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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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中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政治权威这一敏感且重要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因此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对于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进而树立领导者权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治权威；思考；启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

"苍天在上，在纪念堂。"

前一句描述的是生前人们的心情，是欣喜，是兴奋；后一句描述的是死后人们的心情，是无奈，是无助；前一句描述的是人们发现了自己的领路人、大救星，即的出现填补了当时中国权威的空白；后一句描述的是人们失去了自己的领路人、大救星，即的逝世造成了当时中国权威的空白。

"谁反对，谁就反对党中央！"

"走了，中国将向何处去？"

前一句表现出人们对生前政治权威的忠心和崇拜，后一句表现出人们对死后中国发展的担心和忧虑；前一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盲目心态，后一句多多少少地反映出人们的理智心态。

再联系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掀起的"热"这一社会现象，就不难想见及其权威的魅力。而正是及其权威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世界。世界上的许多政治学者、政治要员，甚至是普通百姓（特别是青年人）都对的政治权威充满兴趣。大家都难以置信一个农民出身的师范生竟然发动起几亿中国劳动群众造反、革命，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传奇式的个人经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以及他那极富感染力的情感世界深深地吸引着人们。

"的政治权威"这个课题，在中国是十分敏感的、极其慎重的。而在国外却是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热门，而且发表了许多见解深刻、切合实际且影响广泛的论著。本人正是出于对政治权威的特殊兴趣，以及对个人及其思想崇敬的心情，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审慎地谈论一下个人的一点思考，敬请学界前辈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认识政治权威的理论视野

认识政治权威的理论视野，我们先从搞清楚什么是权威、什么是政治权威开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权威是指：①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信。②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政治权威"的专门词条，但政治领域的权威现象，一般称为政治权威，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拿权威的第二种解释来分析的政治权威，是既适用又不完全。因为当然是政治领域最有地位的人物。但所涉猎的范围又何止是政治，还有文化、军事、外交、统战、党建，甚至包括经济探索。正如邓小平所讲的那样，"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在许多领域都堪称是权威。对于权威的第一种解释，同样是适用的。因为他和他的思想不仅被人们信仰，甚至是崇拜，而且是自觉地被服从，甚至是盲从。从1935年算起，他领导中国革命长达41年之久；从1949年算起，他执掌国家政权、领导经济建设长达27年之久。这就足以说明的力量之大，威望之高。

但是上述这些对于说明政治权威这一长期的、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显然是不够的。中外近现代的政治精英和专家学者普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他的晚年，不论从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来说，都根本地改变了中国，进而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那么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中西交流、中西合璧，甚至是中西融合也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相应出现了一系列的诸如"外国人眼中的"、"外国学者评"等的著述问世，并逐渐译入中国。这就大大扩展了国人的思维，也丰富了国人对的认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国学者从西方的观念、思维模式引出对中国现象的思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人们研究权威，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借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权威类型划分的理论。当然不少人也借鉴了恩格斯的《论权威》。这里我们也借用这样的一项研究成果，来作为下一步分析论证的一个理论依据。那就是中国学者张江河博士对西方的权威一词的考察及其结论。张博士通过考察认为，英语中的权威一词是Authority，"其含义原指某些事物（如诗歌、雕塑、法律）的创始人，特别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城市的创始人。""这种含义后来被引申到最初由贵族长老组成、后来又包括平民在内的有经验的官员所组成的议院。""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此种意义上的权威又被逐渐地广泛地应用于包括政治和法律在内的各种人类的活动中，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和信念等等。由此而来，权威在实际中就体现在各类人物身上，例如立法者、法官、官员、父母、教师、专家、知识分子、牧师、预言家等等。这些人都被认为具有某种权威，各自在某些问题上的言行享有合法的权威性。"这与我们现在普遍承认的，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国家和军队的最主要的缔造者，相应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是相同或相似的。这种理解的根据在于，地理意义上的中西方都接受同一客观规律或者同一有生命力的传统的支配，而这一规律或传统，不论是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及其理论）还是西方人的理解（及其理论）都在发生作用。就像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敬畏"天"，而西方人信仰"上帝"、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西方有些国家称"君主"一样。根据考察，张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权威，西方有两种认识方法：一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权威''''一词，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如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论权威》中，用不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并存在着权威的现象，大海中的航行、生产中的合作、社会组织的活动，无一不需要权威，无一不存在着权威。此种权威的理解，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就是不管人的主观上承认不承认，而客观上都有某种支配力量的存在。二是在特殊意义上，即人们按其需要来认识权威，这即是某些人由于其在一定时空的某些领域，具有实现人们某种利益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从而使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如权威著作、权威专家、科技权威、医学权威、政治权威等。这种认识，是以权威者具有超过普通人的特殊能力为基础的。"而后一种认识，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超凡魅力型权威"。那么把上述两种认识方法结合起来分析的政治权威，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曾高度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最进步的变革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联系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腐败屈辱、割据混战的动荡年代，可以肯定，正是应那时人们对"重整旧河山"的民族英雄的呼唤，历史才孕育并造就了这样一位使中国实现了最空前的统

