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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传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确认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形态是文化批判、文化哲学属性,要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第一,卢卡奇“物化”理论作为文化批判方法和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的批判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对象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和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显然,异化劳动理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制度的本质、内部生理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成为马克思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异化劳动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行列,“异化”这一概念虽然保留下来,但只是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特定情形的术语,并转变为“拜物教”、“物役性”、“似自然性”等概念,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批判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对象化是一回事,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取自于黑格尔的实践人本主义方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它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化批判的进程也极大丰富、拓展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容,丰富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本形式是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它是思考异化、物化及其扬弃等哲学主题的人本主义方法,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晚年努力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学就充分展示了哲学批判的意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富有生命力,但其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各类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法。同卢卡奇一样,萨特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主张建立“人学辩证法”来替代;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进了“总体性”概念,指出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色,要用“中介方法”来补充、完善、吸收“精神分析”和家庭、社区等因素,并用前进一回溯方法补充、完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是哲学批判方法,为此萨特提出“匮乏”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批判”核心概念。“匮乏”是特殊形式的异化,它吸纳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本体。它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其基本条件和基本关系,是人类实践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类历史可能性基础。现实的历史是由于匮乏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进程。匮乏的异化是普遍的、基本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根除的。致力于消除匮乏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匮乏—消除匮乏的革命—重新恢复匮乏”的无限循环和周期。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周期律”,革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匮乏”作为哲学批判概念,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如果将“匮乏观念”在人群中灌输,使之传播、普遍化,势必在群众中形成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最终胜利,“解放”是神话、幻想的意识,进而成为解构革命或阶级意识的因素或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异化的形态、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异化是极其普遍的、多样化的,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异化等异化、物化的全新类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统治建立起来的技术、生产、组织、消费秩序,使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日常生活领域同质化了,人的单向度或同化形成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异化更多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内在心理的操纵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个体逃避自由心理机制,不健康人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物化、异化的不同形式具有各种功能:哲学的“同一性”功能;理性的“启蒙功能”;思维的肯定、非批判性功能;人性自我膨胀功能;技术统治、异化的同化功能;心理压抑功能……物化、异化的所有这些功能,特别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心理、身体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使人数字化、抽象化、原子化;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自我异化力量则表现为对人的心理、人格、性格结构、本能、“力比多”、生存方式……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控制、支配。
第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的形成。“文化哲学”这一术语是源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潮,德国“新康德主义”最早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文化哲学”术语,但形成了详尽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个人心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都特别重视文化的性质、本质、作用,文化的不同形式、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深度探析。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列为其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讲,文化就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讲,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对象、领域,意识形态或观念系统只是文化的要素,是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文化是以意识形态或观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开始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之中,如葛兰西、曼海姆、戈德曼、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等都相继提出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借鉴、吸收了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并予以改变、丰富、深入发展;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存在形式、本质、样态、功能、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物化、拜物教意识;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萨特将其确认为“匮乏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归结为虚假的、肯定的、欺骗、控制、工具性意识;哈贝马斯则将其解读为“合法性”、“合理性”。(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由观念系统转变为符号暴力系统。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阿尔都塞等人都将意识形态视为意识、精神、观念系统。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向“语言学”、“符号学”转向,意识形态开始归结为一种符号权力或符号实践。(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当然也包括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颠倒的观念这一观点,进而认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四)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机构或者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市民社会各种私人或社会组织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布迪厄认为:“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系统,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五)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实践。意识形态或文化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形式。葛兰西的“领导权或霸权”概念,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政治权力;卢卡奇则认为,无论扬弃物化还是确立阶级意识,都需要通过实践和斗争。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而言,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在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界定上,注重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质、功能,但缺乏对文化的存在形式、活动载体的研究。尽管如此,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对于我们深入拓展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从狭义上看它们是等同的;但更为精确的讲,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只是文化的内容、内核、本质、核心本质。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内容———意识形态;形式———符号系统、符号权力、符号的结构、符号实践……其次,文化应当按照社会历史类型区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两种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分。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核心价值,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核心价值,分别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观精神革命,就是回归总体性、扬弃以物化意识形态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文化向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渡。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仅准确界定了文化的两种社会历史形态,还指明了文化形态的转变过渡,即主观意识革命、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路径
