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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阐释是一个持续生长着的精神进程,要经历文本、时代和心灵的三重超越。文本超越注重对文本的反思和对话,时代超越要尽力发掘文本的人文精神,心灵超越是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建设。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阐释主体通过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从而再构造另一理想的世界。对文本超越与重构的实现从根本上依赖于阐释主体的崇高心灵,
[关键词]文学阐释超越与重构价值追求
文学文本要想“活着”并实现其价值,就必须从事生成意义的对话,即不断地进行文学阐释。真正见识卓越的文学阐释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精神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阐释要经历互相联系又逐层推进的超越与重构的三重境界。
文学阐释要超越文本,达成深度与广度的融合从而获得生命力。就要注重对文本的反思和对话。超越是以反思为前提的。文本反思一是反思文本中的人们在生存有限性的压抑下的退缩、破碎及其心灵的扭曲和萎缩。二是反思作者对人们生存状态的描述、揭示及其在时代尘诟遮蔽下的幽暗和昏昧。最终,反思要把心灵引入到奋发有为的超拔之中。使“灵”得以问自己是精神的侏儒还是精神的勇士,是人生的看客还是人生的救星,是逃避、屈服、沉沦,还是担当、坚持和上升。在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有形和无形的对立冲突中张满生命的风帆。当对文本的反思“思到了”这一层,它就思到了应该思的东西的根。阐释不能像理解那样,仅仅把自我的生命体验与作者的生命体验形成一种交流语境,他还必须秉持着崇高的思想,怀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并借鉴采纳他者的人文理性观念去阐释文本,达到人类思想语境的自由交流与转换。阐释者要朝向四个方面努力,即哲学的深度把握,历史学、社会学的广度认知。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体验以及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复杂呈现。
对话是指文学文本具有主体性,阐释是主体间的高级的精神交流,思考它们就意味着和他们说话。否则,它们立即会以客体的一面转向我们:它们会沉默不语,锁闭起来变成凝固的完成了的形象。对话永远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运动过程,始终处于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这跟那种独自的封闭、静态的特征正相反。就是说,在对话中他人意识不能作为客体来观察分析,只能进行对话交流。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阐释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它永远没有终点。二是阐释是与文本对话的高级阶段。阐释的价值决定于阐释者的思想高度。
文本超越一般具有三种情形,即文化的批判、心灵的烛照和生命的张扬。文化的批判是指以先进的文化观念分析评判文本。一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成长的,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人和文化的人,作家尤其是如此。历史文化在孕育和发展了他的价值精神的同时也给他套上了无形的枷锁,使得他在观照、描述人生的时候,一方面在鼓励和张扬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又在潜意识中利用自身的无形枷锁去束缚人的自然生长着的自由精神。阐释者应当心怀虔诚的人文精神,秉持着崇高的心灵来俯察并穿透文本,能够促成人的彻底的解放。如《围城》对人的精神追求的评判就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陷,作者以男权文化把女性对男性的爱情混同于女人对男性世界的阴谋,混同于“女人给当给男人上”的恶意举动。文本把孙柔嘉“有心事”的主动型女性妖魔化。使她们在男性视野中成为不可理喻的、带着危险性的异类。文本确认了女性以被动为荣、主动为耻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背弃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而对待苏文纨的态度则又是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不守传统妇道的女性丑角化,使她们失去悲剧人物的崇高感。即使是她们的人生伤痛,也因此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让人同情、理解的价值。苏文纨的爱情冲动与爱情伤痛在作者的眼中成了应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被他从男性本位的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后成了冷嘲的对象。这就暴露了作者在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整合进女性群体、依然坚持把女性作为异类看待的价值缺陷。《围城》既深刻地洞悉到人生的荒谬,又深深带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遂成为跛脚的智慧。