一、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时代巨人。在人民水生火热之时，横空出世；在国家危难、革命危急之时，力挽狂澜。这样的人没有权威吗？这样的人不该有权威吗？政治权威的根就这样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壤里，是历史选择的时机和节气，是的对手浇灌的水和施下的肥，才培育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权威--。

下面我们打算从三条线索来进一步分析政治权威的特点。

第一条线索是思想与权力。的政治权威，同样是与权力密切联系的。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对权力的执掌和运用，才最终形成的政治权威。但在早期党内斗争中也是几起几落，其权力几度被剥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什么最终促成的政治权威的确立？在晚年被人们奉为"神"，但最后逐渐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其权力也受到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他逝世后的最初几年里，社会中曾经掀起一股"非毛化"思潮，导致从神坛上走下来。这些又该如何理解？对于后一个问题，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认为，晚年的错误，不仅同晚年的个人思想意识、革命急性病有关系，"更主要的是同他在理论上的重要错误分不开的"。这就说明的思想理论正确与否对于执掌和运用权力具有极端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政治权威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意义。因为不仅是一位久经政治沙场的斗士，更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思想家。

第二条线索是个人与集体。的政治权威，从单纯意义上说是个人的政治权威。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又往往是个人权威与集体权威的混合形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在最广大人民的心目中，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心目中，早已是党的化身，民族的灵魂，指引的方向就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凌驾于党之上，却又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样一种现实混杂的政治体制，使得人们无法分辩也没有必要去分辩二者的不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的政治权威既得益于领导集体中其他成员的大力支持，又时时面临其潜在或现实的威胁与挑战。把的政治斗争归结为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力欲望是不确切的，但在为人民掌权的前提下，如何掌好权、用好权，与其他领导人存在分歧也是显然的，特别是在的晚年。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制约了政治权威的良性发展。

第三条线索是领袖与群众。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正是他领导下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的感情、对人民力量的倚重、对人民未来福址的设计，以及人民对的感情、人民对思想正确性的确信、对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的信念，是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的基本内容。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又是有导向性的。虽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从具体的时期或环节上，领袖的作用往往是主导的，特别是在领导下的中国更是如此。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领袖对人民的相信和人民本身对领袖思想的认知。领袖对人民的相信，集中体现在总结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赖群众。但在很多时候，他又忽视民主，过分地强调集中，进而包办人民的一切。实际上又滑向怀疑人民能力的一边。这就是自己讲的"自信又不自信"的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心态，正如特里尔所言，"他（指）教会中国三代人去公然蔑视中国人民2000年之久的教条和权威，然而最终，或许他自己也感到绝望，他树立了一面天子出言皆金科玉律的镜像。这可怕地表明，旧世界老是附在新世界身上而再生。"而人民对于领袖思想的认知，实事求是地说是十分有限的，即便是的思想著作十分的通俗易懂。因为人民整体上的素质是不高的，参差不齐的，加上领袖与人民中间的各级干部在传达领袖思想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实际的情形更是如此。在"个人崇拜"盛行和大搞"禁区"的情况下，人民更容易滑向盲从一边。而人民的盲从经过中间存在弊病的环节汇报到领袖那里，又往往给领袖造成错觉和假象，把本来不正确或不确切的东西，当成正确的、确切的东西确定下来，坚持下去。正所谓"谬种流传"，恶性循环，直至悲剧的发生。而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二、考察政治权威的变化特征

