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终结论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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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托在艺术哲学成为现实的基础上，作出了艺术愈加依赖于理论的判断，从而得出了艺术家正将工作移交给哲学家的结论。黑格尔始终是在思想体系内推断出艺术衰亡的命运，认为艺术会逐渐丧失真理和生命而日渐式微，而丹托则在狂飙突进的现代艺术运动中反思，预言艺术发展的动力已经枯竭，我们终将进入一个后历史的艺术时期。尽管黑格尔和丹托对于艺术终结的命题有着不同的阐释，但他们的预言却昭示着相同的未来图景：艺术终将被哲学取而代之。时至今日，艺术从来就没有真正终结过，然而自杜尚开启了观念至上的历史，艺术语言与观念呈现出割裂的态势，科技理性在漠视生命个体性的同时也在消解艺术的功能，使我们意识到艺术终结论并不是虚妄的预言，而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命题。

理性主义与艺术的冲突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对理性的信仰。启蒙思想家积极宣传“理性”与科学，高唱“理性”的赞歌，向往“理性的王国”，提倡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正是这种理性思想的锋芒，让黑格尔看到了艺术必将衰亡的命运。在他看来，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用感性去显现理念，在一个“偏重理智”的时代，艺术会逐渐丧失它自身的能力———感性，因此，艺术已经不再是实现人类心灵的最高旨趣的必要方式，因而艺术会向宗教过渡，最终将被哲学取代。他说：“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1］（P15）在丹托看来，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包含着一个“理论氛围”，只有在艺术作品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其特性。丹托说：“授予《布瑞洛盒子》和《泉》以艺术地位，与其说是一种宣告，不如说是一种发现。那些专家是真正的专家，就像天文学家是关于某个东西是否是星星的专家一样。他们发现那些作品具有意义，而它们那难以识别的类似物却缺乏这些意义，而且他们还发现这些作品具有这些意义的方式。”［3］（P751）在丹托看来，靠感性是不能真正认识艺术作品的，只有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深入到艺术史和艺术评价等构成的“理论氛围”中才能真正认识到作品本身。不论黑格尔还是丹托，他们关于艺术终结的预言，都与启蒙运动之后的科学理性至上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性主义是一种对世界进行逻辑化的区分并将其对象化的知性思维方式，它把主体与客观世界抽象地对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变成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与世界只剩下纯粹的手段，精神的生命在冰冷的理性和法权社会之中被逐渐消解，独立自主的整体和自由散失殆尽。哲学家J．G．哈曼强烈反对理性主义，他不无幽默地说：“上帝不是个数学家而是个艺术家。”面对启蒙理性的“对象化”的世界和功利主义的王国，黑格尔认为，现代“偏重理智”的文化精神极其不利于艺术的发展。鉴于此，黑格尔感叹道：“命运把那些古代的艺术品给予我们，却没有把那些艺术品在其中开花结果的当时伦理生活的春天和夏天一并给予我们，而给予我们的只是对这种现实性的朦胧的回忆。”［4］（P229）

对于“终结”的预言，除了艺术的终结外，还有“因克隆技术的发明而言生育将不再为性情左右，成为纯粹的技术行为，遂预言家庭终结者；另外，还有因信息技术的发达而预言书写文字，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印刷、出版、书店、有围墙的图书馆与学校亦将终结者等等，不胜枚举，似乎一切关系人类道德、性情、信仰、智能、行为的传统方式都将因新技术的滥觞而消亡殆尽，最终导致传统中人的概念的终结。”［5］（P54）所有这些关于终结的预言都透露出对于科学技术的魔力的迷信。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社会生活急剧转变的同时，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崇拜近乎迷信，“人们以为科学是无所不能的，然而，事实上科学将对象物质化的特征，必然导致对人的物质性一面的重视，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人的精神性一面的忽视，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此长彼消的局面。”［5］（P2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艺术在克服科技理性的局限性、构建人的精神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艺术运动正是对科学理性主义最顽强的抵抗，理性思维的主宰地位在艺术领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野兽派、达达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各种流派都是以对抗理性主义为目的的，正是“以这种非理性意志主体为基础的现代意识对资本主义理性的反抗，产生了对个体独异性的追求”［6］（P142），形成了艺术史上绚丽多彩的局面。“但自抽象主义出现以后，艺术探索渐次向语言内部倾斜，导致语言的日趋精致化、深刻化。语言的延伸从来是生命体验的结果，但是语言的绝对化模式亦导致接受层面的陌生感，随即而来的是艺术的精英化，使艺术与社会现实疏离。”［5］（P69）杜尚为了挑战艺术精英化的理念，将一个小便器作为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展出，随之而来的大地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非以语言为介质的艺术，呈现出艺术语言与观念割裂的态势。

