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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音乐”的影响与冲击前,成长于文化哲学视界中的中国音乐艺术,温暖地存在于最适合其生存与滋长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而不断的生根、延续、复兴、发展与兴盛起来。当中国音乐艺术步入20世纪上半叶时,根植于民族的中国音乐艺术已然成为了主角,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表现形式,演绎着具有代表性的声乐表演形式:戏曲和器乐演奏形式———丝竹乐的繁荣,一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但在西方多元文化与音乐模式的影响与冲击下,中国音乐艺术这一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以其流变与融合的姿态从我们的视线中逐渐被搁浅,以传统音乐为主流的中国音乐艺术逐渐退出了主流音乐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音乐艺术就此消弭,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底蕴作为存在的支撑,有多民族、多地域不同音乐风格元素为载体,进而转型为“民间音乐”[2]。这一转型并不意味着落寞与遗忘,而是全新的蜕变与升华,更是中国音乐艺术走向多元化的开始,在文化哲学背景下实现了更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音乐艺术的另一种质地的改变。诚如上述所阐述的缘由,当西方音乐艺术以其迅速而强有力的影响力,充斥着中国音乐艺术市场的同时,两个全新的概念本土“民间音乐”与舶来品“新音乐”同时并存于音乐艺术中。存在于中国音乐艺术中的“新音乐”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音乐,之所以称之为“新音乐”,是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的音乐表现形式。当然,如同中国文化受世界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影响一样,借鉴西方音乐而不断创新与变革的中国音乐艺术也相当理智地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与中国音乐实践。这是一个被改造但又不断革新的过程,是一个被接受但又坚持自我的过程,是一个被认同但又绝对保持自身价值取向的过程,更是一个在纷繁复杂的音乐体系中自我价值被实现的过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砺、融合、碰撞与排异,“新音乐”终究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昂首为中国音乐艺术输入了新鲜的动力与血脉,让中国音乐艺术在传统音乐观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灵魂重塑了一个新的自我,找寻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艺术呈现形式。当时间定格到20世纪下半叶时,这种“新音乐”已经主宰了中国音乐艺术的主流。但人们一直在强调,尽管新音乐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但流变为“民间音乐”的传统音乐艺术定不会被搁置与陈列在音乐博物馆里,而是在民间,伴随着中国各民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娱乐而口传心授下来,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厚的哲学根基为依托,交织着多民族文化与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愁苦忧伤,以其特殊的方式深刻地感染着、默默地繁衍着、积极地演变着。或许音乐艺术正是在此消彼长的循环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当人们以自己的生活、生产、娱乐方式进行精神解锁时,必然会对音乐表达形式形成一种定势。随着这种生活或生产方式的减弱且消亡深感痛惜的时候,在此种音乐艺术没落的时候,伴随另一种生活或生产方式的音乐艺术又诞生了,这便是一种新的更替。在这往复的更替中,人们一定会深刻的认识到作为中国音乐艺术奇葩中的传统音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与背景中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不论是当初的传统音乐对西方音乐的排斥,但人们还看到了西方音乐对于中国音乐艺术的影响。由此,作为依然登上中国社会音乐艺术舞台主流音乐的“新音乐”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下的民间音乐,迄今仍是两种不同体制的音乐。必须看到,在21世纪的中国音乐艺术发展道路中,不论今后一段时间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如何,这两种体制仍会并存着,而且相互影响着。
二、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
当音乐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充斥着文化体制内涵时,一股呐喊从未平息。在现有文化体制下自然而然的并存着民间音乐和新音乐两种音乐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科技渗透以及文化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社会意识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呈现出向总体趋同方向发展的态势。
1.两股思潮的交融从主体上辨析,人们考源的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国音乐艺术,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音乐艺术是两股思潮的交融。这两个有着本质内在联系的音乐潮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着象征社会主流音乐的新音乐与象征着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的传统(民间)音乐的汇集。两者的交融形成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总体趋向,即中国音乐艺术一方面将由引进的新音乐和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音乐元素共同建构,而新音乐并非完全被同化,在与世界多元的主流音乐趋同性发展的总体趋势中,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继续保持着个性鲜明的民族化特色。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新音乐又与中国民族音乐联系紧密,这是因为无论哪一种音乐方式,都会伴随着中国各地域民俗活动的开展、精神价值追求以及大众化音乐艺术审美心理需求的普适性而在更大的范畴内有着较深层次的发展,这种根植不是突兀的嫁接,而是在原有的中国音乐艺术民族性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音乐理论与音乐风格题材和创作手法,创造出与中国大众音乐艺术欣赏水平相匹配的音乐艺术作品。由此,有相当一部分音乐家、音乐教育者、音乐爱好者转移了创作层面,甚至改变了原有的创作风格,踏入到中国音乐艺术民族化的音乐传播之路。