关于这个命题，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权威确实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比如邓小平就认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种对历史事件"宜粗不宜细"的划分较为简单，表现为从时间上大致划定一个界限，从性质上区分一下正确与错误。而且这种划分代表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流倾向。但是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对的思想、权威进行追踪式的考察，也不是没有人做。比如许全兴教授著的《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和弗里德里克·泰韦斯著的《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特别是后者，对于"政治权威的变化特征"还做了比较深入且深刻的考察和分析。问题在于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按照一条什么线索来考察和分析。这里我们将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结合思想与权力、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等因素，从分析重大事件入手，对政治权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做一次全程性考察和分析的尝试。

1、1920年-1921年。参加建党活动，并出席了中共"一大"。这一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带来了新的希望，是中国革命的崭新起点。对于而言，这为他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基础。他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他以后与对手竞争的一个重要政治资本。

2、1922年-1927年。分别领导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出席了中共"三大"，出任中央局秘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还出席了"八七"会议。这期间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已经有了一定威信，并且结识了刘少奇。他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在党的领导人中间，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广泛、最值得信赖的天然同盟，第一个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即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成功发动了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

3、1928年-1934年。领导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挫败了国民党三次"围剿"斗争。这期间，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来指导革命斗争。同时，他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不仅进行了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初次尝试，而且与、结缘并展开了包含曲折的合作。代表党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领导革命斗争，从原先的"毛委员"，到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了其对手挖苦的"山大王"。这时的他不仅拥有权力，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山沟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具体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加上同僚的支持、群众的拥护，而党中央又远在上海对苏区无暇顾及，自然是中央苏区的权威人物。但不久朱毛发生了分歧，集中体现在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在部下的主持下，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但这样的处理结果，却引起了不小的混乱，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挫折。这时身为中央高级领导人的发来了"九月指示信"，支持了的主张。顺势进一步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并重新掌握了权力。但这件事的最终处理也为日后中央粗暴干涉苏区内部事务、整开创了先例。成功领导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却意外的被解职，就是例证。

4、1928年-1936年。从遭排挤赋闲，到遵义会议利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机会击败博古、李德，重新掌权，再到长征中击败最大对手，已经从实际上逐渐确立起其政治权威。这期间，与、有了较好合作。这里有一个问题实在值得商榷。即究竟该如何评价遵义会议的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革命危急时挽救了党中央，也挽救了党的事业。但遵义会议能否就被认定已经确立其稳固的领导地位呢？我看则不然。这是因为：遵义会议后，虽担任政治局常委职务，但党的最高领导人是；虽拥有了权力，但他仍是的军事助手。况且，或者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有着与一样重要的政治光环和资本，并创建了面积广大的根据地，还领导了一支有八万精兵的的存在。只不过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政治优势，那就是可以像他所推崇的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是不满意遵义会议的决议，不满意和等人的软弱和妥协。他依仗自己的资格老、势力大，加上他野心勃勃，便贸然成里"第二中央"。而这却为以中央名义从政治上和舆论上抨击身为"诸侯"却有"谋逆"之嫌的以口实。但从军事上，当时还远远没有讨伐的实力。在与斗争中至少存在四个明显的失误，也正是这些失误使得走上了绝路。一是他另立中央，，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遭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和威胁。二是他没有抓住机遇，迅速北上与徐海东（原为部下）领导的陕北红军回合（或许他没有接到徐海东早已到达陕北的消息）。三是他不该带大部队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雪山草地上徘徊反复，不仅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实力，也丧失了有利的战机。四是他在与领导的中央达成了妥协以后，又没有及时向陕北靠拢，而是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艰难的西征。结果是损失惨重，失掉了最后较量的家底儿。在击败以后，可以"休闲地"读书学习，并写出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5、1937年-1945年。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击败王明，成功地从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起其政治权威，标志就是中共"七大"上把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核心成员（排除了李立

三、、、王明，而加入了刘少奇、、任弼时）。在这时期，在思想上也获得了丰收。他不仅创作了指导抗日战争、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建立联合政府的军事政治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还创作了旨在改造人们思想的著名的"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此外，在职务上，取代了出任党的主席；而更早些时候也取代（原任军委书记；以前不设军委主席职务--作者）、（原为实际的军事负责人）出任军委主席。同时，在延安，还开辟了一段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和谐相处的被世人称为的"延安时代"和"延安风气"。