心灵的烛照是指阐释者要弘扬人类高贵心灵的理性精神,以理性精神之崇光照耀、泅渡在现实生存中深受煎熬的人们,给他们指出超越的道路并赋予其抗争的力量。文学阐释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人世的苦海中打捞人的主体性的太阳,重新把它再高悬于人类理想的天空。阐释者绝对不能与文本中的某些软弱、退缩、屈服的人一起沉沦,阐释者的创造力就表现为对人性的呼唤和拯救。如《废都》整个文本中都散发着一种阴郁之气,缺少生活的亮色和诗意的光辉。作者似乎在无奈又满足地欣赏他的主人公堕落时的快意和痛苦。最为可惜的是,悲苦无告的创作心态使得文本减弱了应有的批判力量。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既同情又惋惜,特别是对主人公庄之蝶,没有充分展开他内心的悲剧冲突,他几乎是没有任何挣扎连呼叫一声也没有地就沉溺了。作者充分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这块沼泽地的痛苦和绝望,可他精神的翅膀缺乏足够的力量使他飞翔起来。一部《废都》警示给人们的是在“废都”之上的重建。当阐释者以高贵心灵的理性之光投射到文本,在文本中人物的缺陷、丑陋之处便也反射出缕缕明亮的希望之光。
文本阐释就是生命的感悟与对话,是生命的铺张与弘扬,阐释的社会性是通过个体生命的喷薄奋发表现出来的。对文本阐释的多种模式最终都应当归属和指向对人的生命的张扬,阐释过程中的时代、社会、文化的种种诠释都不过是迈向这个终极目标的一个个阶梯。一部《红楼梦》的阐释有清代索引派的斤斤于比附和猜测,有从政治文化角度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及“告之以人生解脱之道”,还有什么“曹雪芹的自叙传”或“情场忏悔”,更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文本,认为《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它必然灭亡的趋势。一种文学阐释如果忽视了人的生存状态,如果疏远了人的心灵,不能给那些在艰难中抗争的人们以扶持,不能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以指引,不能给在绝望中沉溺的人们以拯救和鼓舞,那他就悖离了文学阐释的宗旨,其阐释的价值是很令人怀疑的。文学的意义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一部浩瀚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地“认识你自己”、不断地“塑造你自己”的伟大而光辉的心灵工程。那么,《红楼梦》便是一部阐释人生的大书,它描写的是各式各样的人生态度,有豹子的矫健和高贵。有绵羊的温顺和屈从,有走狗的诡谲和卑贱。其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大的超越性,这是人类心灵上的永远的期待和伤痛,从这种伤痛中生长出来的启迪是常青的!
总之,文本超越就是以无限崇高的心灵和执着的人文精神照彻文本,从而实践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和对人类出路的苦苦探究。
文学阐释者总是企望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跟文本对话,从中发现时代的重大命题。文学文本也总是活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时代之中,它无法存活在时代之外。但是。阐释者又必须弘扬主体的崇高精神,辐射伟大心灵的光辉,从而超越时代。只有超越了时代,才能够提醒时代和引导时代,也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
文学是人学。而人既是感性的物质存在,又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不论能否揭开终极存在的永恒之谜。人都不会停止对人生意义的叩问。对终极存在的不懈思考是人的本质特征。因而,超越时代就集中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关怀是贯穿于一切时代之中的人类的重大使命。而对人的关怀有一个逐步提升的层级问题。即从近到远,从生到死,从物质到精神,从具体到抽象。一般说来。人生意义的叩问总是在一个层级得到满足之后再过渡到下一个层级,人类需要现实关怀,更需要终极关怀。生命的现实关怀是终极关怀的前提,终极关怀是现实关怀的归宿。由现实关怀出发进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才得以形成哲学、科学、宗教以及文学艺术。从而使得人类的文明生生不息。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是思想与生命的源泉,是存在的意义之所在。生命是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价值判断的唯一并且永恒的标准。
不论是现实关怀还是终极关怀,都应当坚定、热情地贯注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建立在人类存在的整体基础之上的,人文精神在现象和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及人类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它表现为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这是超越于一切时代之上又存活在一切时代之中的大命题。在今天,人文精神具有十分迫切的重要意义。物欲使人不断转向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使人变为物的奴隶,日渐膨胀喧嚣的自然属性侵蚀、掩盖了人的主体性,人成为了自己肉体的工具和心灵的陌生人。在现代主义的文化、文学中。人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一片废墟。