除了要弄清文化概念的真实含义以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学术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文化的领导权?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是其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前苏联的学者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产主义文化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对文化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命题。但是,关于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形成共识。卢卡奇以物化和阶级意识为标准,将文化划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路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确、合理地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是扬弃了物化意识形态的、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总体性观念,是以无产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符号权力体系及新型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定义中,卢卡奇的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观念是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根据这一概念所阐述的思想,结合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及领导权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应当首先彻底地扬弃物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定与肯定、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破即否定、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破除资产阶级文化的物化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否定物化意识形态并非要彻底抛弃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并非要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关系。列宁在批判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认为:“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那么应怎么样扬弃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呢?要破除一切由物化产生出来的旧观念:如私有制观念、生存竞争观念、拜物教观念、匮乏观念、合法性观念、不平等观念、精英主义观念;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最深入、最无情的批判;改革旧道德、旧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实现移风易俗;积极推动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学术批判、文化批判;深入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励学术争鸣、文艺风格“百花齐放”;促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其次,伴随着对物化意识形态的扬弃,应着力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基础和核心价值。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类型的文化内容,均是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一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核心价值,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伦理、人生观……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各自核心价值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文化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卢卡奇从哲学角度说明: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是无产阶级对其作为社会与历史相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自觉意识;是实践的、革命的观念;是社会各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态度、接受度、情感、信仰的状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观化、内化。阶级意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群主义代替市民社会,要求逐步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范围;信奉共同富裕,民生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和谐、和平理念;努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乌托邦信仰,反对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倡导生态文明至上,不主张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生产力至上的原则。如何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在卢卡奇看来,为了彻底消除物化,无产阶级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最后实现无阶级社会。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不仅与外部敌人斗争,更加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的斗争。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就是斗争与实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本动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文化批判,即哲学批判、思想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意识批判、艺术-审美批判、宗教-伦理批判等等。达到这种文化批判的根本路径就是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自发形成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需要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的头脑中,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列宁的“灌输论”,无不说明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意识革命尽一切努力克服旧的物化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大多数人口从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占领阵地,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充实、武装全人类的头脑。第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当贯彻“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形成阶级意识、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总体性反映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文化的目标都是影响人,构建主体的同时改变客体。社会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促进“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建立”,是要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建设从根本上扬弃了物化结构的“新社会”。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提出: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使人由“重占有、自私”充满了物化的“旧人”变为“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健全人格、有文化、有纪律、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充满乌托邦激情的人;新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取消了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扬弃了异化的真正“自由王国”,是“乌托邦”精神的集中展现。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应当为群众所掌握,并对其认可、信服。为此,要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服务,而不是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空洞的理论没有任何影响力和竞争力;实践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手段,只有经过实践,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真正实现由精神向物质的飞跃。社会主义文化的真正总体性是主体性,主体性鲜明地表现在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民主性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产品的制作者、文化实践的参与者,文化发展的推动者。文化的内容不应体现精英主义,而是应当充分反映、表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真正为广大劳动阶级、无产阶级服务;真正成为人民维护权益、开展斗争的武器。人民性不仅仅反映在文化内容方面,文化活动本身也越来越多地为群众直接参与指导;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葛兰西、等人所期望的民众的知识分子化成为普遍趋势并成为现实。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形成、发展是“总体性”原则的实现,因此其基本任务主要有三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体系的构建,建立新型的、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符号权力系统。其中,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争夺、掌控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关键。所谓文化领导权,是一个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文化事业及其发展趋势的主动权、主导权、控制权、话语权、文化资本分配权。要大力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就特别强调新型知识分子———即所谓能与普通群众密切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更多地强调,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无产阶级要掌握文化阵地,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机构、传媒机构,牢牢掌握大学和一切学术机构的领导权、文化资源分配权:特别要努力与资产阶级强大的文化集团及势力,在每一场所争夺尽可能多的受众。通过建立遍布城乡基层文化阵地,尽力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受众范围。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形式及其符号权力形式。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化,扩展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学科影响力,建立自己的学术范式,同一切学术流派竞争、沟通、对话,注重推出有影响力的学术文化作品。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掌握学术话语权。要阻止资本对传媒以及一切文化机构的渗透、主宰,限制文化过分商业化、娱乐化,使一切文化机构回归公共机构,文化产品回归公共产品属性;认真总结一、二百年来,无产阶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实践经验、教训,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美学原则,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实践的丰富、发展;努力消除物化生活方式,推广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以此促进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形成、繁荣。在符号形式发展中,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要推动交往、沟通合理化,消除符号权力暴力属性及话语权所具有的统治工具性质。作为文化符号形式的物、信息、试听觉产品、社会礼仪和仪式、景观、社会空间要彻底摆脱拜物教束缚,按照社群主义和平等要求,履行社会主义功能并充分展现“乌托邦精神”的灵魂。
作者:王菲菲李广平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