6、1946年-1949年。成功地领导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样，就从党、政、军、意识形态等四个最主要的方面巩固了其政治权威。

7、1950年-1965年。能够构成对政治权威威胁与挑战的是刘少奇。这是因为：从权力来看，刘少奇是党的二号人物，1959年又当选国家主席。从思想理论上，不如刘少奇懂经济，而建国后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从组织上，刘少奇有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在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否定斯大林事件"的刺激下，加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日趋严重且公开化，便着手把刘少奇"搞下去"，并获成功。期间发生了被认为是"挑衅行为"的事件，结果把的军权解除了。这段时间，除了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篇政治性的著作以外，而没有什么经济方面典型论著。但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带头做检讨和带头不吃肉，却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一时的好转。

8、1966年-1971年。能够构成对政治权威威胁与挑战的是。但事情的原来却并不是这样的。擢升，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平衡刘、邓的势力。但在刘、邓被打倒以后，的活跃和野心令忧心忡忡。最后选择了一条冒险的道路，被击败。此时的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写自己的思想著作，只不过是把自己以前的作品不断翻印罢了。

9、1972年-1976年。在事件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对政治权威构成威胁与挑战了。但还是处于平衡和控制的目的，重用了""，来制约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老人们"，并充当了""与"老人们"矛盾的最高裁决者。但从那以后，渐渐感受到了来自人民内部越来越多的怀疑和不满，加上他年事已高，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整肃和纯洁人们思想的行动了。他开始绝望，因为他和他的人民一样清楚，自己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最后他带着他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就此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时代过去了，而另一个时代也已经悄然来临。

三、分析政治权威的影响因素

1、个人条件。对的个人魅力，目前中西方学者都有不少很好的论述，特别是西方学者的见解更是独到。比如，施拉姆就认为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为人类的最终命运而操心和战斗的人，的意志坚如磐石。竹内实认为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是一位既有权力又有思想的伟人。迪克·威尔逊则认为，尽管有五卷选集和学者外貌，然而从本质上讲，毛是一个重于行动的人。而特里尔则更为有趣，他从的肖像就一眼看出毛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大人物"，等等。把这些论述（意志、权力、思想、实干、肖像）联结起来，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的"权威形象"。那么，除了这些，还具有哪些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条件呢？这里主要介绍两个：

一是资格条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一点上，只有陈独秀、和是的竞争对手。这是因为：陈独秀和是党的奠基人和最主要的缔造者，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而与则是因为他们曾在党内担任过要职并掌握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是实力诸侯式人物。而其他创始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但很早就被杀害，而陈独秀则是犯了右倾错误而被赶下台去，甚至被开除出党。至于这个实力派人物，则是在长征途中由于自己的失误被击败，最后沦为国民党特务。其次，是军队的最主要缔造者和毛式革命道路的首创者。在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军队及其他缔造者，总是听命于党的。特别是以党的名义号令时和他担任军委主席以后，更是没有人敢与之匹敌。期间有一个插曲，就是一九五九年庐山斗争，与发生了分歧，开展了与争取军队支持的较量，结果是罢免了的国防部长职务。

