不大，读者很轻松就会理解源语信息，同时对汉语四字成语的生动表达更是会有所领悟和了解。沙博理的译文中没有保存原文数字的意象，将其意为“smashhimtobits”，表达准确度上毫无问题，但语气表达上明显不如赛译到位。

(四)书名翻译

关联理论之所以备受学者青睐和肯定，其主要原因在于关联理论充分肯定了译者作为交际者的能动关系，译文读者不再是被忽视的一方，而是与原作作者和译者同等重要的第三方。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重视交际效果和译者反应，其对书名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体现:

赛译:AllMenAreBrothers

沙译:OutlawsoftheMarsh

在译序中，赛珍珠解释了她如此之译的原因，她认为原来的书名是无法翻译的:“水”等于英文中的“水”(water)，“浒”意为“水边”(marginsorborders)，“传”则相当于英文的“小说”(novel);至少在她个人看来，将这几个字排列在一起几乎毫无意义，不能准确反映原书的意旨，只是指著名的沼泽湖泊，是那些强盗的老窝。对中国人，这些字会立刻引起几百年的回忆，但对译语读者却不会如此。于是，自作主张，选取了《论语》中孔子的一句名言作为书名(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她认为该书名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均体现了这些绿林好汉的侠义精神。［7］XXI译语读者在理解书名时虽然会付出比原语读者更大的努力，但是却能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更加有助于把握全书的精髓所在，亦有助于译语读者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沙译却完全起不到赛译效果。

四、结语

关联理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充分且强有力的解释，这从赛译《水浒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赛珍珠以译文的最佳关联性为目标，努力使源语发出者的信息与目的语接受者对源语信息的期待相吻合，最大程度上提高特定语境下的交际效果。可以说赛珍珠成功地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介绍给了西方大众，对于促进西方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可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关联理论视角下，赛珍珠更是为其他译者树立了典范，赛珍珠译作的成功得益于她对汉语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掌握。关联理论表明，译者知识水平越高，认知环境储备的信息越多，解读的关联程度就会越高，在翻译作品时便能够更加自如的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传达给译文读者，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