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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钢音单位:贵州财经学院
无庸讳言,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其一,编导对于舞台形式和包装的过分强调,除了让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却难以产生情感和内心的共鸣与震撼。其二,编导对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发掘不够深入,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忽视了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着重对内心情感挖掘的基本要求,观众反响缺乏;其三,该类作品获奖不少,而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叫好”不“叫座”,往往变为偏离市场需求的政府或商业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由于缺乏专业的理论总结和反省,也难以成为前车之鉴。
在世界范围内,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荟萃并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红磨坊”等百老汇歌舞剧等,在世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市场效应也有目共睹。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巨大问题,同样也是地处西南的多民族的贵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艺术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其意义及价值尤为深远。
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结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文化的问题,探索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力争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为一个亟待形成理论成果的课题。
鉴于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纷呈而理论滞后的现状,我们认为,除了对舞台艺术本身的状况和得失进行评述、比较研究外,更应该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等大视野来思考、研究民族舞台艺术的系列相关问题。一是借助比较文化、文化市场学、传媒学等理论,宏观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舞台艺术;二是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在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民族民间舞台艺术所表现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认识上解决民族舞台艺术当代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个性和形式、风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与人类共性相通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义。我们要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地域特点和审美个性中,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义,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内核。对于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成准则,也是我们评述舞台艺术的出发点。
其次,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传媒手段之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地域特点,是以漫长的农耕文明为依托的;而时生了巨变,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迅急的改变,乡土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日新月异,因此,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放在当代的文化框架中来弘扬。民族大型舞台艺术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化,应充分考虑其作为文化产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引起关注,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第三,近年出现的西部地区大型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云南印象”、舞剧“天蝉地傩”、山水实景晚会“印象•刘三姐”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效应,走出了民族舞台艺术进军当代文化市场的成功之路。这些作品除了展现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独特魅力,其创作定位、品牌推广、市场运营等都具有适应当代文化市场的创新和探索。如大型现代民族舞剧“天蝉地傩”,以贵州著名的、古老而悠久的傩文化,及蜚声中外的侗族音乐文化等原生态艺术为主要创作素材。贵州的傩文化艺术,被国内外誉为“戏剧的活化石”,是数千年在高原山地间传承、流变的古老的东方艺术,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民俗、艺术和表演的复合文化体;贵州的侗族大歌蜚声世界,与侗民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引起诸多学者和音乐人的关注,是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天蝉地傩”正是从当代舞台艺术的视野和审美角度,以傩文化和侗族音乐文化为创作元素,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塑造风格浓郁、清新独特的舞剧作品。该舞剧凸现文化趋同的全球背景下、中国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充分表达出民族艺术蕴含的人类情感的共性。
总之,面对近年纷纷出现的大型民族舞台艺术作品,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总结得失,探索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舞台艺术的问题,对其进行在主题策划、艺术结构、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美制作等方面的得失评价,从而探索怎样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拓展文化市场,传播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