二是能力条件。的组织和领导才能、魄力和意志受到世人的赞誉。他把几亿中国人调动起来，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和政府组织，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960万平方公里甚至更大范围的土地上，展开了与800万国民党军队、号称不可战胜的日本军队、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不断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他都能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带领几亿朴实的中国人向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开战，向茫茫自然界开战，体现了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此外，他的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才能也是鹤立鸡群，就是他的经济才能也在艰辛而又曲折的探索中有所展现。然而他的能力最终表现在，他用他的思想和意志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2、历史机遇。这个方面的典型论著是雷蒙德·怀利的《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一文。文中介绍了这样几个促成政治权威的历史机遇："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到1943年5月底，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就提供了崇拜及其思想的极其适宜的土壤。"文中又指出，"对毛的崇拜是在国共两党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双方却力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将自己的领袖和思想提到首要位置。"但在国际局势恶化，抗日最艰难的情况下，两党领导人分别开始在其内部整肃，即"因叛国投敌，并在南京建立傀儡政府，而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来修补国民党在形象上所遭到的损害；也忙于克服威胁其权威地位的分裂倾向（估计是指清算的分裂主义--引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以后，国际局势扭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这时两党爆发了与军事斗争并行的思想争论，而"两党之间所争论的实际问题，当然是谁最能代表中国人民应走的''''正确''''道路，谁能拿出最具说服力的、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产国际意外地宣告解散。这一事件无疑对是一种解脱。因为他领导的中共终于可以摆脱"外国婆婆"的控制和干涉。正是这样的特殊背景，才为崇拜及其思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以上主要说明了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机遇。至于政治权威发展的历史机遇，则还包括朝鲜战争、中苏斗争、中美斗争三个重大事件。从决定出兵朝鲜到取得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的胜利，不仅震撼了整个世界，而且唤起了中国人民比1949年建国还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为赢得了更高的世界知名度。中苏斗争是与"外国婆婆"斗争的延续，而也渐渐地从苏联领袖那里夺过了第三世界领袖和代言人的名分和威信。中美斗争，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跃太平洋访华并亲自觐见的事件，更是极大地扩大了的威望，极大地提升了的形象。总之，这些事件使得更加扬名世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国际威望。

3、合法性基础。影响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不少人理解中是群众的支持和心理认同。而在我看来，这种理解要么是不确切的或者是片面的，要么是伸缩性很大的。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社会层级管理模式来分析，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至少应该包括干部（臣）、群众（民）这样两个基本层次。但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封建传统意识来分析，除了皇帝，其他所有人包括臣、民均为皇帝的奴仆的话，那么干部包括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也当然是群众。不过这种概念游戏却并不能抹杀官民之间的差别，也不能混淆二者对领袖贡献的大小。讲，"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而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环节是再重要不过的了，也是再微妙不过的了。所以，与其说是对群众疾苦的关心，倒不如说是对实际统治群众的各级干部的担心更确切些。但也的的确确是由各级干部和群众共同构成了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主依赖贵族与依赖群众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依赖贵族要比依赖群众效率高些，但风险也大。因为一点儿小恩小惠就可以满足群众的要求。而贵族，特别是实力派贵族，则胃口很大，往往是得寸进尺。如果说臣伴君如伴虎的话，那君伴臣则如伴狼。俗话说狼子野心说的就是一些不安分的大臣。美国人弗里德里克·泰韦斯说，"封建帝制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权威关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传统的忠于皇帝的观念，特别是忠于各朝代缔造者的思想，巩固了在高级领导层的基础"。这一点，有搞的"献忠心"、"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为证。但从另一个角度，还存在其他封建传统对于巩固其在高级领导层的基础不利，比如将相的"功高震主"或"阴谋叛逆"等传统。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影响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的几个重要人物。

一是。他曾留学苏联，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也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从苏联回国后，因其"同党"王明、博古等人把持中央权力，而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职位--政治局常委。他为人正直、善良，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人。在长征途中，因不满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经王稼祥"介绍"，与结成"联盟"，帮助在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和李德，（作为条件）他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世人称这时的为"汉献帝"。在延安，击败王明，并全面、彻底地清算王明为代表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因其历史问题而主动让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建国后，他被分派主管对苏外交事务。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失势，致使其政治生命的终结。

二是。他曾留学法国，是留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军队的创建者之一，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一度是的直接领导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虽具有出色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但缺乏担任一把手必要的能力、魄力和意志。特别是建国后，在经历了刘少奇事件后，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他甘为第二和的下属，因为他深知跃跃欲试想出头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三是。他曾留学德国、苏联，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军队的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军队总司令一职，被誉为"红军之父"。朱毛分歧以后，朱不再怀疑决策的正确性。即使到了""，他还担心怀疑就有可能被以后的事实证明自己是错误的，怕冤枉，进而给党造成损失。建国后，他主持人大工作，失去了对军队的权力。渐渐地淡化自己，种草养花，修身养性。