现代主义文化与文学暴露了人的触目惊心的精神伤残感和荒芜感,它们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的摧残而深为伤痛。后现代主义则宣布:“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自我创造的、不完整的,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了我们的话语。”这无疑使人陷入了因精神的严重缺失而导致的茫然、虚无与绝望的泥沼。因此,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探求中。倾心于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关怀。不懈地追索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理想、关系和准则,实现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我们最终追求的是人的全面自由与彻底解放。
在文学文本的阐释中,超越时代就是要尽力发掘文学文本的人文精神。这表现为要对文本中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和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作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对人生的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怀有执着的追求精神。不仅关注形而下的存在,还要作出形而上的追问。这不仅仅是维护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思考和捍卫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要注意的是,超越时代并不意味着对人的现实生存的超然和冷漠,恰恰相反,发掘文学文本的人文精神应当跟现实人生紧密结合起来,从那些伟大的文学文本中盗得天火,照亮、温暖在大地上苦苦跋涉的人们。就是说,阐释并不以寻求阐释对象的“原意”而是以反思当代处境为旨归,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心灵和时代的双重超越。文学阐释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说明和释义上还很不够,我们要寻求更多的东西,即作者与他们自己及其时代之间尚没有拉开充分的距离来掌握的东西,从这里能够发现即使是伟大的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未能完全表达的含义。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对崇高本文的弘扬式阐释确证崇高,另一种是通过对非崇高本文的批评式阐释催生崇高。
很明显,和超越文本一样,超越时代也依赖于崇高的心灵。阐释者必须站在人类文化精神的制高点上,在对文本阐释的过程中坚持和实践崇高理论,把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的思索当作自己的本原性问题。坚持崇高的原则是阐释文学文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必要条件。崇高是对人道、正义的维护,是对生命本质的确证。崇高自始至终都和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存意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崇高性的阐释应该充分表现出对永恒和无限的追索,对有限存在和无限向往的积极的超越精神,并在这种超越中,也就是有限和无限对立的张力中,剥笋抽丝般地演绎生命的体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期待人类理性精神的喷薄而出。
伟大的文学文本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呼唤,只有具备崇高心灵的人才能跟它对话。阐释主体必须具有强健、高尚的灵魂。像阳光一样能够照彻能够孕育,能够在凝视大地的同时又飞向精神的高空。就是说,阐释是一场灵魂的冒险,心灵超越依赖于阐释主体的崇高心灵,那么,崇高来自何处?崇高的心灵又魂寄何方?阐释主体又是怎样在文学阐释中实现心灵超越的?
人在现实生存中会经常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清醒地感到自身的短暂、破碎和无助。这种有限性会使人产生压抑、孤独和恐惧等对生命力否定的情绪。但是,由于历史实践所形成的人的主体性,使得在这种否定中又相应地激发起人的超越的愿望和能力,主体的想象力会朝着更高的理性努力超越。因为这种超越,人突破了自身的有限性,变得坚强、抗争、追求永恒并努力实现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这有些类似于弹簧受挤压以后产生的反弹力,暂时的退缩中积聚着巨大的反冲力,它固执地想象着自己应当具有的样子。具有主体性的人在遭受否定时所产生的反冲性的想象力是强烈和持久的,这正是人性的高贵之所在。康德认为,人的想象力在退回中意识到的应该是面向无限的一种勇气和精神,这中间既包含着道德精神的崇敬感,还包括着一切指向无限的无穷无尽的实现自我的过程。人在自身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同时又不断地为无限而努力奋斗,人生就是一种面向无限的未定性的超越之旅。所以。主体性的人必须是在场的而不能是缺席的,关注现实又不能拘囿于具体的事物,他应该无限地探索和开启着世界。压抑和反抗、反思和奋发、沉浸和超越,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张力中进入到存在的敞亮。这就是崇高的心灵及其理性精神的伟大!
