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文化研究的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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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无论是日常百姓生活，还是重大国家政事，协商现象无处不在，协商活动无处不有。协商事项有大有小，有政事、商事、民事。协商是为了集中智慧、凝聚力量，为了调适关系，为了判断、决断，为了决定、决策。协商文化就是在人类协商实践中形成的。从根本上说，协商文化是一种调适（政治或决策、治理、管理）文化，或者说，是决策意义上的治理文化，或调适意义上的决策文化，是一种社会（包括家庭）治理意义上的决策文化。

制度属于文化范畴。就制度文明而言，协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协商文化发展标志性成果，也是制度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协商制度形式及其内容。就今天我国协商民主发展与实践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无疑是人类协商文明史上新的里程碑，即协商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在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形下，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其实质就是协商治国理政，协商民主就是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愈益发挥重要作用。杨吉成的《中华协商文化刍论》一书，立意深远，俯仰古今，见微知著，广博厚重，给人以沧桑的历史感和厚重的文化感。著作以繁荣中华协商制度文明为统领，以突出文化“化成天下”为旨归，以强调协商的人文、和谐、同一等属性为枢要，重点介绍了协商文化及其协商民主的主要内涵、主要特征以及时代精神等，富有真知灼见，体现出广阔的研究视野和鲜明的研究特色。

一、创新性。

敢为人先，善之善者。理论的魅力在于创新及其对指导实践的普遍适用。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在于学理创新，在于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包括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作新的揭示、分析、预见及解答，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升华。本书的创新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空间宽度。当下协商文化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协商即协商民主角度着手遂行，而著者则是原创性研究广义协商文化，并坚持从民间、国家（王朝）、世界视野着眼研究广义协商文化，观点独立独到，诚可谓奠基式开先。二是时间长度。著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般的联想，以史家笔法，追根溯源，梳理脉络，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如通过“脉络轨迹”专章，举要劳动起源、协和处众、询谋则用、盟会朝会、采风制度、游说论政、星光阑珊、清议清谈诸章节，把千年百代的协商文化融入自家话语中，写出了中华协商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三是实践广度。著者遵循理论来源于实践圭臬，于2013年6月定稿并送审批立项，其专章论述“协商民主”，对协商民主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概括非常准确：民间参政新手段、宗旨意识新发展、求同存异新变化、社会建设新内涵、基层民主新发展，体现了协商民主之广泛性、多层性、人民性以及实践性特质。这与于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主题精神相吻合。

二、人文性。

万物之灵，惟人为大。“协者服也”，作者强调协商是为了人的事业。通过对协商文化概念的深入挖掘，表明：协，是一种事情、事业、事功、功业，甚至伟业。而这种事业，是靠众人之力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心甘情愿方能成就，是在和悦和谐的情状下进行。首先着眼于人，就是人文精神。著者定义协商概念包括包容性、平等性、民主性，强调协商首先是为了人。这尤为宝贵。

三、可读性。

诗化语言，诗之营构。对章节安排，可见著者煞费苦心，形式整齐，文字简约。既明白如话，而又思想涵蕴。比如著者说文化史，有“印迹昭昭焕史册，前贤后昆论短长”诗句比况。而第三章第七节“星光阑珊”中，“春秋战国，社会转型，诸侯争霸，征战频仍，乐坏礼崩，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或‘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却又商略开新，策士捭阖，谋士纵横，谋夫说客，各为其主，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协商文化一时好不盛兴”。语言颇为精当，饶有韵味。

因为是填补空白的成果，本书在内容方面难免会有些粗疏。比如“协和处众”一节就显单薄，而“谏诤谏议”一节又稍嫌庞杂。总之，杨吉成同志勇于担当，从广义协商文化的角度对中华协商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究，已经做了很多，但我们仍希望他在这条道路上上下求索，不断前行，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作者：廖冲绪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