四是刘少奇。他曾留学苏联，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早期主要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和白区斗争，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干部。其特点是原则性强，具有杰出的经济领导和组织才能，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战略远见。在长征途中支持过。到了延安，他得到的赏识。特别看重他的留苏身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而这又是与王明等留苏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砝码。而刘少奇也尽了最大努力表现了对的支持和忠诚，特别是党的七大，他对的赞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建国后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这时的他成了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当时的格局是：以为代表的党派，以刘少奇、邓小平、（或许还有陈云）、彭真为代表的经济与北京派，以、为代表的军队派，以为代表的政府派。其中，以的政府派实力最弱，妥协性最强，并最先向靠拢。其次是军队派，在庐山会议被剥夺了军权以后，就坚定地站在一边。最后就剩下经济与北京派了，首先批评彭真领导的北京是"独立王国"，进而改组和瓦解了北京一支；后又采取批刘保"邓"的策略，分化并击败经济一支，彻底解除刘少奇的权力。

五是。他是麾下的一员战将，他率部南征北战，战功显赫。建国后以养病为名淡化角色，坐山观虎斗并等待时机，在失势后占据国防部长一职，开始"攀升"。在批刘斗争中，格外出力。特别是把军队变成思想的大学校，把军队变成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受到的青睐。赞扬并推广部队搞的"三支两军"就是例证。（作为条件）把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来增强其合法性。但的权力在的控制下十分有限，他只能调动他手下的所谓"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第一个号令"就是对自己权力的验证，但引起了的疑心。在国家主席的设置上，与的分歧公开化，引起的警觉。开始"抢班"，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远远不是的对手，结果是仓皇出逃，折戟沉沙。

这些人是为确立和发展其政治权威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支持增强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但他们又多少对政治权威构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与挑战。其中，是敢于作自我批评的聪明人，所以成了政坛上的"不倒翁"。是聪明在先，糊涂在后。他主动让位受到的赞扬，保全了自己。后来到庐山会议，他参加到毛彭分歧中彭的一边，致使认为他是"旧病复发"（是指以前曾参加过王明、博古对的斗争），最终失去的信任。而是憨厚老实的聪明人，被认为是保持了"晚节"，同时他也成了掌握军队的一面旗帜。刘少奇则是过于原则或者僵化，在与有了分歧以后，不是去尽力弥合，而是执意坚持。结果被"误以为"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遭"清洗"。至于，他与相比，毕竟不是多面手，一向沉稳老练的他结果还是犯了迫不及待的"急性病"。从"万岁不离口"到"背后下毒手"，就可见其阴险狡诈的一面。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不料竟丢了手艺不说，还送了性命。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中，只有、，或者包括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容质疑、无法更改的事实，即在他去世前将始终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无意去改变这一切，结果保全了自己；而则选择了冒险，结果遭到惨烈的失败。而、刘少奇越往后却越忽视这一点，以至于公开批评刘少奇不尊重自己，结果他们为自己的"冒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与这些人的合作和斗争中，最终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却无论如何也来得太迟了，他已经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一方面，与其对手所联系的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出现了裂痕，短期内又无法弥合；另一方面，事件宣告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的破产。更为可怕的是，渐渐发现，很多人，特别是高级领导人都把他当成一尊佛像来供奉，而实际上是在静静地等待他的死期。这是一场生命竞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没有什么优势。不幸的是忠于并深孚众望的又走在了的前头，否则是不用担心自己的后世的。这种状况决定了的政治权威没有可能进一步升华，而是随着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

其次是群众的支持和心理认同。群众相对于干部而言，要单纯的多，其整体素质也低的多。在隔着干部这一中间环节的情况下，领袖对于群众又神秘的多。在信息互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群众被蒙蔽、煽动也容易的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赢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容易的多。"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的发明，也是运用最有效的形式之一。但这里要说的是，虽然找到了自己最忠实的依赖对象，但群众素质低下和参差不齐，以及盲从和近似愚忠的特点，又"纵容"了的独断专行。群众这个基础，更多的时候成了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自己话的领导人的有效工具。因为随意就可以判定某个人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由他自己代表人民对那个人进行宣判。实际上，日益成了干部与群众矛盾的最高裁决者。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体现在言行上，人民越来越从理想还原到现实中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些群众开始怀疑、开始不满，导致政治权威的群众基础有所松动的根本原因。