2.文化构架下中国音乐艺术民族性的凸显每一种艺术都会在其萌芽、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中呈现出适应期与转型期,在转变的过程中,甚或找到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形成质的突破与发展,冲出束缚与桎梏,摆脱长期以来禁锢在思想上的枷锁。因此,作为中国音乐艺术当中的另一条支脉,在充分强调个性鲜明与膨胀的社会需求中,有了新的诠释。民族性的凸显加之突破自我的创新,使之迅速形成反弹趋势。“新民乐”等一系列具有民族风的现代演奏方式,真正在中国音乐艺术界刮起了一阵新风。从大众需求角度来看,当国学再一次走入人们视野的时候,随即所产生的文化背后的关于中国民族化音乐艺术的热捧自然顺水推舟地成为民众所青睐的对象。大众已然具有了选择的权利,而且这种看似平静的选择却蕴涵着对一种全新音乐存在方式的认可与希冀。大众文化层面的提升,对于审美认知以及反映在音乐艺术追求等方面更为理智,而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动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民族乐器、民族声乐,甚至民族舞蹈都已经纳入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大众已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者或是表层肤浅认知的受众。在大的文化背景支撑下这一观念已经被搁浅,个人需求、爱好、审美情趣以及音乐价值追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音乐艺术发展的推动力。在整个进程与流变中,中国音乐艺术俨然扮演了一个相当具有民族化的角色,持续的升温让这种具有民族化的中国音乐艺术走势强劲,这与中国艺术教育发展与普及息息相关。
3.文化哲学涵盖下的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与唤醒在探究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时,把中国音乐艺术置于世界音乐发展的总体局势中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旨在能够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学底蕴为依托,进一步寻求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新的唤醒。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于革命的过程是否具有推动力和可持续性。正因如此,在研究过程中,才不会完全摒弃或是保守固封,尽管理论知识贫瘠,但在精神世界中,渴望着能够挖掘并达及音乐世界的乌托邦,这一理念与理想,必然会在研究中得以实现。在21世纪,从世界主流音乐的发展态势审视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脉络,人们可以更为理智地去进行远景的勾勒,不论是哪一种音乐形式或是音乐载体,都将被放置于文化哲学的视界中进行诠释。这种被文化哲学侵染的中国音乐艺术也定会呈现出更为稳定的发展状态,甚至在构建全新的中国音乐艺术体系时,新音乐元素、多元化的融合、先进的音乐创作手法、创新的音乐理念以及根植在民族传统音乐灵魂下的新视野,都将是不可或缺的。音乐艺术内涵的拓展与深厚,审美价值观的不断升华,音乐创作中的循序渐进,音乐理论的融合与革新,新观念的提出与完善,追求以音色对比变化为个性特征的作曲思维,拼贴、组合、次序、混搭等全新演绎形式都为中国音乐艺术提供了成长与成熟的土壤,一条中西合璧、洋为中用的新途径正在日渐明朗。呼吸着具有西方色彩的音乐元素,糅合着含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风格,两者的交替、合并、革新与突破,无不深刻地唤醒着演绎单一旋律的中国音乐艺术新境界。以文化哲学为核心的中国音乐艺术这条主线,一杆天秤,左右逢源,一头连起世界流行音乐的新思维,一头搭建具有传统音乐色彩的民族风,都是主流,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国音乐艺术的无限魅力与存在价值。今天,人们所厘定与定格的中国音乐艺术,不仅仅回头看其经历的种种,而是去构想一个完美的未来,一个属于中国音乐艺术特有的表现方式与途径,奠定的也必然是最为坚实的音乐艺术发展之路。融合也好,借鉴也罢,但都不能够丢弃属于中国音乐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文化哲学,这是中国音乐艺术能够深具内涵的保障,更是中国音乐艺术演变中亘古不变的理性支撑。
三、结语
改变并非易事,但不改变就只能沉溺于旧有的观念之中。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和语言,挖掘与描述中国音乐艺术的演变与唤醒,人们可以更直观地去理解音乐世界里的理想与意境,这是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但在探究与实现的过程中,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定位,所以才敢于站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审视。在千年文化的影响下,中国音乐艺术从印象萌芽、发展、流变到新时期的高度唤醒,每一步都镌刻了深深的文化哲学烙印。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文化哲学涵盖下中国音乐艺术演变过程与唤醒。中国音乐艺术价值与走向是构建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是触及哲学范畴的一个崭新概念,他所传承与创造的不仅仅是对于音乐艺术的架构,更是对未来中国音乐艺术新格局与延续的再思考[6]。中国音乐艺术在充分保持民族个性的基础上,不断的吸纳西方先进的音乐体裁、题材、形式与风格,在这种多元化文化与音乐艺术冲击下,必然能够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为中国大众打造最适合的音乐艺术观念和模式,必定为人类演绎最精美的中国音乐艺术。
作者:张帆单位:沈阳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