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动力与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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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动力:文化哲学的中国使命

列宁说过，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必须符合现实的需要，都要求从实践的语境出发。因此，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发展必须在符合当代哲学发展规律(范式转向)的前提下，逐步满足中国的本土化要求。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两组矛盾:其一，全球主义下的以理性诉求为主的西方文化和民族主义下的以道德诉求为主的东方文化的本源的、政治的冲突。其二，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的、学理的冲突。中国文化当今发展状态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样，都属于转轨时期。具体的说，是一种重新的阶段。它不仅要解决的是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后现代性的“种种指责”。可悲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前一个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后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在这里，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解组理论给了我们启示。他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强烈的集体意识受到剥削，从而丧失社会纽带而出现的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分裂的原子堆积状态。”也就是说，要解决社会解组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关键是重构集体意识(社会纽带)。正如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所说，中国现阶段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如何开启一种民间信仰，比如说把儒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传统有效地转化为一种信仰并成为社会公示，是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拓展的问题。因此，发展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的哲学存在是必要的，有着重要的理论诉求和现实需要。为此，我们在思考文化哲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关键是完成以文化为发展动力的一种范式转型，整合当今社会各方面的文化资源，迎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带来的文化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两种文化资源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

二、实践与反思:中西文化资源的整合

1．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西方的范式性的文化资源西方范式性文化资源指的是西方哲学在进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所形成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成就。这其中主要有生活世界理论以及新历史学理论。(1)生活世界理论作为当今西方哲学发展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流派之一，现象学的矛头直指近代以来以理性为逻辑起点的意识哲学。而生活世界理论是其最主要、也是最犀利的武器。生活世界是由德国现象社会学家胡塞尔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的文化世界。它强调对任何知识都进行“悬置”的状态下思考我们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人们需要通过一种自然的、整体的态度在生活世界中去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去总结我们的“共有知识”，“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领域，作为少数思想家的专利，哲学理性可以‘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无独有偶的是，意大利著名文化学者维柯也提出了从文化角度去构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原则，即首先形而上学必须追求普遍性原则;其次哲学的存在不在物理世界，而在于“民政世界”。维柯所谓的“民政世界”实际上就是人们所指定的法律制度的世界，即人自己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民族的产物，是人的世界。胡塞尔和维科对生活世界(或民政世界)的论述为我们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哲学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是一种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二，哲学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对传统的哲学政治化的一种舍弃;其三，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表达了一种当代对人的存在的密切关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哲学在回归生活世界时，并没有把理性的目光投放到生活世界的某一具体的侧面或某一具体的活动，而是聚焦到内在于生活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是人在其中生活、交往、工作、创作的世界，是体现人的“此在”的世界，是“诗意地栖居于此”的世界。所以，当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时，就是回归人本身，就是回归文化。(2)新史学理论哲学从20世纪开始就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生活世界领域回归。这种回归不仅体现在一种认识论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了方法论上。和传统的那种建立在进化论和线性论的历史观相比，文化哲学更强调一种过程性的历史解释模式。正如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卡西尔所认为的:“伟大历史学家们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在这一方面，新史学做出了表率，其主要代表有法国的年鉴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与传统史学强调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短时段历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更多强调一种“长时段史学”，也就是说，去关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长时间段的现象，从一个过程、发展的角度去看历史时间。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及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哲学家福柯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也是在方法论上对文化哲学进行回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追根溯源的研究显示生活的新社会学，它注重研究主题如何以历史的方式在知识之内被构成的。这种方法论主要有四个特点:把现实放到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以批判性的阐述代替不加怀疑的理解和解释;现实是在断裂性的历史中展开的;在肯定变革中追求多样异质性。

2．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变革中整合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文德尔班依据历史因素与批判方法的统一，把哲学史的研究任务概括为三点，即首先是要准确地证实从各个哲学家的生活环境、智力发展和学说的可靠资料中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来;其次是要从文化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及其建构这些事实，重建出创始的发展过程，以便就每个哲学家来说，我们可能了解他的学说哪些来自前人的学说，哪些来自时代的一般观念，哪些来自他自己的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最后是要从全局出发来估计这样创立的、根据根源来阐述的这些理论对于哲学史总的成果说来具有多大价值。概括之，文化哲学有两个特性:其一，实践指导性;其二，现实批判性。因此，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文化哲学的关键就是要整合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1)文化哲学的基础是文化史任何理论都是对时代精神和特质的总结和概括。从广义的角度讲，文化不仅包括精神文化、还包括物质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指导着人们的思想活动与行为方式。与黑格尔强调“哲学就是哲学史一样”，我们也强调文化哲学就是文化史，它体现了一种对人们发展内容的尊重，也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性、过程性的思维方式。文化哲学大师文德尔班认为:“哲学对于其他科学之间没有一种亘古不变的固定关系。在哲学表现为总体科学的地方，其他科学便只表现为彼此界限大致分明的哲学组成部分。”因此，历史成为了文化与哲学的完美的结合，文化哲学就成为文化史。(2)中国文化资源的多元化具体来说，当今中国文化资源主要有三大类型:其一，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生性的，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从那时起，“西化”就一直是萦绕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管是器物层面，还是制度层面。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应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是儒家文明、道家文明、佛家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结合体。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化在20世纪的时候被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被无情的抛弃。但事实证明，它依然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指导着其行动。其三，执政党文化。它指的是我党从1921年开始从建立、革命、建设、改革这四个阶段所遵守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以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文化形态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一味的西化、一味的贬低自己的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没有载体，从而形成不同阶层文化混乱的境地。(3)以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民族现代化为切入点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不仅要符合当今哲学的发展规律，而且必须在拥有更多中国元素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指导中国实践。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梦以来，不断号召人民为践行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梦不但指的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更重要的指的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复兴梦、强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讲，中国梦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范式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以中国梦为切入点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内容践行和发展文化哲学。这主要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必须使得文化(包括中国梦)真正回归到生活世界;继续在符合哲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好应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挑战;尽快构建一种以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相统一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精神、创建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实践性、指导性的文化格局。只有这样，文化哲学的中国情怀才有意义，才有现实感与生命力。

作者：尚文隆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