4、传统因素。这里主要介绍三个：

一是缔造者和对缔造者忠诚的传统。缔造者拥有当然的权威，正如传统意识中开国皇帝拥有当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样有其合法性基础。这一点已被张江河博士对西方权威一词的考察结论，以及"个人条件"之"资格条件"所论证。另外，与此相伴的是，臣民对皇帝的忠诚的传统，这一点我们已在"合法性基础"之"人物分析"中有所说明。

二是"独断专行"的传统。"独断专行"向来是历代统治者的作风，特别是他们骄傲（他们最容易骄傲了）起来，更是一意孤行，肆无忌惮。晚年，其政治权威发生变化，并受到一定的抵制和挑战，就与的"独断专行"和"骄傲"有直接关系。这一点，金春明教授早已点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详尽的说明。

三是"个人崇拜"的传统。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党校的许全兴教授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二是同历史传统有关。"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三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但是国际共产主义云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这三个方面是导致对和政治权威崇拜的基本原因。"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即"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

以上是对影响政治权威发生变化的"个人崇拜"做了介绍。其实，"个人崇拜"对于政治权威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历史性贡献的。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对及其权威的"个人崇拜"了，而那时的"个人崇拜"有些是群众自发产生的，有些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时有哪些政治需要呢？第一，从共产党内部来看，要彻底清算和王明等前任领导人的影响，需要极大地宣传，需要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搞起对的崇拜。第二，从共产国际和苏联来看，要取代王明并确立其领袖地位，需要极大地宣传，需要在留苏群众中搞起对的崇拜。第三，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国共两党争论的核心是谁是中国未来道路的正确代表，共产党要争得政权和人心，需要极大地宣传，需要在全国范围爱好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的崇拜。第四，从国际方面来看，要想让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看到中国的有生力量和希望所在，进而取得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共的援助和道义支持，需要极大地宣传，需要在国家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的崇拜。这方面的代表是美国人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而实际上，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刘少奇、任弼时、高岗，甚至还有王明，也积极地搞起对的崇拜。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明并非出自真心罢了。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气氛中，顺理成章地树立起其无与伦比的，甚至是蜚声海内外的权威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政治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完成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所造成的深刻后果--政治权威的确立，却又是支撑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源泉。

5、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对于和政治权威的重要影响性，邓小平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和幸运者，在认识上要比别人更早些，也更深刻些。他在总结""教训中谈到，"单单讲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后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谈话又说，"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金春明教授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历史的实际是组织上有错误，制度上有缺欠。"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实，在另外的场合，邓小平还批评了"钦定"接班人的做法。因此，邓小平的结论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推向了反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所谓不好的制度把推向了反面，而这些制度本身又是从以前的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而来的。那么以前的制度是不是也不好呢？如果以前的制度不好，那又如何理解这种不好制度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呢？不少人，甚至邓小平也认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现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就说以前主要靠的个人的自觉，而不是制度本身包含着行之有效的机制。这就不难认定以前的制度是有缺欠的。中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延安，中央赋予了对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做决断，可以否定党的决定。而这种规定也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问题在于制度没有做到适时调整和完善，没有进一步推进制度的创新。因为一个制度在一个时期或一定范围是适用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或另一个范围却未必适用。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约束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而对于领导人的约束则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效果。所以邓小平在未来制度的设计上要求，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为了克服领导人可能的"人治"问题，最终选择了制度化或者"法治"的轨道。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则主要是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到底，关于领导人的制度，较之其他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关于领导人的制度问题也是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是一个关键。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的思维和方法。虽然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但是对于搞经济的确不如他搞政治、军事和外交那么得心应手。他认识到了困难，并号召人们克服困难，去学习经济工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未来虽然充满信心，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确切的认识。几经挫折以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恰恰是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警觉。说，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因为我们正确执行了英明决策的结果；相反，我们工作的曲折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执行英明决策的结果。这就让觉得，错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在"另搞一套"。转而他的思维又滑向用他熟习的政治斗争来纯洁和整合"面临分裂"的党，实际上是又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思路上来。他习惯性地"向后看"，又习惯性地从历史典故中来找出现实斗争和设计理想社会模式的依据。他开始迷恋过去，迷信自己的经验，甚至对一些自己早已抛弃的乌托邦理想起了兴趣。他到底没有学会经济工作，正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厌恶技术，进而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感也日趋减弱。他也没有虚心地向懂经济的刘少奇学习，而且他也把人们引到一条别的路上，而不是去学习经济。再说他对学习经济的困难还是有些估计不足，实际上，那绝不是几年就可以完全学会的事情，而需要十几年、几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结果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急性病"，所以他临终前才认识到"不要着急，慢慢来。"总之，正是因为没有彻底摆脱对过去的迷恋和对自己经验的迷信，没有使自己的思维和方法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悲剧。