关于艺术语言与观念

艺术语言又称艺术语汇，指的是在塑造艺术形象、传达审美情感时所使用的技术系统，是艺术作品形式的基本构成要素。观念是形而上的存在，是思想的结果。艺术语言与观念始终是一体化的存在。“语言的存在意味着观念的存在，反之，观念的存在亦意味着语言的存在，它们之间无论谁离开了对方，其意义则会变得模糊，形成事实上艺术的缺失。”在黑格尔那里，艺术作为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必然向宗教过渡而最终走向哲学。他说：“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的意识形式是观念，因为绝对离开艺术的客体性而转到主体的内心生活，以主体方式呈现于观念，所以心胸和情绪，即内在的主体性，就成为基本要素了。这种从艺术转到宗教的进展可以说成这样：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如果艺术作品以感性方式使真实，即心灵，成为对象，把绝对的这种形式作为适合它的形式，那么，宗教就在这上面加上虔诚态度，即内心生活所特有的对绝对对象的态度。”［1］（PP．132－133）黑格尔在理论体系中推导出艺术终将被哲学取代的结论。丹托置身于20世纪末期的现代艺术思潮中，受黑格尔思想的启发而反思艺术。他通过树立西方绘画从野兽派、立体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过程，发现作品中的物体形象越来越难以辨认，最终在抽象表现主义中完全退出画布。他认为，“由于会有纯表现的、因而也就根本不具清晰再现的绘画，再现性必然会从艺术中消失。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更有趣的事实是艺术史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2］（P116）在丹托看来，当艺术作为视觉形象的叙事方式越来越趋向于哲学化时，艺术史最终走向了观念史，也就意味着艺术史叙事的终结。他说：“黑格尔惊人的历史哲学图景在杜尚作品中得到了或几乎得到了惊人的确认，杜尚作品在艺术之内提出了艺术的哲学性质这个问题，他暗示着艺术已经是形式生动的哲学，而且现在已通过在其中心揭示哲学本质完成了其精神使命。”［2］（P19）西方艺术在缤纷多彩的发展历程中，从追求准确再现的阶段进入到现代主义追求艺术语言的纯粹性，语言与观念并不是始终平衡并重的，其间或向语言倾斜，或以观念为先，表现出相互沉浮的历史局面。语言和观念作为艺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始终不曾剥离开来。自杜尚开启了观念至上的时代，出现了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人体艺术、包扎艺术等被哲学的“观念世界”所代替的艺术，成为纯粹“思”的事件，观念即艺术的命题颠覆了语言的意义，观念成为后现代艺术最为鲜明的话语方式。艺术即观念实质是“拆解”语言与观念的一体化内核，抛弃语言而最终消解艺术本身。值得思考的是，不以艺术语言作为叙述方式的观念，是否还属于艺术的范畴。西方艺术从自然的模仿到自我意志的表现，呈现出语言与观念此消彼长的态势，一直是一个孰轻孰重的矛盾结合体，中国绘画自古重“道”而轻“技”，却并不拒绝技术，艺术语言与观念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语言与观念是艺术的全部，一个是有形的存在，一个是无形的存在，二者互为表里。单有语言或者单有观念都不能称作艺术，艺术是语言和观念的复合体，在它们被称作艺术时是共时态的，不可分解。”［5］（P67）如果观念不以语言作为承载方式，那么这种叙述实质已经走出了艺术的边界，进入到另一个介入社会生活的范畴。