崇高是人的心灵的能力。崇高只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的图腾和思想的火焰里。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中。王阳明说:“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心灵不拘囿于有限的物,但也不是远离人世的抽象的理念,而是在和物的交流和贯通中才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崇高心灵的意义正在于和物的关系的超越。这种把握无限的超感性的心意能力就是心灵的超越性,也就是超越了自身的有限后而指向无限,最终达到与万物通畅无碍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生命力才得以确证和张扬。
崇高是被召唤起来的,崇高的基本内涵就是在对立和冲突中走向超越。超越的内涵随着人所面对的“他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管是在人和自然、人和社会,还是在人和人以及人和自身命运的复杂关系中,崇高逐步扩展、提升着自己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所面对的“他者”并没有退隐——虽然“他者”的内涵不断变化,而人也在不断地把自己放置到“他者”的对立面。这就是说,对于人类,崇高是永在的,崇高的心灵永远是人类追求理想走向自由的根本动力。所谓的躲避崇高只不过是一种梦呓,或者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的自动放弃,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自甘沉沦。
文学阐释中的心灵超越就是在崇高意义上的超越。优秀的文学文本总是善于揭示人类存在的病态、局促和不安,让我们充分体悟到生命之有限,在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之后,才能激起对无限的精神性存在的崇敬之心,也只有从这种崇敬之心出发,人才会努力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从而奋发有为,跃升到无限的精神性存在的自由境界。这种有限性的感受,在文学文本中也就是一种人的生命力的否定性呈现,这种否定性不是退隐而是超越的前奏,就像黑夜里在人的头顶上炸响的一个霹雳,人们在感受到心灵震慑的同时也看到了辽阔而闪亮的大地。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令我们意识到我们存在的有限性,但同时也促使我们完成自身的超越。在闪电开启了黑暗的同时,我们和万物融通,在瞬间的交流中进入存在的敞亮。这时。我们感悟到了人和自然、大地的一种交流,我们由此获得神性,使生命充满渴望并具有了无穷的张力。文学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心灵的未定意义的开启,是对一种别样的世界的向往和创造。只有在真正的崇高中,心灵的这种意义才会呈现出来。心灵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生命的感悟,更是对有限生命中的无限意义的执著的追索和探询,崇高的心灵总是对无限充满崇敬感。从整个人类的意义上说,崇高就包含着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和超越。
文学阐释中的文本、时代和心灵的三重超越决定了文学阐释的价值取向必须在一个正值区间。但是,随着阐释活动对人类理性精神的吸纳和展望。特别是随着阐释主体生命体验的深度参与,这个区间将是一个无限开阔的想象空间,是一个不可穷尽的精神天地,阐释者的精神完全可以在这个天地里自由地翱翔。我们也会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多元阐释的取值都不能是负数。就是说,我们既不能放逐阅读个体的生命体验,只是人云亦云地学舌和买乖:也不能悖离人类的理性精神。把文本解读作为低俗的消遣和发泄,更不能迷失了崇高精神,对展示人本质特征的力量产生倦怠、缺少了敬意。如果迷失了崇高,就会使文本阐释沦为粗俗的游戏和恶作剧,进而导致丑陋恶俗在人性中的泛滥。
人的文学活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体现为人对另一世界的探视的努力。在这种探视中,他不是还原现存世界,而是力图去开启和照亮可能的世界,这种可能的世界只能是心灵的世界。文学活动的价值就在于心灵自我改造的意义,它的目标就是向心灵展现无限的精神性存在的魅力并赋予她追求的勇气和力量。面对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我们感悟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现有的知识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而是对我们心灵的改造。文学文本也不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物。它绝对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敞亮我们现存的世界使之面向心灵的“场”。不管文学活动有多么复杂,其基本意义的追寻总要归结到人的心灵。它的过程的终极目的是振作和完善心灵,使之具有孕育未来的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文学给予我们的就是这种无限可能性而不是拘泥于具体的形象。我们从文学中感受到的是人面对命运时的恐惧,对人的生存境域的思考以及强烈的生命力的勃发。我们由此进入到文学所开启的世界也就是无限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无穷尽、无休止的,它永远指向具有强大召唤力的理想。文学阐释活动就是一种意义不断开启和超越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从而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