四、研究政治权威的有益启示

究竟这次研究政治权威的意义或者启示是什么？有多大？这在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来说，的确有说明的必要。因为：从生前被神化，到他逝世后不久遭遇"非毛化"思潮、《决议》全盘否定""、从神坛走下，再到北京"政治风波"迭起，重新肯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的思想预见（龚育之），直到现在我们重新提起的"两个务必"（），也渐渐回到我们中间。这期间我们既有曲折，又有痛定思痛，在经历了几个"否定之否定"以后，我们中的有些人明白了点什么，有些人仍旧糊涂，还有些人眼睛向前看不愿回首。然而，每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遇到重大灾难或挑战的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翘首期盼东方红日的升起，呼唤中华民族再一次空前团结的凝聚。而和他的政治权威正是这一切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曾经辉煌欣喜但又尘封多年的光荣岁月。斯人已去，而我们对他的研究，至多是还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而对于现在的我们则意义更多，也更大。

那么研究政治权威意义何在，或者有什么启示呢？我想大致有这样几条：

第一，重新认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虽然恩格斯早在《论权威》中用大量的实例和不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是人们对于权威存在的必然性的认知仍然是不稳定的，总是习惯于以某种得失为标准来主观断定权威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在结束""的最初几年里，有一部分人搞起了"非毛化"运动，不仅是针对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又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针对邓小平的。而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威传统的，目的是要否定权威，进而搞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且这些否定权威、反权威的思潮还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起了蛊惑人心、破坏团结和统一的极坏作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及时、果断地抵制和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潮，并在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没有权威不行的政治要求。看来我们仍有必要向人们说明或强调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使人们统一认识，维护中央权威，进而保持政局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把握权威运行的规律性。人们对于权威存在的必然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没有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权威运行的规律性。那就是说，权威是一种有规律的政治社会现象，就是基于某种特殊需要形成的权威，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同样是遵循一定的条件和规律的。那么权威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权威的存在是客观的，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和工具，权威对于任何人或集团都是极端重要的，但在运用上又是因人而异的，在效果上也各有各的不同。二是权威是动态发展的，不是一尘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万古不变的教条，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权威。三是权威的发展变化，是与权威主体、权威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权威存在的客观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有着直接关联的。四是权威的发展方向（良性或恶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威主体本身的素质和觉悟，但更主要的是靠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制约和保障。五是权威的发展同样有其兴衰起伏的周期，这是有权威主体、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人民的觉悟和社会的进步要求所决定的。当旧权威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那么时代就会呼唤、孕育和造就新的权威来取代他。

第三，适当地树立和培养各级领导者的权威。正是因为社会对权威的客观要求，以及权威本身的特殊功能，所以树立和培养各级领导者的权威是有根据的。问题在于如何树立和培养？在树立和培养的权威时，尝试了把的政治地位写入党章，以增强其合法性。但并没有感到自己地位的稳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随时可以改变他的地位，把他的政治地位从党章上划掉；更是因为他认识到领导下的社会施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邓小平在提出要有权威和要树权威的同时，提出为树立和培养权威创设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要营造一个"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治环境。但法治化的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绝不是一躇而就的，所以现在我们仍有必要花极大的气力去进一步建立、充实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制度的设计制定，以及制度的维护、执行和创新同样靠的是人。所以不断提高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的素质和觉悟，更是一个经常性的要求。第三方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树立和培养权威要容易得多，但同时其权威僵化，甚至走向反面也会容易得多。所以，我们还需要以开放促进权威的良性发展，用制度创新的办法和途径来平稳解决一个旧权威向新权威过渡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第二卷，1983年；第三卷，1993年；

：《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

：《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金春明：《如何认识晚年的错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年7月号；

萧延中：《外国学者评》，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许全兴：《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宋一夫、张占斌：《中国：热》，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

此外，关于史实方面，还参阅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延安》、《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