艺术与生命个体的关怀

在我看来，艺术终结的命题所预言的并不是艺术的命运，而是人类的命运。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无论全球变暖还是资源枯竭，自然灾害亦或核危机，都昭示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重要性。艺术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意志与情怀，作为表达对周围世界的个体感知和经验的艺术逐渐进入了概念思考的范围，艺术终结的命题折射出的是人类生活的困境。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紧紧抓住一些普泛的观点、规定、职责、权利、戒律、准则，与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强调普遍性和同一性不同，艺术追求个体性和风格化。科学和管理重视机械化的“重复”，艺术推崇自我意志表现的“唯一”。彭锋认为，这种同一性思维的合理化运动产生了行政管理体制和现代科学，而追求个性的现代艺术正是他们最顽强的敌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合理化运动，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驱逐个体性的生命。现代艺术是对这种合理化运动的最顽强的抵抗，立体派、青年风格、野兽派、抽象派等艺术流派竞波逐流，追求艺术自由，表达独立个性。“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把世界看作表象的，只能是由与世界对立的主体来构成。这样，一个彻底由主体支配的世界出现了，但这个主体已不再是‘我思’主体，而是非理性的意志主体；启蒙主义的理性的人转变成了非理性的、禀赋着生命力———意志———的人。而且这个主体不再是以类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类主体转换为个体－自我主体，可以说，整个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就是把这个个体－自我主体作为其意义、创造力的唯一基础。”［6］（P1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充分肯定艺术对于生命个体性的关怀，他说：“如果艺术传授什么（首先对艺术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艺术，作为私人事业最古老、最具字面意义的形式，在一个人心中，有意无意地培育一种独特性、个人性、分离性的意识，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我’。”［7］

任何概念和规则都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抛弃艺术语言的观念必然是同一性的，然而任何具体的人生都是个体的生命体验，艺术作为挖掘、捕捉、记录人的生存经验的方式显然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另外，审美是艺术的根本属性，而以观念为唯一目标的艺术则表现出对审美的极大蔑视，哲学取代艺术的同时，意味着审美的散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已经从人类精神需求中消失，审美已无法从普遍存在的人类生活现实中剥离，观念艺术对艺术的重新诠释并未造就替代审美存在的精神场域，审美仍将继续存在，而被称作艺术的人类行为仍然是审美使命的基本负载。”［5］（P69）如果失去了审美的前提，显然也就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审美的丧失等于艺术的丧失”，因此，在未来社会，艺术依然是关怀个体生命、追求审美理想不可替代的凭借。在现代社会，随着数码、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之间日益交融渗透并相互影响。各种科学技术的介入使艺术越来越依赖科技手段，艺术作品中的科技含量空前加大，与此同时，科技理性在现代社会的统治地位，使艺术发展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挑战。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都被常规化的机械方式支配着，形式化制度和现实的利益束缚和支配着我们。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异化了人类的生活，更多的时候，人们在设定好的程序里运转。这种“偏重理智的世界和生活情境”，在马克思•韦伯那里被称为“工具理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技术理性不仅损害了艺术的形象，而且消解了艺术的意义，从而拆解了艺术中的感性与理性，导致艺术失去了生命。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艺术在抵御科技理性将对象物质化的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技术和制度为人类生活建立外部秩序，那么，艺术和宗教则为人的心灵建立内部秩序。在今天这样一个理性至上、科学强势的时代，人类更需要艺术的心灵慰藉，需要艺术来维持人之为人的身份。艺术非但不能终结，而且在人类联系自然和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人类对于艺术的需要是永恒的。艺术代表着有价值的生命存在的本质，艺术蕴含着个体生命的真实经验，而艺术品从经验世界中独立出来，表达并展示了人的生命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丹托对于艺术终结的断言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启迪。（本文作者：林自栋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